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铸成

    过去半年多，参加了不少追悼会，陈同生、金仲华、沈尹默等不少在文革期间受四人帮迫害而死的，都得到了彻底的平反昭雪。

    平心的追悼会却没有参加，不是我疏忽，而是事前未接到通知，大概主办者不清楚我和平心的深切关系和经久的友情。

    在上海《文汇报》创刊初期，我就得到他的大力支持。他和我的年龄差不多，那时不过三十多一点，精力旺盛，学识渊博。他主要靠自学，精通德、英、俄等外文。他不仅踏踏实实研究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而且对经济、文学、历史等等，无不涉猎。在那个时候，他已经发表了不少社会主义和文学方面的书刊，特别着眼于指导青年。后来听说，有不少青年是读了他的书，受刘启发鼓舞，走上革命道路，有的还潜离孤岛，投奔苏北解放区。

    他也写过有关鲁迅的书，是我国最早认真研究鲁迅的著作之一。

    那时，他经常为((文汇报》写稿，还为我们主编《青年周刊》。

    1946年我重新主持文汇的编辑工作后，他更全力支援；除继续编辑《青年周刊》外，还不断提供十分扎实的学术性论文，热烈参加我们所开展的各种辩论，总的目标，是把匕首投向宁国府的反动独裁统治，争取民主和自由。

    解放以后，文汇初复刊时，旧同事星散；有的去别的报刊工作，有的参加了其他文化或经济建设岗位，我们的编辑队伍，一时有青黄不接之感。我为之曾向领导一再呼吁。当时，胡乔木同志任新闻总署署长，他微笑而带着批评的口气对我说：“希望你不要仅仅着眼于一个文汇，如果全国有更多像《文汇报》一样的报纸，不更好么。”

    在这一段时候，平心理解我的难艰，挺身给我宝贵的支持，每周至少写两篇社论，还亲自为我们设计各种专刊、特刊。他那时健康已不如前，患着神经衰弱症，但每周总有两三天陪我熬夜，往往到深夜，我们同坐着一辆三轮包车，先送他到玉佛寺附近的寓所，然后我独自回家。

    很清楚，他这样忘我的为文汇尽力，不仅是出于我们的友情，而是衷心对《文汇报》的爱护。

    和一切风派人物相反，他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抗风派。万事要经过自己的思考，决不随波逐流，而只服从真理，服从经实践检验过的真理。

    比如，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他曾经发表过一组文章，认为生产力的发展，虽然主要依靠生产关系的变革，但生产力本身，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管理的改善，也不断发展。

    这个论证，当时仿佛成为大逆不道，受到了不少所谓“专家”和卫道士们的围攻；重则说他是反对变革生产关系(拔高来说，就是反对革命)，轻则说他是什么二元论。

    那时，我正是“破帽遮颜过闹市”的时期，他是我仅有的可以毫不介意、坦率交谈的朋友之一。老实说，我那时实在是气馁了。有一次，我曾劝他：“这样的文章，你还是不必再写下去吧。”当时他已迁居淮海大楼里，三间相当大的房间，满是书架．，他指着书架说：“我查阅了德文、俄文版马、列的原著，证明他们有的是误译，有些引用原文，则故意断章取义；我认为我的论点是完全站得住脚的，不论从实际情况，还是根据马列的论述，我都没有错。只要报刊尚给我发表的机会，我还是要写下去，和他们辩论个水落石出。”

    时间是最公正的证人，正是在他义正词严提出这个论点的时候以及随后的若干年，由于电子、激光等等新的科学的发明、发展，引起了欧、美、日本等国生产的大幅度“起飞”，而这些国家的生产关系，基本上依然原封不动。

    但平心则早于1967年就被林彪、四人帮这一伙恶人迫害逝世了!我如果参加了那次追悼会，一定会“默默通神”地向他告慰：“你毕竟是真正的胜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