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常引谭嗣同的话说：“少遭纲伦之厄”见谭嗣民的(《仁学》序。这确实是实在的情形。父亲生，祖父(名振常，清同治年间的举人)已六十二岁。父亲小时候，三周岁就站在书架旁读祖父亲自写的一条条的《尔雅》。听父亲说，到晚间他常是读到两腿僵直自己不能走回去，只好由仆人抱他回到内房去。祖父对于父亲从小管教极严，盼望他将来能考上举人。这自然是封建科举时代要求“正途”出身的思想。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们的伯父(名恂，号念劬，清末曾任驻日本及俄、法、意、荷等国参赞及公使)比父亲大三十四岁，他十几岁就考中了秀才，考了好多场也没有考上举人，因此祖父把儿子中举的希望完全寄托在父亲身上。父亲五岁从塾师读经书，决不许看闲书。有一次，父亲偷看《桃花扇》，被老师发现，一戒尺打来，眉心上永留下一个疤痕。祖父去世，父亲才十一岁；他十五岁祖母又去世了。在封建时代，“守制”的人是不许考试的，他就只好放弃考试。他还看到在封建的旧礼教家庭中，女子死了丈夫的处境是多么低下惨苦！经济当然不能独立，事事要仰仗他人，看人的脸色行事。这些情况，父亲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因此他对于他的母亲特别怀念。他每到他生日的那一天，只是自己单独去照～张像留作纪念，从未做过“生日”。可以说我们的父亲在十五岁以前，是被关在书房里读经书学做八股预备考秀才的一个人。祖母死后，父亲才算得到了自由，和外界有了接触，能看到一些当时的新书，报，如《新民丛报》、《清议报》等。他十六岁的那年冬天，一个朋友送他两本书：一本是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本是邹容的《革命军》。他读后思想上受了一番大刺激，以前尊清的见解竟为之根本动摇了。他认为章、邹二人的主张真是有道理，一定非革命不可！他十七岁的夏天就把辫子剪了，表示反对满清的决心。父亲在年轻时候有过这样一段亲身感受的经历，所以他对于“三纲”这种封建礼教的教条是切齿痛恨的。他说：‘三纲’像三条麻缉，缠在我们的头上，祖缠父，父缠子，子缠孙，一代代缠下去，缠了两千年。新文化运动起，大呼解放，解放这头上缠的三条麻绳。我们以后绝对不许再把这三条麻绳缠在孩子们头上！可是我们自己头上的麻绳不要解下来，至少新文化运动者不要解下来。再至少我自己就永远不会解下来。为什么呢？我若解了下来，反对‘新文化’维持‘旧礼教’的人，就要说我们之所以大呼解放，为的是自私自利，如果借着提倡新文化来自私自利，新文化还有什么信用？还有什么效力？还有什么价值？所以我自己拼着牺牲，只救青年，只救孩子！”父亲确有这样决心，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他和我们的母亲虽是旧式婚姻，但家庭生活一直很和谐。他把我们送进学校，教我们认真学好外语和科学知识，小学读的是白话文，用注音字母来注字音，并且要我们参加体育运动，锻炼好身体，所以我们过的完全是学校的生活。五四以后，父亲给我们的课外读物，期刊有：《小朋友))、《儿童世界》、《小说月报》、《创造季刊》、《语丝》；旧小说如《儒林外史》、《水浒》、《西游记》、《红楼梦》、《镜花缘》、《三国演义》；新小说如、：《呐喊》、《彷徨》、《鲁滨逊漂流记》、《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等。这不仅丰富了我们的课余生活，还开阔了眼界，养成读书的习惯，对于写作也有一定的帮助。父亲常对我们说：“你们将来学什么，我不包办代替出主意，由你们自己去选择。但是一个人应该有科学的头脑，对于一切事物，应该用自己的理智去分析，研求其真相，判断其是非、对错。然后定改革的措施。其次，对于古书要用历史的眼光去分析，这样，对于制度的由来，文化的变迁才能弄明白，弄明白了有两个好的结果：一是知道现在不适用的，在过去某时代是很需要的，这样便还它在历史上的价值；一是知道在前代很有价值的，到了现在，时代变了，早已成为僵石了，无论它在历史上有怎样的大功效，今天总是要不得的。这样便不至于贻害今人。第三，对于社会要有改革的热诚，时代是往前进的，你们学了知识技能就要去改造社会。”父亲从我们小时候就教给我们向前看，应该多接受先进的思想，接受新事物，不可保守。以上是我们回忆父亲五四运动前后的一些情况。

    二、文字改革

    父亲一生中另外一件重要工作是积极地参加了“国语”运动。他1917年加入国语研究会为会员。1919年他兼任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常驻干事。1918年冬，吴稚晖从上海带着他亲自编写的《国音字典》稿本来北京，共有一万三千多字，是根据l913年教育部读音统一会全国代表和专家多数表决的字音规定的。当时在陈颂平家中邀请了吴稚晖、黎锦熙、王璞、马裕藻和父亲开审查会，经过两天就修正决定了。19l9年，《国音字典》出版，东南方面的教育界大不以为然，说《国音字典》不应该用多数人表决的普通字音，应该一律照北京本地人说话的字音。父亲当时认为不可变更原来的审查时的原则，只可逐字复审，稍加修订。《国音字典》到1920年才由教育部正式公布。从此《国音字典》成了全国文字读音的标准，直到1932年才正式废止，另由教育部公布《国音常用字汇》。这部《国音常用字汇》却是完全改用北京本地人说话的宇音为标准了。这个转变，父亲是起着主要作用的。因为通过一个时期的实践，检验出原来《国音字典》审查原则是不符合字音实际的。从此“国语”运动的语言标准问题才确定了一条合理而有效的路线。从这里可见父亲的“实事求是”精神。《国音常用字汇》是怎么样编成的呢？1925年，由《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推举黎锦熙、王璞、赵元任、汪怡、白涤洲和父亲六人为起草委员，逐字逐音逐日会议，到l926年才写成十二大册稿本，父亲认为字数太多，有些不常用的字，其音又一时难以决定。1929年，经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第二次常务委员会决议，改名为《国音常用字汇》，就原稿本删定，共得9920字，加上异体异音的字，合计12220字，再由父亲做最后的审查，黎锦熙和白涤洲参加意见，到1931年，(《国音常用字汇》的全稿才定下来，整整经过了十年。这《字汇》中有一长篇例言，题目是“本书的说明”，是父亲亲自写的，是一篇精细、简明、切实的作品。此外，关于注音符号的论著，他还写了《十八年来注音符号变迁的说明》和《国音声符略说》，均发表在《国语周刊》上。

    1923年《国语月刊》出版了一期“汉字改革号”。在这期上，父亲发表了长篇论文：《汉字革命》，说：“汉字的罪恶，如难识，难写，妨碍教育的普及，知识的传播，这是有新思想的人们都知道的，”汉字不便编号，检查，排印，打电报，打字等等，“处处都足以证明这位老寿星的不合时宜，过不惯二十世纪科学昌明时代的新生活”！他又从汉字“由象形而变为表意，由表意而变为表音”的演变历史，证明汉字自身走着“离形就音”的道路，只要表音的假借字“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则拼音文字就可以出世”，所以“汉字革命，改用拼音，是绝对可能的事”。他用进化观点肯定拼音文字是比汉字更加进步的文字。他不否定注音，但是不满足于注音字母。他说：“注音字母虽然是改革了的汉字，虽然是拼音的字母，但和世界的字母一罗马字母式的字母一还隔了一层。”他是主张“汉字革命”将来一定要改用“拼音文字一”，并且主张用罗马字母。在“汉字改革号”这期中，黎锦熙发表了《汉字革命前进的一条大路》，这篇文章中，强调“词类连书”对汉语拼音文字的重要性，使“连写”问题初次得到比较系统的研究。赵元任也在这期中发表了《国语罗马字的研究》，提出详细的“国语罗马字的草稿”。这都给后来拟订“国语罗马字方案”奠定了基础。就在这午，父亲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五次常年大会上，提出请组织“国语罗马字”委员会的议案，由大会主席指定会员黎锦熙、赵元任、林语堂一、汪怡和父亲等十一人为委员，但是由于当时北洋军阀混战，时局不安定，工作无法进行，只是在北京的几个委员彼此讨论研究。到1925年，刘复从欧洲回国，发起一个“数人会”，专谈语言音韵之学，后来就在这会中专门讨论“国语罗马字”的问题，由赵元任主持写稿，经过了一年的商讨，开会二十多次，稿子换了九次，拟定了一个“国语罗马字拼音方式”，在1926年9月14日，由研究委员会开会，全体通过。但是当时北洋军阀**，凡事都“开倒车”，因此教育部当局不肯用部令公布。1926年11月9日，就以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的名义直接布告，把“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正式公布。过了两年，直到l928年9月26日才由教育部(当时称大学院)把它正式公布，做为“国语字母第二式”。所以“国语罗马字”是经过两次公布的。当时父亲很有几篇关于“国语罗马字”韵重要文章，如：《为什么要提倡国语罗马字？》、《历史的汉字改革论》、《国语罗马字的字母和声调拼法条例》、《关于国语罗马字字母的选用及其他》等，都发表在《新生周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