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念父亲

    郁风

    最近在收到家人所寄国内剪报中有一则四方寸小纸片的剪报：

    《郁曼陀先生传》碑在西天目发现[HT]

    这则“本报讯”原载今年(1989年)9月5日《杭州日报》，其中报道：“这块用石灰石制成的碑，高113厘米，宽52厘米，全文共548字，用楷书写成，字迹清晰。它立于1944年，详细记载了郁曼陀先生的经历和业绩，以及殉国年月”。此外并未提到立碑者和撰写者的名字。

    这不能不引起我的惊讶和猜测，我从来没听说过有这么一志愿为父亲树立的刻碑。唯一的是，家乡浙江富阳县参议会于抗战胜利后的一九四七年，在鹳山脚下松筠别墅大门前建立的“郁曼陀先生血衣冢”前所立的碑，碑文是郭沫若先生撰稿，马叙伦先生用楷书书写。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这块碑和血衣冢已被彻底捣毁，尽管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根据上海市报告批准郁华(曼陀)为烈士，颁发给家属的烈属证上还有毛泽东的签名。“文革’，后的1977年我和母亲回到家乡，富春江依然环绕鹳山流去，而半山腰上的血衣冢旧址却已成荒草废墟。问县府和乡人，那块碑十年前被砸破，断石也荡然无存。幸好母亲亲手中存有马叙伦先生书写的原稿，捐献给富阳县政府，又经过当地各界人士五六年的磋商筹备，终于在1983年在鹳山上辟为公园的松筠别墅旧址建成纪念郁华郁达夫烈士的双烈亭，并重刻了一块“郁曼陀先生血衣冢”的碑，立于原血衣冢旧址。

    然而，这块新发现的碑是否就是原来的血衣冢碑呢？如果是，记者总不会不写上郭沫若撰文的吧？原碑是横幅，高约一米，宽约1．5米左右，新发现的却是立幅，只有52厘米宽。而且是“字迹清晰。它立于1944年”，原碑却是立于1947年。看来即便是断碑一半也不像。

    无奈我远在南半球，无法向杭州了解真相和详情。自从不久前来到澳大利亚，环境和思绪都不复先前，现在正是江南的初秋，这里却是春尽面临炎夏。太阳每天虽从东方升起，却不是由左向右转向南方，而是向相反的方向转到北方再向西方落下。思念起国内亲人朋友和富春家乡，就好像远在梦中，如同隔世。想到父亲呢，更是如同隔世的隔世。1939年11月23日，他在上海被151本占领军和汉奸政权设在租界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的特务机关派人暗杀，至今已整五十年了。

    记起去年在北京遇到《上海滩》编者约稿，谈起今年是父亲殉难五十周年，作为抗日战争中第一个在上海殉职的法官，《上海滩》应为文介绍，而作为他的女儿我应该写。可是事隔一年，又远离祖国到了南半球，突然收到这张小纸片剪报，便引起种种猜测和冥想。

    1944年杭州还在日军占领下，竟然有人敢为一位被当局者置于死地的人树碑立传，从拟意、设计、撰写到刻在石头上成为碑，并把它树立在离杭州城不远的西天目山，这一整个过程都要担当风险。然而竟有人一一也许不止一个人这样做了，不为名，不为利，无非只为给后世人知道曾经有过这样一位在敌人汉奸的威胁下“守正弗挠，烈烈以死”(柳亚子为郁曼陀诗集写的序文)的法官，同时也给当道反颜事仇的败类以震撼。

    如今要全面介绍父亲的生平事迹是困难的，因为手边没有任何材料，连他的诗集也没有。但对父亲的恍如隔世的怀念，不能不联系到对上一代知识分子面临生死抉择的心路历程的理解，无论是对是错，记下一二也许不是全无意义的吧。

    作为子女，总是很难全面客观公正地理解父亲。每一代人都戴着与生俱来的一直随着他生长的整个时代社会赋予他的有色眼镜，在生活距离中越是亲近，越是会通过有色眼镜放大一点不及其余。譬如我二十岁左右时，只看到他对我的革命“自由”的限制，心目中把他放在阻碍社会前进的位置上，而从来不理会他在同样二十岁时已经和梁启超等革新派站在一起争他的和社会的自由，也不理会他五十岁的当时站在复杂斗争的焦点和前沿所处的位置和所起的作用。直到我于上海沦陷后，自以为不顾生死奔向抗战离家而去。父亲留在“孤岛”却巍然以身殉国，当时对我的打击不仅是失去父亲的悲痛，而更使我愧悔不已的是自己没有真正理解父亲。

    如今我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比父亲在世的年龄更长了一一父亲殉难时只有五十六岁。隔世的怀念的远距离，使我似乎更能清晰而扼要地回想父亲的一生，仿佛更亲切地接近他了，比较能够客观地理解他了。

    从我读小学的时候，常听到亲友中的公论，一致赞扬父亲是郁家的孝子贤孙，我心想这是老封建那一套，可是我却喜欢跟父亲回富阳老家看望奶奶和阿太(太祖母)，不但因为有香泡(柚子)、栗子、云片糕等好吃的东西，而且那座破旧的老屋很有意思，父亲和二叔三叔在那里出生，符合父亲讲的他小时候的故事。楼上黑洞洞的堆放着竹篓瓦缸和农具，父亲说这里住着一条大蟒蛇是家神，奶奶和阿太不许动它。我和弟弟总想等着它出来看个究竟，又怕上楼要走过阿太的床前。阿太白天也睡在她那深蓝色夏布蚊帐里，父亲要买个珠罗纱蚊帐给她，她坚决不肯要。可是我们没吃到父亲小时候唯一送饭的菜——腌过的苋菜管，奶奶老爱说：“透鲜啊！”实际上是穷人把菜市上人家扔掉的老菜茎捡回来用盐腌的，而这时家里已不再吃这个了。

    我是在北京出生的，那是在父亲带了三叔和母亲第二次去日本考察司法回国以后，他在大理院当推事并兼在朝阳、法政等大学教书。他第一次去日本是考取杭州府官费留学，在此之前是府道试第一名的秀才，父亲能够当上一名知识分子是全靠不识字的祖母。祖父和曾祖父都是私塾执教的，两代都早死，留下两代寡妇，本不可能供孩子读书了，可祖母坚持要孩子读书，宁愿劳苦为人洗衣缝补。

    三十年代初，父亲调任上海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庭长，他以月薪积蓄在富阳鹳山造了松筠别墅给祖母养老并给二叔养吾医生当诊所。抗日战争开始那年冬天，杭州富阳沦陷，祖母固执，死也不肯跟二叔离家逃难，她说：我还有一个儿子是法官，一个儿子是作家，日本人来了还该向我下拜呢。日寇真的来了，就占据了松筠别墅，命令祖母侍候炊饭，她不肯，带了炒米逃匿鹳山后面树丛中，竟冻饿而死。父亲过了很久才知道，悲痛不堪，直到他殉难前那一年中，家人在他面前不敢提起祖母。

    他对祖母的感情远远超出一般的孝心，他认为自己生根立命的知识、信念和为人处世的准绳，这一切都是来源于祖母的坚持让他读书。

    我们小时候对父亲心目中的尊崇、爱好和归宿的理解，除了祖母神圣不可侵犯之外，家乡富阳富春江也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父亲终年喝着家乡的茶，最受欢迎的客人是富阳来的，父亲立刻说起富阳土话问他今年雨水如何，收成如何，腌了几条火腿等等。他画的山水画和作的诗都是怀恋家乡，他最崇拜的画家是画富春山居图的黄公望，他讲得最精采的故事是严子陵和汉光武皇帝同榻而眠，一翻身竟把腿压在皇帝身上，因而天上的客星犯了帝座。自然他也讲富春江上游严州府伍子胥过昭关一夜白了头发的故事，端午节为什么要吃粽子的故事。那时是在北京一个四合院里，夏夜的萤火虫伴着满天星，“小院深深月到迟，冰茶雪藕纳凉时”(父亲的诗句)，我和弟妹们围着父亲倚靠的竹床，每晚都要听几个故事。记得有一回我问他：

    “岳飞、文天祥、屈原都是大大的忠臣，为什么皇帝都不喜欢他们呢？”

    他笑了，一时答不出来。也许他认为说了小孩也不能理解。后来他从反面说，严子陵就不是皇帝不喜欢他，而是他不喜欢跟皇帝去做官，宁愿自己在富春江边钓鱼。

    这正是北伐战争之前军阀混战的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忠君爱国思想早已起了变化。父亲在．日本留学的青年时代正在酝酿辛亥革命，他曾是激进的革命派，经常著文作诗在报刊抨击腐败的清政府。民国初年再度赴日考察回来，当上一名小京官，对’参预政治已无能为力，便寄情于山川文物，把屯国历代知识分子的精华所尚——最崇高的气节操守当作个人修养品性的追求。这其实是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所推崇的，只不过有或多或少或真或假，或在口头域贯彻于行动的区别而已。对于父亲来说，除此之外还有一条，就是对他所学和事业的执著，形成不可动摇的职业道德和信念，法律尊严，以法治国。到了今天的远距离才看出，这就是父亲一生借以安身立命的两条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