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灵

    当我们处身于天朗气清的世界，为祖国前途和个人命运额手称庆的时候，很容易想起那些风雨如磐的日子，想起那些曾共患难的同舟者。在“文革”的大灾难中，无数人受到残酷的迫害，有的不幸丧失了宝贵的生命。几个月来，连续参加了好些追悼会和骨灰安放仪式：我除了深深祝愿死者安息以外，还另有一些亡友的影子常常萦绕心际，其中之一是傅雷。

    今年春天，傅雷遗译巴尔扎克的((幻灭》出版了，接着又重印了《高老头》和《欧也妮·葛朗台》。这是无言的昭雪，为死者恢复名誉的又一种方式。：这些书问世时，书店门口出现了排队抢购的长龙，表明这位卓有贡献的翻译家一直活在广大读者心里，对一个作家来说，这是群众自发的最佳追悼仪式。[ZW(]后来于l979年4月26日，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和上海市出版局为傅雷同志平反昭雪，开了追悼会。[ZW)]《幻灭))等书出版后，傅敏从北京寄给了我，他的信里说：“如果父亲在世，他一定会亲自送给您的。现在却只好由我来代送了。想到这～点，我再也禁不住热泪盈眶。”到了我这样的年龄，泪泉已不是那么丰盈了，但在这样的时候，我也禁不住老眼昏花，泫然欲涕。

    傅雷以他勤奋的一生，从他青年时代一一30年代初期开始，一共翻译了三十三部外国文艺名著。一一主要是把法国的重要作家伏尔泰、巴尔扎克、梅里美、泰纳、罗曼·罗兰的重要作品介绍给了中国读者。其中有巴尔扎克的小说十四部，罗曼·罗兰的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和关于米开朗琪罗、贝多芬、托尔斯泰的传记。希腊神话中说普罗米修斯向天上窃取火种，传给人世，因此触怒大神宙斯，身受严惩而坚强不屈。鲁迅以此为喻，论证翻工作的重要。向世界打开窗户，流通空气，扩大视野，以自救于窒息与孤陋，任何时候都不应低估其重大的意义。近百年中，我们经历过两次“闭关锁国”的蒙昧时代：一次是清末，其目的在于延长僵尸的存在，使之免于早日风化，一次是林彪、“四人帮”横行之际，其目的在于使人民闭目塞听，便于篡党夺权。这种惊心怵目的教训，是一面很好的镜子。

    《幻灭》是傅雷最后一部译品。他译这本书以前，曾要我帮他搜集一些过去上海小报界的行话与口语。读了《幻灭》，才清楚了解他当时的意图，因为((幻灭》中的部分情节，写的就是19世纪巴黎小报界的花花絮絮。傅雷译书的惯例，首先是再三精读原作，吃透原作的精神和全部细节。不理解的地方，查书、找内行研究，写信向国外专家求教。准备成熟，才着手翻译。初稿译成，至少再大改两次，然后誊清付排。亲自看校样，边校边改，直至清样，还有改动。译文要求做到既符合原著风格，又有精纯透明的民族气派。他曾说过：“译书的标准应当是这样：假设原作者是精通中国语文的，译本就是他使用中文完成的创作。”这个话大概可以概括他对翻译工作的全部主张。细心的读者，我想都会在傅雷的译品中体味到他斑斑的心血，用不着我从旁喋喋。我这里想说的只是一句话：就傅雷工作的认真、严肃、负责这一点来说，真值得大家为他虔诚地唱一支赞歌。

    过分的认真，在傅雷的性格里构成一种强烈的色彩，那就是耿直，而因此也显得执拗。长期的书斋生活又使他相当严重地脱离实际，对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上的某些看法，自以为中正，其实却是偏颇。他身材颀长，神情又很严肃，给人的印象仿佛是一只昂首天外的仙鹤，从不低头看一眼脚下的泥淖。

    作为可与倾谈的朋友，我和傅雷交游三十佘年。但彼此的观点不尽一致，其间还曾发生过剧烈的争执。40年代初，我和傅雷开始交往，冷不防就爆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冲突。那时我们祖国正处于艰苦的抗战年代，上海已经沦陷，用傅雷的话说，那是“一个低气压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他用化名给《万象》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论文，其中有一段话涉及到他和我都很尊敬的一位前辈作家。傅雷在法国专攻的学科之一是艺术批评，这篇文章的重点就在于探讨文学创作的艺术技巧。这类问题，本来完全可以各抒已见，无关宏旨。但一则我以为他的意见未必允当，再则这位前辈远在重庆，而我又一向主张，在沦陷区的刊物上，为避免敌伪利用，不宜随便议论身在抗战前线的战友，哪怕这种议论无伤大雅也罢。鉴于傅雷的倔劲相当出各，我采取先斩后奏的权宜措施，发表时把他这一段文字删掉了。这惹得傅雷非常生气，提出要我在报上更正，并向他公开道歉。但我通过朋友向他作了恳切的解释，也就取得了谅解。我后来发现，他尽管很固执，但骨子里是通情达理的。50年代中期，由于对某些问题看法有分歧，我和他两次当面争论，争得不可开交，以致他的夫人梅馥在旁边坐立不安。但争论是从善意出发的，不含有任何渣滓，因此不但没有产生隔阂，反而增加了彼此间的了解。因为直来直往的争执正是推心置腹的表现，而虚与委蛇必然成为友谊的障碍。傅雷对中西文学、音乐、美术都有很深的素养，我对他怀有真诚的钦佩。但现在分析，我当时对他一定有些潜在的政治优越感，否则完全可以用心平气和来代替面红耳赤，何况他当时正处在拂逆的困境。进一步看，我的观点基本上也是书生之见，并不比他更切合实际一些。每想到这一点，我就感到由衷的悔愧。

    抗日战争刚胜利，内战接踵而起。傅雷对国民党的独裁政策极端不满。1945年12月1日，昆明发生了军队屠杀学生，镇压民主运动的大血案。但在当时严密的新闻封锁下，全国人民都处在迷离恍惚的状态中。《周报》发表了“昆明血案实录”，才把黑暗的帷幕揭开。“实录”叙述了事件发生的经过，刊载了昆明全市大中学校罢课委员会的全部油印宣言，教授们的呼吁书，还发表了殉难者的照片，题为《血的控诉》。封锁线突破了，这期《周报》激起社会强烈的反应，连续再版了两次。而这场战斗的弹药，就是傅雷提供的。他正巧有朋友从昆明坐飞机到上海，带来了这些材料，他立即全部交给了《周报》。对“一二·一”惨案的抗议，很快形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主斗争高潮。

    解放以后，傅雷照旧闭门译书，足不出户。领导出于对他的爱护，动员他走出书斋，接触一下沸腾的生活，安排他参加了一些宣传部门的全国性重要会议，还选他当了上海市政协委员。他一面埋怨浪费了时间，耽误了工作，一面还是积极地参加社会活动。他的眼睛一向在云端里，对许多事情看不顺眼，心直口快，勇于提意见。在“反右斗争”的风暴中，他被卷进去了。他认真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写了大量的：笔记，带着痛苦的心情严肃地检查自己的问题。但是几次检查都没有通过。他思想不通，对有些过火的批判非常反感。[ZW(]当时姚文元已成为上海那个“毛主席的好学生”手里一根打人的棍子，对傅雷同志提了许多蛮横无理的意见。于是他向领导断然声称：如果他有罪行，愿意接受惩处，但以后不再出席会议了。这就把事情弄成了一锅夹生饭。这是1957年夏季的事。到了1958年春天，我正在西湖改编夏衍同志原著的《秋瑾传》电影剧本，在上海主管文艺的同志把我召回上海，给了我一个任务：以朋友身份劝说傅雷，实事求是地作一次自我批评，以结束这一重公案。我好不容易说动了傅雷，并对他的书面检查提了意见，然后再度去了杭州。不久接到傅雷一封短信。说开会的结果，他被戴上了…右派”帽子。他强作旷达，说处在这样的大时代大风浪中，牺牲区区一个傅雷，算不了什么。我像猛然坠入冰窖，从头顶一直凉到脚心。特别使我难受的是，好像我有意把他诱进了陷阱。我在僻静的净寺一带蹀躞了大半天，想来想去，想不透怎么会发生这样一个大转折。因为从那位同志的谈话中，市委宣传部的意思很明确，他们不认为傅雷是右派，所以决心要把他保护过关。傅雷嫉恶如仇，热爱光明，热爱祖国，解放后是跟着党走的，熟悉他的人都看得见。我坚信他迟早会被了解。我当晚在灯下写了简短的复信，把我的信心告诉了他。

    我回到上海，找到那位同志，探听对傅雷问题的处理葫芦里卖的究竟是什么药。那位同志向来作风明快，此时却沉吟半晌，只说他也没有料到。我意识到他本人大概碰上了一些麻烦，不好多问。这很像是个谜，现在这个谜底揭晓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上海并不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一觉醒来，突然成为“四人帮”“文革”基地的。张春桥的鹅毛扇子，早就在上海摇动。据粉碎“四人帮”以后揭露出来的材料，张春桥的反革命历史，当时并不是什么秘密。但是他受着上峰的保护，稳如泰山。“牺牲区区一个傅雷”，的确不过是涨春桥的“牛刀小试”而已。那时上海文艺界出现许多奇怪现象，现在看来，决不是偶然的。

    傅雷又回到了书斋，杜门谢客，但还是勤勤恳恳，一心一意译他的巴尔扎克。惟一的消遣是在小园子里种花。人民文学出版社愿意继续印行他翻译的书，但建议他另用一个笔名。按照规定，“右派”应该剥夺写作和出书的权利。他的回答是“不”。一一要嘛还是署名傅雷，要嘛不印他的译本。出版社顺从了他。

    1959年，建国十年大庆前夕，傅雷摘掉了右派帽子。事前有关部门把这个喜讯告诉他，并希望他有个承认错误的表态。他的回答还是“不”，宁可戴着右派帽子也罢。但后来还是接受了劝告，实事求是地表了态。

    傅雷回到他自己的天地以后，不再在社会上露面了。一度的活跃，成了他一生中特殊的片段。他工作得加倍的勤奋。从1958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译了泰纳的《艺术哲学》，巴尔扎克的((赛查·皮罗多盛衰记》、((搅水女人》、((都尔的本堂神父》、《比哀兰德》、《幻灭》，重新修改了《高老头》。这一张书单就证明他付出了多少辛勤的劳动。

    “文化大革命”!这把火一点燃，林彪、“四人帮”就在这耀眼的光影掩护下开始阴谋活动。l966年9月3日黄昏，我被投进了监狱。当我被送进一间屋子以后，就听见背后关门上锁的刺耳的铁器撞击声，我的心立刻紧缩起来。一个人只要听过这种声音，终生就再也不会忘记。我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已经在日本宪兵队里听过两次。在解放战争时期，我本来还要在国民党特务的监狱里再听一次，幸而我事先避开，逃掉了。一现在我才知道并没有逃掉，“四人帮”终于给我补了课。

    大约过了两个月，我在狱中读报，有一条消息说：上海江苏路地段“运动搞得很出色”。这种特定的语言表示，那里韵过火行为特别突出。而傅雷正住在那个地区。我忧心忡忡，不知道像他这样的性格，怎么应付得了这种出乎常情的局面。后来我才知道，这种担心是白费了，因为那时他已经不在人世。凑巧得很，他的去世就在九月三日，我开始坐牢那一天。我那时虽然被这突然袭击弄得晕头转向，但平生不作亏心事，上床后照常进入了睡乡。那一年的秋天似乎特别来得早，监狱又在郊区，到半夜里，我感到一阵凛冽，一时冷醒了。傅雷夫妇双双含冤辞世，正是这个时刻。

    倒行逆施决没有好下场，归根到底，历史是要前进的。像傅雷这样踏踏实实、刻苦耐劳、卓有成就的文艺家，正是我们党和国家的财富。今天也是知识分子大有作为的时候。傅雷没有等到这一天，为公为私，都是莫大的遗憾。

    也许会有人觉得，傅雷主桀骜不驯了。但我想，为了社会的清明和进步，党宁取光明磊落的鲁男子，也不该要看风使舵的聪明汉，半阴半阳的两面人。

    永别了，傅雷同志。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愿你们夫妇在地下安息1

    1978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