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汉字改革”，父亲的主张，改用“拼音”是治本的办法，“减省现行汉字笔画”是治标的办法。但是改用“拼音”文字非短时间所能成功，需要百年以上。当前治标的办法却也需要去做，父亲在1922年，国语统一筹备会第四次常年大会上，提出一个“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是一篇又痛快又充实的提案文章，连署人有陆基、黎锦熙、杨树达。当时大会通过，也组织了一个委员会。但以后研究“国语”的人都去干“国语罗马字”去了，没有注意这件事。事隔十多年，到1934．年，上海出版界居然铸造了几百个所谓“手头字”印在当时的杂志上。父亲那时正在休病假中，就发愤动手搜集，以“述而不作”为原则，拟编一部“简体字谱”。在1934年国语统一筹备会第29次常务委员会上又提出一个“搜采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请教育部施行。教育部也答应了。到这年6月，父亲的“第一批简体字表”起草告成，计二千三百多字，送到当时南京的教育部中讨论了三天，通过了一千二百三十多字，最后由部长圈定了三百二十四字，在l935年8月21日先行公布。这就是解放前由当时政府的教育部正式公布的“第一批简体字表”。全国解放后，简体字运动从群众的自动推行发展为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有组织地进行和设计，结果产生1956年的“汉字简化方案”，长期以来，广大人民迫切要求简化汉字的愿望终于达到了。195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又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肯定了“国语罗马字”的历史作用。

    以上是父亲在“国语”运动方面所做的三件事：(一)参加“国音常用字汇”的编定，(二)参加“国语罗马字”的制定。(三)搜集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另外，他也参加了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的工作，他和黎锦熙分任总编纂，虽定了计划，但因“七·七”事变，未能完成。

    三、生平

    我们的父亲生于l887年9月12日，原籍浙江吴兴，但从幼生长在苏州，因祖父晚年在苏州工作。他1906年春天和我们的母亲徐婠贞在上海结婚，这年九月赴日本东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习师范。1908年章太炎在东京《民报》社讲学，父亲因崇仰他而往听讲，学习声韵训诂之学，并受章太炎、秋谨等革命党人的思想的影响，主张推翻满清的统治。l910年春回国，任浙江省嘉兴中学、海宁中学、湖洲中学国文教员。辛亥革命后在杭州教育专署任科员，视学。1913年秋天到北京任北京高师附中国文教员。l916年任北京大学教授，高等师范教授。l928年秋任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主任，主讲“音韵学”、“说文研究”、“经学史略”、“周至唐及清代学术思想概要”，“先秦古书真伪略说”等课，著有((文字学音篇》、《部首今读》等。父亲的“经学”老师有两个：一个是章太炎，主“古文”；一个是崔觯甫，主“今文”，1911年曾读其(《探原》之稿。父亲研究经籍，向来不守什么“家法”。他给重印((新学伪经考》作序，后来改题为《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见《古史辩》第五册)。这篇文章是站在古代语文学的立场来考辨“古文”经，只是求真，在“古文”和“今文”两方面都不偏袒。他是要进一步把“经”的本身一律要重新估定它的价值。现在用他自己的话来概括：“我所做的事，是关于国语和国音的，我所研究的学问是‘经学’与‘小学’；我反对的是遗老，遗少，读经，新旧各种‘八股’，他们所谓‘正体字’，辫子……二十年来如一日，即今后也可预先断定，还是如此。”他晚年曾引用刘继庄的几句话教育我们：“人苟不能斡旋气运，徒以其知能为一身家之谋。则不得谓之人。

    父亲在1929年以后，患高血庄症，血管硬化，神经衰弱。1935年，有一次他到车站送黎锦熙、汪怡等人去南京开会，回来后忽见一切光明都有晕，右眼从此患视网膜炎，看东西不清楚，写字歪斜，伏案工作，每次总不能超过一小时。父亲由于患病不能离开北平，但是“七·七”事变后的北平，环境极为恶劣，精神上受的刺激更大。父亲拒绝伪聘，曾向西北联大来北平的汪如川说：“请转告诸友放心，钱某决不做汉奸！”1938年恢复旧名“夏”，表示是“夏”而非“夷”，决不做顺民。

    父亲在平常谈话时曾说：“我的体质虽不如你们的伯父和祖父，他们都活到74～75岁，但我想我活到六十多岁是可能的。”我们当时还以为父亲太过虑了，虽有高血压症，服药休养总会好起来的，没有想到环境和外界的刺激增加血管的压力以致右脑血管破裂，虽经抢救无效，不幸就在1939年1月17日下午9时3刻病故于北平德国医院。他终年五十二岁。

    1979年1月17日父亲逝世四十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