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的我，像鱼儿投入了汪洋大海，原那一坛死水中的一切不幸全不想了，没了。我和父亲直到这时，也没有过语言的往来，不知道他每天都想些什么，只从他那又急又快的脚步中，看到他走着这条新路很愉快。只有一次，不知道他为了买什么，到运河东敌占区去了一赶。他回来说，夜间回家去看了看，乡亲们把我家的大门口用土坯封起来了。他是从东邻家的梯子上爬到我家的东房顶上，又抱着枣树下到院子里。那小黑狗已经长成了大狗，黄狗快老了，两只狗一看见他，都用后腿站起来，用它们的前腿和爪子抱住了他的肩膀亲他，发出了呜呜的哭声。乡亲们告诉他，封门时把狗赶出来，它们又跳回家，谁也抱不出来。南邻的小三哥只好每天三顿用绳子吊下个小桶去喂它们，它们才活下来。从西墙角给它们扒了个洞，让它们出来和别人家的狗到村外去玩玩，散散心，它们还是不出来，在等，等这一家人回去。

    当我父亲又爬上枣树要离开家时，两只狗在树下使劲往上跳、跳。当它们望不见我父亲了，它们在院子里的声音更响，像在哭。

    奶奶和一家人听了，都流了泪，只有父亲没有泪。我从没见过他流眼泪，我以为他没有泪，他没有长着会流泪的眼睛。长大后，我才明白，他很有家长的尊严，当着儿女的面，他是不能随便流泪的。

    在工厂，又发生了一场矛盾。政府选拔我父亲到太行山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参议员训练班去受训，受完了训就是那一级政府的参议员了。母亲和二哥都十分高兴，保证父亲走后，我奶奶不会受委屈，大家都会更加孝敬她，处处把她照顾好。看到父亲那兴奋的神采，他也很想去，他当然要问我奶奶。奶奶寒下脸说：“你去吧，回来你就没有娘了。”

    这句话，算铁板上钉，谁说什么，父亲也不去了。他的回答是：“尽忠不能尽孝，尽孝不能尽忠，我在这工厂里办点事算忠孝双全，都尽了。再说，儿女们谁尽忠我也不挡着，叫他们去尽忠，也算替我尽了一份。”

    在母亲听来，他说的全都是歪理，是落后，是愚忠愚孝，是无理胡搅，把母亲气得够呛。

    我和侄女在子弟小学读书不到半年，军分区宣传队来招收女孩当宣传员，我和两个侄女都走了。父亲确实没有阻挡，他没有认为女孩去当兵有啥不好，更不说我们去了可能会遇到危险。这不是因为他不喜欢女孩，死活他管不着，他说话是算数的，再加上母亲的支持。在抗日根据地，吃的穿的住的都是人民的，大家都有了当家做主的权利，父亲的家长权威，无形中自动退位。

    1942年5月，敌人开始对这一片根据地进行大“扫荡”。我和侄女又和家人聚到一起，但我们这些抗日战士的家属很难落脚了。我父亲担当起一家老小从这里到那里的逃难任务。哪里还有太平日子呢？瞎闯罢了。

    原来我们一家分散着住在武城县运河西的村庄里。敌人“扫荡”过去，就在这些地方修炮楼，怎么办呢？有位老乡说，枣强和冀县还是我们的根据地，敌人没有“扫荡”。这样，父亲借了个小手推车，让奶奶和小侄女坐上去，他推车驾辕，我们三个女孩拉车，向西要走一百里路呢。这是夏天，父亲的汗水湿透了全身的衣裳，一步一滴汁水，一个脚印。走出去不太远，就变成厚厚的沙土路了。母亲和大嫂都是小脚，实在迈不动步，就在沙路上向前爬、爬。她们身后的沙土中都留下了一长串身印。父亲那推车的脚步更费劲了，他喘着，喘着，拼命地推。奶奶和小侄是不能下车的，下来也走不成，爬也爬不动。奶奶在小车上望望前，望望后，皱紧眉头，愁得直想哭。

    来到了冀县沙土窝里的黄洼窑村，村长找了个房子多的户家让我们一家住下了。父亲紧接着的任务是给一家老小九口人找吃的。开始，村政府送来点粮食，饽饽，时间久了，就供不起了。父亲天天找区政府去批条子，批到哪个村，就到哪个村去讨要。而这里离敌人并不远，敌人常出来抢粮，抢东西。我们的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都要吃饭，各村的人民群众都很艰难。

    每天，父亲天不亮就出发，一家老小整天饿着等着他的脚步声。天很黑了，他才回来。也不知道他去哪个村，跑了多远的路。他的脚步声成了一家人的生命线，我们等着，听着。如果他的脚步声更重了，就说明他背来了粮食。我们赶忙跑出去接过来，常常那口袋底上只有一点点，五六斤，最多十几斤。我们倒在碾盘上碾，连糠皮一起吃，也不够一两天的，只能拔野菜，做糊糊。只有一次，父亲背回来三十斤谷子，一家人高兴极了，做了一锅带糠皮的发面窝窝。小侄女一看，不敢动，她仰起脸问：

    “老奶奶，这一顿咱全家都吃这么好的饭呀？”

    奶奶用哭声说：“咳！唉！我那孩儿啊……”她说不下去了。

    谁知，没有多久，敌人又开始了对这一片地区的大“扫荡”。一位老大娘说：“你们出去跑，把老太太交给我吧，还有这个小丫头和他哥哥黑小，饿不死

    这次“扫荡”连续二十多天，父亲带领着母亲、嫂嫂、我和侄女，钻庄稼棵，遍地跑。人又饿又累，两天后，几口人再也不动步了。枪炮声在各处响，说不定敌人的汽车和马队会从哪里窜出来。父亲一看大人孩子要累垮了，他让我们在一片坟头地中等他，他不顾死活，走向了一个村庄。我们正为他担心，他抱着八个高梁面饼子跑回来了。我们又惊又喜，好像这些干粮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父亲说：

    “那一家的老大哥、大嫂都太好了，人家说，这乱时候救命要紧，就是这么多干粮，全拿走吧！”

    又过了三天，父亲再到那一家要饭时，他空手回来了。那一家再也没有吃的了。跑“扫荡”的人很多，许多人去要过，他们自己也在挨饿。我们一面躲敌人，父亲一面抽空进村去讨要。他不让妇女和孩子进村，怕碰上敌人，他自己不顾死活，去探路，去冲闯。秋天，他领着我们捡豆粒，捡落在地上的大麻籽粒，去给我们换点东西吃。

    说实在的，这几个月要不是有父亲在，这一家人的死活就说不定了。我二哥在武城县公安局担任除奸股长，这里“扫荡”过后，他来接我们时，瞪大了眼睛一看，笑着说：

    “哈哈！又是一个也没少，都在，都活着。”

    奶奶说：“问问这几口子吧，是不是你爹那双腿脚快跑断了？”

    二哥望着父亲笑，父亲那没有表情的面孔在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回到武城县的前树村，父亲认为我们应该学点什么，他教我和二侄女淑花打算盘。加减乘除，我学完后，淑花还是学不会“小九九”的打法。我父亲急了说她笨，一巴掌打得淑花干脆不学了。

    1942年冬天，我离开父亲到地委去当了交通员，一直到1945年我们的县城解放，我已经当上军区文工团的演员。到我们县城来庆祝，演出，我又和全家人见面了。军民在狂欢中给文工团送来了许多肥猪肉。各分队每顿饭打一盆肉来，大家吃不完，都给我们家送来。看我们一家子这个吃劲，像在冀县喝菜粥，你一碗，他一碗，父亲用的是大海碗，他能吃两碗，足有三斤肉。这就是抗战八年没吃过肉的一家子。

    从这以后，母亲、嫂子都参加了工作，孩子们出去当兵的当兵，上学的上学，家中只有父亲和奶奶了。奶奶一活活了一百零四岁，全是父亲做饭，照顾。奶奶死前躺了三年，父亲为了护理她，三年没有脱过衣服好好睡过一觉。

    六九年奶奶去世后，我本想让父亲到我身边来休息几年，让我来孝敬孝敬他。恰恰在此时，“四人帮”正猖狂。我很难有机会回到邯郸家中看望父母和两个小儿子。

    这时候，母亲已经83岁，糊涂了。她一看见我父亲，总想起过去她在家挨打受气的那些年月，那一切给她的伤害太重了，抗战共患难的八年，也没有医好她心灵的创伤，和父亲有隔膜。

    只有一次，我回到了家，看见父亲端着碗稀饭，颤抖着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