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白尘

    干校的校舍是我们下放之后一年才逐渐建筑起来的。这以前，我们都是三五一群、五七一伙分散居住在当地老乡家里。因此，我们每人都有过一住房东。称为房东，并不恰当，因为我们并非租赁关系，而是由当地领导让我们硬挤进去住的。但不称房东，又该叫什么呢?姑且这么叫吧，“吾从众”也。

    我的房东姓贾，五十来岁，是个瘦长个子，沉默寡言，对我们这群房客似乎并不欢迎。他有四间房，中间堂屋兼灶房，左右都是卧室。他有三个儿子，小儿子才十四五岁，和他同住在左边一间里。右边两问相连，让给我们住。但我瞳里有张新打而未油漆过的雕花木架床，是为准备大儿子结婚用的。他的大儿子和二儿子晚上便睡在这新床上，白天不进来。我和另外两房客就在这新床之前搁了三张铺，我的铺便横在新床之前。另外四位房客则住在里间。我想我的床位是最最不受欢迎的人，况且我还是个“黑帮分子”呢!贾家的老大和老二也都不同我们搭腔，就是证明。这带农村大概不讲卫生，孩子们十中有九都是瘌痢头，这老大、老二头上就有几块光疤，有如阿Q，只是没有辫子。因此给我的印象也不佳。我的身份自然更不许主动地和他们去打招呼。因此，第一个月里，我和房东家犹如路人。

    此地春天多雨，而我们又是“大雨大干，小雨小干，晴天不干”的，因此出工多在雨天。当时春寒未去，遇雨倍觉阴冷，我们虽然“穿的破”，可谁也不愿淋湿衣衫。农田风大，自然不能打伞下田，除了一二位先知先觉在外地买了蓑衣的以外，塑料布便成为人人必备的东西了。披头的用它，裹身的用它，缠腿裹足也得用用它。而各人的塑料布色彩不同，长短大小不一，因此每遇雨天出工，人人各显神通，总是全身上下，被塑料布武装起来。百十人走在路上，散在田里，真个五彩缤纷，煞是好看!风吹起来，更是飘飘欲仙!可有一点，时间一长，被裹得严实的身体透不出气来，里面的衣裳也还是要湿透的!遇到连阴天，几天不出太阳，湿衣裳只能靠体温焐干了!而我，更多一层苦难：来干校之前，本应购买一双长统胶靴的，但商店无货：只好借用别人一双破的。此时谁都会用胶水修补胶鞋了，我也会的，但是补得东来西又破，每次遇雨，靴桶里总是进水。即使洞补好了，雨大了，裤子上的雨水也要流进去的，连毛袜也要湿透，第二天只好光脚板下地了。这是我最狼狈的事!

    有天晚上，遇雨收工归来，我的破胶靴里湿渌渌地灌进不少水。靴筒里的水倒出来是容易的，但明早上工之前，如何干得了?此时房中无人，不免独自唉声叹气起来。忽然，有只手伸过来，夺去我的胶靴，使我一愣。原来是贾老二，他一声不吭，将我的胶靴拿到灶下，从锅膛里铲出热灰往靴筒里灌。等我走到他身旁，他才低声说：

    “别响!这点热灰只够焐一双靴子的。明早保你干!”

    “谢谢你了!”

    “谢什么!你受苦了，陈大爷!”

    我的嘴胶住了，无以答礼。四年来，我只被人吆喝来，吆喝去，直呼其名是最客气的，否则径用“大黑帮”、“大叛徒”之类的恶号称之，何曾有人叫过声“大爷”?我能接受这一称呼么?

    老二走开了，因为外边有了脚步声。我也提起胶靴回到房里，还不住地心跳。一声亲密的“大爷”，使我终夜难眠。1965年在山东曲阜农村搞四清运动，我那房东的儿子牛德山曾经也叫喊我为“陈大爷”。1966年“文革”之前他还到南京来“走亲戚”，并馈我以特制的红薯粉煎饼，但那是在以平等相处、甚至是以“工作组”居高临下的身份相处时的称呼。贾老二今日如此相称，大概是因为我年龄最长之故；如果一旦知道我现今的身份，他会后悔其孟浪的吧?

    此后，每逢无人时，贾老二总要和我说说话了。于是我知道他和他大哥都曾读过小学，粗通文字的。他们还有母亲，但住在黄石，他们父子在农闲季节也回黄石探亲，并在那边做点临时工，因为仅靠这儿的农活还不足以养活五口人，等等，等等。至于我自己的事，却不敢坦白相告。这是由于羞愧呢，还是恐怕他因此失去对我的尊敬昵?、实在说不清。总之，我没有自我表白过。

    但不久，我的政治身份大暴露了。先是在权威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批判我在1936年写的一个剧本的长文，署名“钟岸”。当时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会从谐音上体会到他这作者正如“梁效”那样，来头很大、甚至更大的。于是在建筑工地休息时间里，我的班排领导就将这篇檄文式或宣判书式的文章当众朗读，以代批判。工地离房东家很远，我也漠然视之，并不介意。但又过了个把月，突然在连部食堂附近贴出红红绿绿长条纸标语，从罪名看，便知暴风雨即将向我袭来了。前天晚上，一位老朋友就以“朋友”身份来探听我对那篇文章的意见，我也如实说了：未敢苟同。现在便明白，这位老朋友是企图从我口中索取子弹，以便来射击我的了。我不免对此公如此用心有了愤慨。正在此时，贾老二迎面走来，见左右无人，便愤愤然说道：

    “陈大爷，别放在心上!：我们相信你!”

    他不仅止仍称我为“大爷”，而且以“我们”代表当地老百姓在战前激励我，我全身陡地增加了勇气，便对他一笑以示谢意，以表决心。

    当天下午，全连的斗争大会举行了，但暴风雨并不够猛烈。批判者除了根据那篇文章材料重复一下之外，只有那位老“朋友”用索去的子弹向我乱射了一通。而且发言人数不多，证明批判者似乎也缺乏战斗热情了。我自己除了洗耳恭听之外，遇到责问，也就用软功回答一通。大会主持者给我的结论是：拒不认罪。勒令再写书面检讨了事。谁知大会并不结束，在尾声部分，又拖出张光年同志来陪绑，对他的((黄河大合唱》也胡乱批了一通。据说，这也是因为同一刊物前一期上曾有文章批过，于是也就奉命斗争了。自然，对他的批判更加无力。我当时是被允许在会场中间就地而坐的，忽然看见皮鞋底上沾的泥土不少，便从地上捡根树枝剔除泥巴．。这一行动被人发现了，大会上虽没责难，晚上班、排会上，对我这玩世不恭的动作却不免又批了一通。说老实话，即使在“文革”初期一些大批判的会上，我确实是有点玩世不恭之处的。只要被批判的是一群人，我总找个最合适的位置，即尽可能不站在前排，而站在后排靠墙处。这样既可以免于被众目所注，而且还可以偷偷看一下场景。比如，被批判者只许低头认罪，不许仰视的t但我忍不住，每借打呵欠或欲打喷嚏的姿态，以双手掩面，略一抬头，便可从自己指缝中望去。如此，我从主席台的位置上可以推论出当时当权者群是些谁，可以看出谁是真个激昂慷慨，谁是虚张声势，谁个随声附和，谁个又怡然自得一一比如某位“革命群众”在这严肃的斗争大会上，竟然左手托壶品茗，右手在高翘的二朗腿上敲打，以至搓脚丫子，其各自神态，大可摄影留念!但我得声明，这种偷觑，不过为满足好奇心，在当时绝无企图“翻天”之意的。即如那天之会，我还是抽象地认罪，而否认主观上犯罪的。这并无有朝一日要打翻天印之意，而实在也没想到有翻天的可能。只是被斗疲疲了，变成“老油条”罢了。用树枝剔除鞋底泥巴，在我可说是玩世不不恭，也可说是利用光阴嘛!这天晚饭，我自然照吃不误，而且还偷喝了一口酒，并以暗藏的云南火腿沩下酒物，作自我慰劳。这也许是强颜欢笑，借酒浇愁吧。但当时还不及分析。

    关于私藏的云南火腿得交代一下。在下放干校命令下达之时，时间匆促，在王府井百货公司和几个市场上抢购应用物资时，因为听说干校的伙食远不如前了，便想买点酱菜之类罐头，偏偏无货，只有云南火腿备货充足，就随手买了两听。在离京前家书中，便顺带说一句，如有酱菜之类可以寄点到干校来。因此我到干校不久，便收到南京家中邮寄来一个大包裹，其中有大头菜，也有各种罐头，以及其它日用品。谁知包裹还未送到我手，便先吃了一顿批判。罪名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未改，我只好全盘接受。最后问我这些食物应该如何处理，我说悉听领导决定。领导说未便决定，但建议我送给干校幼儿园里小朋友，我便欣然同意。谁知小朋友敌情观念很强，一个月后原物退回，说是：“不吃黑帮东西!”这大有伯夷、叔齐不吃周食的气概，令我敬佩!但又如何处理呢?罐头之类的处理方案我忘了，但大头菜确实是归还给我了，只是已长满了霉!我只好洗而食之。因此，我那两罐云南火腿便无从以见天日了。但干校的伙食确实日见其糟。最初到达之时，还吃过廉价的鱼虾，而且量大。但这小小农村，虽产鱼虾，哪经得起我们近万张“吃的好”的嘴?当时菜园尚未兴建，猪栏里也只有小猪崽子，未能自力更生，而劳动强度大，食欲特强，于是纷纷自求补养之道。星期假日去甘棠镇小馆子吃鱼并小饮两杯者，便络绎于途了。这可是“革命群众”的事，其在我辈“黑帮”，则未可也!但去甘棠赶集的权利还是有的，最初不过得有位“崇公道”随同“照顾”；稍后，“黑帮”之间也有互为“崇公道”即互相监督的。这时，我们也就不免接受“革命群众”的“引诱”或“腐蚀”，又稍稍来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了。比如诗人丁力，便有幸和他同行，他倒是很“公道”的：他吃鱼也叫我吃鱼；他喝酒，我也便灌瓶啤酒。但要像群众那样见啥买啥，尚未敢也。不过有例外，那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赵少侯同志，这位忠厚长者颇信领导的动员，把老夫人也带去干校了，大概是不忍老夫人只吃“糟糠”吧，居然也大买其荤菜罐头以慰劳之。而赵公又不慎，空罐头未作妥善处理，被人发现了，于是开了个空罐头展览，以儆效尤!至于赵公如何被批，事出隔壁连部，未敢臆测。赵公今已作古了，提他这件往事，并非出他洋相。其实他是极其老实的，后来我曾与他对门而居，从未敢交一语，可见其为人了。不过，他这展览一开，我之云南火腿是更高档食品，怎敢再见天日?但食与色据说是“天性也”，有些头面人物都不免出点风流韵事(但是只能暗传，不许公开谈论的)，则我辈小民，偷吃一两片火腿，总算人情之常吧?因此，这两罐火腿足足满了我两个月的口腹之欲，真是天可怜见!至于那酒，对不起，是打煤油时鱼目混珠混进来的，也是我的秘密!不过后来“州官”们都“放火”了，我们少数百姓(“黑帮”之流)也就准许“点灯”了。。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再说贾家老二，从那次批斗大会以后，和我更其接近，甚至在公开场合，也敢于称我为“陈大爷”。我曾力劝其不可，但他理直气壮地说：

    “怕什么?我看被批的都是好人!批得越重的人越好!”

    对贾老二的这种逻辑，未敢苟同，我摇了头。

    “怎么不是?陈老总、彭：老总、贺老总不都批得厉害?”

    我只有沉默了。

    老二以为我不同意他的意见，便愤愤然说：

    “你们干校口口声声说，要向贫下中农学习。但你们就不听我们的意见!连种庄稼都不相信我们!大雨大干……”

    我在贾老二面前真正低头了!因为我真正感到受了再教育!

    我又回忆起在山东那次搞的所谓四清运动。起初是轰轰烈烈，大哄大嗡。名为依靠贫下中农，并且还成立了贫下中农协会。我们这班人更是嚷嚷“向贫下中农学习”。但真正学习些什么呢?“三同”是基本做到的，因为“同吃”这一点只实行了两个月，便因病倒的太多，而改在合作社包伙了。这点，群众并不要求我们，而且每月收十二元的伙食费，群众是不过意的。因为只能以山芋藤熬少量山芋块和山芋粉做的、牛皮似的煎饼喂我们，他们实在拿不出别的东西来。而他们连吃盐都还困难嘛!但我们在工作上并未向贫下中农学习，向他们请教，而是自上而下地往下灌。后来搞“左”了，又纠偏；这一纠，坏人反而又抬头，贫下中农依然故我。而我们那一片的工作队第一把手，只好偷偷溜走。因为有人要扣留他，重新算账。这一来，，我们这群队员便慌了手脚，有的也打算溜号。而最后来保护我们的，还是像牛德山这群真正的贫下中农。他们陪我睡，并在夜间站岗放哨，以防不测。最后离村时，还发动群众欢送，使得一二个企图捣乱的人，不敢吭声……

    “你们就不听我们的意见!”是正确的结论。“再教育”是对的，但我们偏偏在最重大的问题上不肯认真地接受再教育，即不听他们的意见。大而“文化大革命”，小而干部下放，如果先听听几亿农民的意见，该有多好!然而只有我们这群“黑帮”之类人物才真正受到再教育，这无补于国家大计啊!

    我刚和贾老二交上朋友，约摸两个月后，连部的宿舍盖好，我们全连都搬家了。最后离开贾家湾的是：我，因为分配宿舍只能最后才轮到我。临走的那天，我把行李、小木箱、衣物、书籍等等捆好，准备启程了，才把最近合“法”买来的猪肉及水果罐头送了四样给贾大爷。他，这位沉默寡言的人，突然唠叨起来，说他如何对不起我，没有很好照应，说得异常诚恳，并且要推谢我的礼物。贾老二打断他，说要根粗竹竿，因为他发现我挑行李的那几根竹竿细了，承受不了两大件行李。贾大爷找来一根粗竹竿，贾老二便用它加固了我这代用的扁担，并且在肩上试了试，说声：“行了!”我马上去接他肩上的挑子，但他已跨步出门，说：“走吧，我送你!”

    我慌了，这是使不得的!怎能让贫下中农为一个“黑帮分子”挑行李呢?

    “不要紧，走小路。跟我来!”他已从山丘小路奔进小树林里了。

    我虽然空着手，却赶不上他，更不用说抢挑子了，只好一路哀求：“老二，你放下!你放下!这不行的!”

    他不理我，却叮咛我有空来贾家湾坐坐。他左转右转，避开大路，很快已抄近到了新宿舍附近了。他四顾一下，然后把担子交给我，说声：“你要走呀!”转身便又钻进林间小路里去了。

    此后的岁月更艰辛些了：集体居住，较少活动自由；而拉黄牛当马骑，指给我的劳动任务越来越重。平常实在抽不出时间去探望房东贾大爷一家。1971年春节，我才带点礼物去拜年，恰逢铁锁把门，才恍然知他们全家是到黄石和贾大娘团聚去了。再以后，我由菜园调去湖里放鸭，路更远而更少休闲，简直抽不出身来。日子一久，也慢慢淡忘下来。这期间，还是我在菜园看守茅合时，贾老二曾来看望我一次，是因为听说我被窃而前来慰问的。由于在场人多，只说了几句话便兴辞而去，我猜想他是见怪了。

    但是“山不转水转”，终于有一天我转回贾家湾来了。那已经是1972年夏秋之交了吧，我和吴松亭同志放鸭子，顺着坝外濠沟去找好牧场，不觉来到一湾湖水之旁，向南一望，水浅处可能有食的，我便有意无意地驱鸭前去，因为那便是贾家湾的附近了。经过贾家湾，却又使我失望，贾家大门虚掩，未曾见人。只好将鸭群再向南赶去，打到一块沼泽地，我们两鸭倌便找个高处躺下抽烟。鸭群可以饱餐一顿了。一支烟未吸完，草地上有了沙沙之声，侧眼望去，来人却开口了：

    “陈大爷，到家里喝茶去!我爹等你!”原来是贾家老大。

    因为还有吴松亭同志在，我不敢作主，只好说：“不客气，回头我去看贾大爷就是。”

    贾老大又重复一句：“我爹等你呀!”然后回去了。

    时近中午，吴松亭同志回连部吃饭去了。这是我俩之间的不成文法：他比较年轻，愿意回去吃顿热饭，并且稍事休息，然后他用饭盒为我带饭菜来，我便免于往返奔波了。可是他刚翻过山坡，贾老大又出现了，催我快去他家。原来他藏在一边并未走开，真专诚呀!

    可我怎能放下我的鸭群不管呢?贾老大笑了，说：

    “这怕什么，我看着!”

    我正在将信将疑无可奈何之际，贾老二已闻声而来，硬把我拖走。而贾老大留下了：为我放鸭子。

    我大大上当了。哪是什么吃茶，简直是大摆筵席：红烧肉，煨蹄膀，腌咸肉，都做好了，静等我来!此时此地而被待以上宾之礼，在我这“黑帮分子”来说，是做梦也想不到的，可算是异数了!但我是坐下来吃还是推辞而去呢?真个进退两难呀!贾大爷那样眉开眼笑的高兴劲儿，贾老三劝这劝那的殷勤劲儿，加上贾老二半责备半命令的霸道劲儿，确实是后退无路了，于是硬着头皮吃!可农村习惯，每一块肉没有二两也差不离，而且太肥，真是可一而不可再的了!但又不能放下筷子，于是另找对象：桌上还有一碟泡菜，但泡的是蕌头，即书上称为薤的，比葱蒜更冲鼻子，平常我不爱吃的；两害相权求其轻嘛，于是只好向它进军了。哪知它做成泡菜以后，酸甜酸甜的，异常好吃，于是大夸这蕌头，以逃出窘境。而主人也就不加深究，让我在半小时以后一一即估计吴松亭同志可能回来之前回到岗位上去，以替回贾老大。

    但是一走出门我又后悔：尽管肥肉太腻，这屋子和屋子里的人可温暖人心啊!我何日才能再来呢?

    1973年我因病回了南京，果然未曾再访贾家湾了。如今全国农村经济情况大好，贾大爷和贾大娘该团聚，而贾家老大和老二，该都结婚睡上新的雕花床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