解放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我在香港突然接到他从昆明的来信，才知道他全家已从上海迁到昆明去了。这一行动显得十分突兀，我写信去责问他：“你为什么搬到昆明去?”这一回可没有得到他的复信。一直到建国以后1949年的冬天，他突然一个人到了北京，才知道他全家正从昆明搬回上海，海道绕行天津，他让家人留在天津，独自到北京来探望几个旧友。我见他又回上海，心里高兴。而时间匆促，只在餐馆的食桌上匆匆叙旧。他的神情有点萧索，悄然地对我说道：“我是做好了最后的思想准备才决定回来的。”显然他对当前伟大的变革和今后新时代的开展还不是十分明确的。我听了他这句话非常难过，但已没有促膝长谈的时间，只能劝他多看看现实，我相信他是会了解的。他一直显得很沉默，直到我送他上去天津的火车，他好像安慰我似的，回过头来对我说：“我当然是在看，我看得出来，共产党是要把中国搞好的!”果然，这话给了我很大的安慰，我深信新的国家需要他这样的人，而他也一定能够为人民做有益的事。以后又整整二年没有见面，连通讯也很少。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我收到他寄来的建国后新版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译本，他已经健全地工作起来了。

    以后我回北京做出版工作，常有机会去上海开会，不管时间如何匆忙，我们总是要找时间谈话，他依然过着书斋式的生活，更奋力地继续巴尔扎克的翻译。也非常关心周围的事物和动静。他对问题总是作独立的思考，决不随波逐流，对于人云亦云的话，他是连听也不想听的。他对新的变革抱着热切盼期望敢于提不同的意见。文艺界不少同志是尊重他的，对他做了许多团结的工作。我感觉到他工作一年更比一年积极，精神也越加昂扬了。

    1957年春天，他被邀到北京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以后，我得到一段假期到南方几个地方去旅行，过二上海的时候，他的住房已不似过去宽敞，而我的境况也不似过去那样穷无所归了。但他仍为我准备好房间，非叫我住在他家里不可。我们谈了许多话，他总是指摘我们工作上的缺陷，和某些同志的作风态度问题。出版社出版他的译书，做具体编辑、出版、印制工作的同志，说起傅雷都感到头痛，他的译文你不好动他，一动他会和你大吵。当然解放后我们有些做编辑的同志，忘记一向“文责自负”的传统，常常像小学老师对待学生作业的满腔热忱，去对待著译者的原稿，那遇到傅雷就过不成太平日子了，他会写万言书与你辩论，驳得你哑口无言。过了编辑的关就轮到出版工作的同志，他什么都要干预，版面式样，装帧设计，印刷字体，纸张用料也都要过问到底，一丝也不肯放松，于是摩擦的事情就多了。他对改进的要求过于急躁，有些要求又不免苛刻，这样弄得常常生气、吵架，闹情绪。我觉得他也可怜，什么休息娱乐的事都没有，一天到晚就是工作，至多从电唱机听听音乐，或到院子里看一回花。我便提议一起到富春江去玩玩。达夫对我说过，那儿风景比日内瓦还好，西湖简直连比也不能比了，我是很久就想去看看的。他说手头的工作放不下来，让我先回家乡，游过四明山和天台山，回到杭州，他再来一起游富春江。而当我和魏金枝宿在天台山顶的华顶寺看过云海日出之后，就得到了开展运动，号召大鸣大放，帮党整风的消息。富春江游不成了，匆匆回到上海，还是非宿在傅雷家里不可，可他自己却整天去开会鸣放，光叫我安静下来呆在他家阁楼里写旅途见闻，没有接待我的时间，至多在夜间回家匆匆忙忙谈些开会的情况。我发现他完全改变了不爱参加集体活动的习惯，对社会事业表现了高度的关心，还暗暗地为他高兴。

    无论如何想不到，我回京不久，他已遭受了批判，那罪证是他在会议上、在报刊上对文化出版工作提出了一些尖锐的意见。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有别的我所不知道的罪恶的言行，但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可没有想通。一个有力的证据，几次见面时谈到他在波兰留学的儿子傅聪，他认为孩子在艺术上已有成就，大有前途，是可以放心的。不放心的是青年人会因小小的成就就骄傲起来，以致在政治上犯错误。他常常给儿子写万言书，传达党中央的指示，报道国内各条战线上的新景象，鼓励儿子必须听党的话，努力学习，提高政治思想水平。有时他把信稿给我看，我看完全是出于真诚的。那他为什么又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呢?上海的批判会还特地给我来信，要我揭发傅雷的罪行。我觉得这是组织任务，我对党对同志都有不能推却的责任。然而我写不出我所知道以外的“事实”。于是我就得了划不清界线，还美化右派分子的罪行。其实我也有“恐右病”，1958年春初去上海开会，我不敢上傅雷家去了。偏偏宣传部一位负责同志把我召去，派我去帮助傅雷。他说他们千方百计想挽救傅雷，不给他戴上帽子，条件是他得对自己的罪行有所认识，写一个深刻的检讨。于是我勇敢地登门了，当然我不愿他戴上帽子。但他的态度十分顽强，他写了检讨，硬不承认自己有什么罪行。我这个帮助者爱莫能助，也不知道怎样才算深刻。以后不久，他果然戴上了帽子，不承认这帽子的只有他自己。出版社不能出右派分子的书，尽管翻译的也不能出，要他改用一个笔名，他断然拒绝。因此虽让他继续翻译，他的译稿只好长期积压，静待他把帽子摘掉。后来，果然给他摘帽，但他既不承认帽子，也不承认摘掉，他拒绝出帝宣布摘帽的会，依然埋着头译他的巴尔扎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