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寿彝

    陈援庵先生(1880—1971)，以数十年的工作成绩，为中国史学留下了丰富的遗产。我在1980年他一百周年诞辰的时候，撰文纪念，论述了他对于中国宗教史的研究开拓的新领域，对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所建立的基础。

    我在文中说到援庵先生对中国宗教史的研究的广泛。他对于火祆教、摩尼教、一赐东业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在中国的流传及其盛衰都有专门的论述。对于道教也写有专书。他所著((火祆教人中国考》、((摩尼教人中国考》、《开封一赐乐业教考》、((基督教人华史略》和《基督教人华史》，是中国历史学家对这些宗教第一次系统的论述。他对伊斯兰教，虽只留下来((回回教人中国史略》这一篇演讲词，但他编纂中国回教志的设想，一直到今天，对中国伊斯兰教史的研究工作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他对于外来宗教史的研究，同时也是他对中外文化交通史研究的主要内容。

    我在文中又说到援庵先生对历史文献学的建基工作，包含目录学、年代学、史讳学、校勘学等几个方面。他认为目录学是治史的门径。他为了掌握中国历史文献的概貌，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他亲自查对了文津阁本《四库全书》，编写了《文津阁四库全书册数、页数表》、《四库书目考异》、《<四库全书>纂修始末》、《四库书名录》、((四库撰人录》等。他所著((中国佛教史籍概论》，论述了有关佛教的重要史籍，也论述了这些史籍对一般历史研究的史料价值。这是在目录学方面有创造性的一部著作。

    我说，年代学的研究是历史文献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以中、西纪元之差异而论，近代学者往往以中历的某年当西历的某年。实际上，这只能说是大约的对算。中：西的纪年，在一年之中往往可以相差二十几天到五十几天，如果不进行细微的计算，则在年尾、年首的史事纪年会差误一年之多。秦及汉初的纪年，都是以十月为岁首，这同西历纪年的差异就更大了。阿拉伯史书所用赫吉拉历是太阴历，即所谓回历，和中国旧历对算，每经30年积差一年，一千年要差三十多年。如不了解这三种历法的差异，则在历史记载的运用上，必然会出现很多错误。，援庵先生所著((二十史朔闰表》、《中西回史日历》，为这三种历法的纪年提供了确实可靠的换算工具，为中外史料的运用在纪年方面开辟了方便的途径。年代学的工作，在援庵先生的史学工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中国佛教的研究上，他的重要著作，如《书内学院新校慈恩传后))、《大唐西域记撰人辩机))等，都以善于利用年代学的方法，排难解纷，获得新解。

    我说，我国自周以来的二千多年间，有避讳的习惯。因此，人们在阅读古书时就增加了一种困难。援庵先生认为，如果能了解避讳的情况，反而可以帮《。勘读者解释古文书中的疑难，辨别古文书中的真伪和时代，辨别刊本的时代。因为各个朝代所避讳的字不一样，正可利用它们作为辨别时代的标志。宋、清的学者对避讳都有专论。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用避讳解释疑难的地方很多。但前人都没有对避讳有系统的论著。援庵先生总结前人在这方面的成就，并加以发展，写成了《史讳举例》这样的专书，为历史文献学作出又一贡献。

    我说，历史文献因传抄刊刻，难免有错误的地方，如不能发现错误，就不免对文献原意有所误解。我国历史家对文献校勘的注意，由来已久。清代学者校勘之风大盛。援庵先生很注意校勘问题。他认为“校勘为读史先务。日读误书而不知，未为善学也。”他以《元典章》的校勘为范例，用五种本子同沈家本刻本《元典章》对勘，发现沈刻本伪、误、脱、颠倒、妄改的地方一万二千余条，他据以写成校补札记六卷，补缺文三卷，改作表格一卷。他又在一万二千多条中选出十分之一，加以分类和说明，成((元典章校补释例》六卷，共50例。这部书不只举出了行款字句之误的通例，还举出了因不懂元代用字、用语和名物而致误的特例。这就说明了校勘工作不只是文字异同的简单对勘，而且要对有关历史知识有一定广度和深度的了解。这书的最后一卷还举出了八条校例，其中包含校勘方法，指出了校勘工作的入门途径。这本书后来改称为《校勘学释例》，是我国校勘学史上带总结性的著作。

    我还说，《元西域人华化考》是援庵先生早期著作中在国内外久享盛誉的著作，而《(通鉴胡注表微》是援庵先生所有著作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

    以上，都是我在纪念援庵先生一百周年诞辰时所写的那篇((要继承这份遗产》中所说过的话。十个年头过去了，现在已是援庵先生一百一十周年诞辰。我回过头来看我十年前的那篇旧作，觉得这些话都没有过时。无论在宗教史的研究方面和历史文献学方面，十年来都有不少的进步，在有的学科内的进步还相当大，但这并不减少援庵先生所留下的宝贵遗产的历史性的贡献，反而证明它所开辟的学术领域之广阔的前景。援庵先生的两部代表作，《元西域人华化考》和《通鉴胡注表微》，今天看来，都还有其时代的局限，但都不失为传世之作。

    现在重温援庵先生的遗著，深感援庵先生在学术实践中所倡导的学风，对于我们尤有深刻的教育意义。援庵先生所倡导的学风，粗略地说，就是要有扎扎实实的功力，有力求确切的表述，还有史以致用的意境。

    援庵先生治学的功力，可以说是功底厚，功力专，视野宽。他博学深思，对所选课题，必广泛搜集有关的资料，进行分析和综合，提炼成文。然后把文稿收存起来，经过一个时期，再以冷眼审查，反复修改，对没有可就依据的说法，概从删落，吸收前人已有成果而又决不再简单地重复。因此，他问世的作品总是谨严、有创见而使人信服。他的《元西域人华化考》以八万字的篇幅，征引书籍达二百余种，论述了所谓西域人在儒学、佛教、文学、美术、礼俗等方面的表现及其成就，这对于元代民族状况、文化特点以及汉族传统文化，如无丰富的知识，是写不出一来的。《华化考》的前四卷发表于1923年，后四卷发表于三年之后，更七年而有木刻本行世。60年代中叶，援庵先生对((华化考》更有文字上及论述上的刊正．，这时去书稿的最初发表已四十多年了。援庵先生初接触《元典章》，在光绪季年，嗣即进行了一些校补。一直到1930年，因多种版本都可利用，这才集中精力将全书校出，这去初《典章》也已二十余年了。在校勘过程中，“往往因一名之细，一字之微，反复参稽，意至累日。”援庵又摘取校补过程中所发现的谬误，为《释例》一书，自称此书“将以通于元代诸书及其他诸史，非仅为纠弹沈刻而作，”又自称“可于此得一代语言特例并古籍窜乱通弊。”援庵先生校补((元典章》，既投进了很大的功力，却又不仅仅是为校补这一书，而是为开拓校勘学的学科体系，为研究各史之助。对于一般人所认为学术工作上的小事，援庵先生往往别具慧眼。如《中西回史日历》之作，好像只是三种日历的对比，而且似也不必作过细的追求。援庵先生则以史事证明，不通晓三种历日的差异，则不足以解释史书上各种有关的错误。他自称：“今此编不啻二千年之中历月份牌而一千三百五十年之西域斋期单也。兹事甚细，智者不为。然不为，终不能得其用。”此书问世逾六十年，迄为检查历日必备之书，而近年似又成为户籍人口年岁换算方法的主要依据。

    援庵先生十分重视学术著作中的表述形式，其中包含全书的整个布局，不同层次的标题，行文、用字、表格。在遗著中，如《通鉴胡注表微》、《元西域人华化考》内容包罗之广，《元典章校补释例))、《史讳举例》、((旧五代史辑本发覆》条目之细，都写得清晰缜密，在老一辈史学家中亦为仅见。((元西域人华化考》、《元典章校补释例》、《史讳举例》，本都属于通论性质之作，但作者以“考”为题，以“释例”、“举例”为题，在写法上也一一如题所标举。这在作者，自是谦抑为怀，实事求是，在作品本身，则纵有疏漏；也不至成为讥评的口实。在目前学风趋于夸诞的情况下，援庵先生在功力上的扎实和文字表述上的认真，都应为我们学习的榜样。今当援庵先生一百一十周年诞辰之际，重读一些遗著，实不免有“高山仰止”之叹。

    史以致用，这是我国史学史上的一个古老问题。这里可以包含三个意思。一个意思是《易·大畜·象传》所说“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这是指个人修养说的。又一个意思，是《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所说“盛衰大指”，司马光所说“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是指国家盛衰、政权转移说的。还有一个意思是《礼记·经解》所说“疏通知远”，是指对历史前途的看法说的。援庵先生以史致甩的思想，一般都从爱国主义思想去理解，这里符合具体情况的。但援庵先生的史学思想有：更广泛的境界，同时具有上述三种意境，而在《通鉴胡注表微》一书中，如((劝戒篇》、《治术篇))、《夷夏篇》、《民心篇》、均有相当集中的论述。《夷夏篇》说民族意识：“当中国强盛，天下一家之耐，此种意识不显也。中国被侵陵或分割时，则此种意识特著。及每显著一次，中华民族即扩张一次，其同化力之大，不可思议。身之生民族意识显著之世，故能了解而发挥之。非其世，读其书，不知其意味之深长也。”此所论有涉及国内民族关系者，未免有所失误。但值当年日冠入侵，援庵先生所说，表明其有中国必胜，战后中国世强的信心，这是历史家对祖国前途的看法，不仅仅是简单的爱国主义也。

    我们要继承援庵先生留下的史学遗产，也要继承他所倡导的优良学风。这种学风，同时也是他留下的史学遗产之很重要的部分。援庵先生当年也自觉地在继承前人的遗产。《二十史朔闺表·例言》、《史讳举例·序》，分别对前人在年代学和史讳研究上的成果及其不足，作出具体论述，这就是以工作实践表示了作者对继承前人遗产的态度。援庵先生的态度可以说是，在学习前人的基础上求继承。在研究工作的发展中作到实质性的继承。学问是无止境的，只有发展前人的优良成果，才能虽旧实新。援庵先生在继承问题上已为我们作出榜样。我们在继承援庵先生学术成就的时候，也要向这个榜样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