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

    透过熊十力先生，认识梁漱溟。

    我和梁漱溟先生不是很熟悉，在台湾可能还有一二位他的学生对他了解得多一些，但所了解的不一定深刻。晚一辈的学者中，我的朋友唐君毅先生，大概最能深入地了解他，因为他们的生命形态比较能相应。梁先生比我大十多岁，他和熊十力先生很熟悉，所以我透过熊先生，对梁先生的学问与人格，多少也清楚一点。

    我是在梁先生于重庆北碚金刚碑创办“勉仁学院”时(民国三十七年)认识他的。“勉仁”是梁先生的书斋名，取儒家“勉于行仁”的意义；先前也以“勉仁”办了一所中学。

    那时梁先生正热衷于政治、社会及乡村建设的活动，很少留在学院，一应校务都靠学生辈维持推行，为了寻求一位精通国学的老先生授课，便找上了熊十力先生至学院任教。我就是经由熊先生的介绍而认识梁先生的。

    熊先生在“勉仁学院”教授，深获学生尊敬，但是在精神上则未必相契合。熊先生有自己的愿望，就是讲学；而对建学一点兴趣也没有，所以就找了我去。我是在建学以后去的，在那里待了一年多，所以对梁先生也有一些了解。

    成一家之言的《中西文化及其哲学》

    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从性情、智慧、个人人格各方面来讲，在这种时代，要找这种人，已经不太容易了。他的议论不管是对是错，都有真知灼见。他和一般社会上的名人、名流不同，像胡适之、梁任公等“时代名流”，没有一个超过他的。他对中国有极深的关怀，平生所志都在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寻出一条恰当的途径，例如“乡村建设运动”，就是梁先生思想见之于行动的具体表现，不只是讲说学问而已。

    “乡村建设”的实践，就他思想的渊源来看，可以约略归纳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可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本书为代表。

    这本书是梁先生应王鸿一之邀，在山东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题的演讲词合辑成书的。那时他还很年轻，才三十岁不到。这是当时非常不起的一本著作，思考力非常强，自成一家之言，不是东拉西扯，左拼右凑抄出来的，而是一条主脉贯串而下，像螺丝钌钻缝入几的深造自得之作，可说是第一流的。

    梁先生没出过洋，又不是什么翰林学士，但一样可以讲中西文化问题；黑格尔没到过中国，也不认识中国字，但到现在为止，讲中西文化问题的，没有一个超过黑格尔的，谁能够像黑格尔了解到那种程度的?这就是哲学家的本事了。梁先生讲中西文化，完全出自于他对时代的体认及民族的情感，而这又是承续自他家庭中关心国事的传统。

    梁先生的父亲梁济(巨川)，在民国七年时，为抗议象征着固有文化的清朝之灭亡，而自杀身亡。这是一个时代的问题，也是梁先生格外关注的文化问题。

    究竟，中国文化该何去何从?

    中国文化何去何从

    中国文化在满清统治了三百年之后，从辛亥革命到现在，一直难以步上正轨，而源始于十七八九世纪近代文明的西方文化，就摆在眼前，应该如何作个抉择?

    中西文化各具有不同的“理性方向”(趋向)，一是“技术(工具)理性”，一是“方向理性”。“技术理性”不能决定生命的方向，所以在此之外，必须有“方向理性”，来决定生命往哪儿走。是佛教?天主教?是共产制度?还是自由经济?这是由“方向理性”所约定的。中国文化基本上就与西方文化不同，有其独特的原理及结果，故梁先生一直企图从中国的传统中开出未来中国文化的道路，这就开始了第二阶段一一“乡村建设运动”的具体工作。

    梁先生思想的局限

    梁先生曾说过最后一句话：要读他的《中国文化要义》，保存中国传统。保存文化是对的，哪一个民族能否定自己的文化?但想了解中国文化并不容易，读《中国文化要义》恐怕不如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中国文化要义》是从他的(<乡村建设理论》简约出来的，哲学味太重了，每一个项目都需要再加以申说，否则不易懂。而《乡村建设理论》，虽是他最用心的著作，企图自农村风俗习惯的横剖面深刻剖析中，归结出中国文化的特征，但是纵惯性不够，在方**上“从果说因”，是有问题的。这是梁先生一生吃亏的地方，也使他不可能真正了解到中国文化。

    梁先生晚年观念已老，也有很多问题没有触及，尤其是文化上。

    表里如一，体现了文人风骨

    梁先生一生的用心不在从三代孔孟的纵贯面开下的脉络上，因此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了解并不深，事功也不行。但是，在“文革”之时，他却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不屈不挠的风骨与气节，这是他最值得敬佩的地方。他被批斗时，家具和所有的藏书也都被摧残烧毁，他并没有反抗，只极力要求破坏者让他保留一部字典，因为那部字典是向朋友借来的，烧掉了会对不起借他的朋友。虽然最后这部字典还是不能幸免，被烧掉了，但是从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到他那来自传统知识分子的忠厚的一面。这是很了不起的。

    代表重开新局的文化意义

    梁先生在近代中国是一个文化的复兴者，不但身体力行地宣扬了传统的儒家思想，更可以说是接续了清代继绝了三百年的中国文化。清朝三百年着重考据，摒弃宋明理学，阻碍了中国文化更进一步的发展；后期的公羊学者，虽然有心开出一条方向，但却是不行的，不能适用。民国初年，一方面是章太炎、吴稚晖等人的虚无主义泛滥，想要以佛家的空、无来取消一切；一方面则是胡适之、陈独秀的西化，在这些潮流中，只有梁先生敢标举传统文化的旗帜，予以有力的抗衡，这是他的一生最有意义的地方。他和明末的三大儒也不一样，顾炎武等人是在民族压力下，走回复古旧路的，而梁先生则是用之以开新，重新为中国文化开出一条路来，这就是当年马一浮、熊十力等“新儒家”拓展出来的方向，是从整个传统文化一一尤其是王阳明之学和梁先生最喜欢的泰州学派——中延续过来的，而这也正是梁漱溟先生象征“文化中国”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