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老师很少照本宣科，总是在教完应学的单词和造句之后，就给我们讲小说。一本《德北家的苔丝》，讲了整整一学期。那时我们就知道她的丈夫是一个著名的翻译家，当时还在上海，《德北家的苔丝》正是他的最新译作。朱老师讲故事时，每次都要强调这部新译比旧译的《黛丝姑娘))如何如何高超，虽然她明知我们根本听不懂。在三年国文课上，我们听了《微贱的裘德》、《还乡》、《三剑客》、《简爱》等。这些美丽的故事深深吸引了我，几乎每天我都等待以至渴望着上国文课。初中三年，我们每学期都有国文比赛，每次我都是尽心竭力，往往几夜睡不好觉，总想得到老师的青睐，然而，不管我如何奋斗，我从来就只是第二、三名，第一名永远属于老师的宠儿，“下江人”葛美，她穿着人时，皮肤白皙，两只大眼睛清澈明亮。我对她只觉高不可攀，似乎连忌妒都不配。她也一向只和“下江人”说话，从来不理我们这些乡巴佬。

    我们的国文课越上越火了，大约在二年级时，朱老师在我们班组织了学生剧团，第一次上演的节目就是大型话剧《雷雨》，我连作梦都想扮演四风或繁漪，然而老师却派定我去演鲁大海。我觉得鲁大海乏味极了，心里老在想着繁漪和大少爷闹鬼，以及二少爷对四凤讲的那些美丽的台词。由于演出相当成功，朱老师甚至决定自己来创作一曲歌剧。她在课堂上大讲中国京剧如何落后，意大利歌剧如何高超。她终于和一位姓李的贵州农学院的讲师合作，写出了中国“第一部可以称为歌剧的歌剧”。在他们合作的过程中，李先生几乎每天都来朱老师家，他俩为艺术献身的精神着实令人钦佩。李先生会拉手风琴，会弹钢琴，会作曲，朱老师则构思情节并写歌词。他们常常工作到深夜，于是，人们开始窃窃私语。每逢李老师过我家门口，母亲总是对父亲悄然一笑。有一次母亲还一直熬到深夜，就为看看李先生究竟回家没有，我也使劲撑着眼皮，但却很快就睡着了，到底不知结果如何。

    不管怎样，歌剧终于完成，并开始了大张旗鼓的排练。朱老师要求全班都学会唱所有的歌，我们大家每天都得练到天黑才回家，而这些歌也都深深刻进了我们童年的记忆。记得帏幕拉开，就是伯爵登场，他轻快地唱道：“时近黄昏，晚风阵阵，百鸟快归林。荷枪实弹，悄悄静静，沿着山径慢慢行……”他随即开枪，向飞鸟射击。一只受伤的小鸟恰好落在树林深处伯爵夫人的怀里，她于是唱起了凄凉的挽歌：“鸽子呀，你栖在幽静的山林，你整天在天空飞翔，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没有一些儿阻当；鸽子呀，你哪知凭空遭祸殃，可怜你竟和我一样，全身战栗，遍体鳞伤，失去自由无力反抗……”正在此时，一位流浪诗人恰好走来，他唱着：“异国里飘零，流亡线上辛酸，这生活的滋味像烙印般刻在我心上。每日里，痛苦鞭打着我，我饱受人间的冷眼讽言。我只能忍气吞声，我只能到处飘零。如今，我不知向何处寻求寄托，何处飘零？！”当然，两个不幸的人立刻同病相怜，随即堕入情网。后来，当然是伯爵一枪将诗人打死，伯爵夫人也就自杀身亡。

    当时，这出“千古悲剧”真使我们心醉神迷！虽然所有角色照例都属于漂亮人时的“下江人”，但我们对于分配给我们的职务却是十分尽职尽责。记得我当时负责管道具，为了打扮那位伯爵夫人，把我母亲结婚时用的银色高跟鞋和乳罩(当时一般女人不用乳罩)都背着母亲翻出来了。演出当然又是非常成功。露天舞台设在一片土台上，后面是一片幽深的松林，当年轻美丽的伯爵夫人穿着一身白纱裙(蚊帐缝的)，头上戴着花冠从松林深处幽幽地走向前台时，大家都不由自主地屏住了呼吸。

    我就是这样爱上了文学，爱上了戏剧。

    母亲把她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总想让我来实现她未能实现的梦想。初中一毕业，她就让我考上贵州唯一的国立中学——第14中，这里的同学大半是大官和有钱人的子弟，下江人居多，师资水平相当高，不少是原来的大学教师或报刊文人。国民党控制很严，对学生有一套严格管理办法。每一班级都有一个级主任，这个班级就以他的名字命名。我们的泽寰级以数学好著称。我后来考大学往往拿高分，就得益于赵泽寰老师教我的数学。学校每天都有升旗仪式，唱国歌，升国旗，然后校长训话；晚上有晚点名，点名前唱的歌是劳动歌：“神圣劳动，小工人爱作工；神圣劳动，小农民爱耕种……为什么读书，为什么读书，为辅助劳动”；点名后唱的歌是学校老师自编自谱的“马鞍山颂歌”。我至今清楚记得歌词是这样：“马鞍山，马鞍山，是我们成长的园地，是我们茁壮的摇篮。山上飘洒着园丁的汗雨，山下流露着慈母的笑颜。上山！上山！往上看，向前赶！永恒的光，永远的爱。永远地守住我们的园地，永远地守住我们的摇篮！”每个星期一都要举行“纪念周”，在这种全校的周会上，常常有大小官吏来训话。总之，国立14中有自己独特的传统和校风，尊师爱校，严格训练和管理，重视劳动，每个班级都有供自己种菜的自留地，学生都为自己的学校而自豪。

    可惜我在14中的时间并不长，高二那年，抗日战争胜利，14中迁回南京，重新复原为中央大学附属中学，我则仍然留在贵阳，进了贵州中学，高中三年印象最深的就是美国。我最讨厌那些嚼着口香糖，伸出大拇指叫“顶好”，开着吉普车横冲直闯的美国兵。我每个周末回花溪，有时坐马车，有时走路，总会碰上那些载着花枝招展的时髦姑娘的美国吉普。车上的美国兵常常冲着我喊：“漂亮姑娘，要不要搭车？”我就觉得受了莫大的侮辱。有一次，我和堂姐在碧绿的溪水里游泳后，正穿着游泳衣坐在桥头晒太阳，来了一群醉醺醺的美国兵，他们先是说说笑笑，后来就动手动脚，竟将堂姐推落水中。堂哥一见大怒，用相当流利的英语和他争吵起来。堂军当时是空军机械师，刚从美国受训一年归来。美国兵一看堂哥能开“洋腔”，顿时有些气馁，终于被迫道了歉。，后来“沈崇事件”，美国兵强X了北京大学的女学生，凶手竟被引渡回国，无罪开释、掀起了全国学生运动的轩然大波。我自己更是觉得对美国兵恨之入骨。我的这位堂哥后来加入了地下共产党，解放前夕被抓进监狱，国民党撤退时英勇僦义，(成为贵州有名的烈士。我想他所感到的民族的屈辱一定是他参加革命的重要动因。

    然而，奇怪的是另一方面我又被美国文化所深深地吸引。那些美国的“文艺哀情巨片”简直使我如痴如醉。泰隆鲍华、罗勃泰勒扮演的银幕上的美国兵竟然成了我的英雄。我宁可摸黑走路回家，也要在星期六下午赶两三场美国电影。我们学校附近就有美国兵驻地，我和同学们都喜欢黄昏散步时在那边徘徊。堆成小山的咖啡渣发出诱人的香味，偶尔会拾到一两张美丽而光泽糖纸。特别吸引我们的是沿街销售美国剩余物资的小地摊，从黄油、奶粉、口香糖、信封、白纸，直到简装本的古典小说和侦探故事都有。这种简装本62开，软封皮，不厚不薄，在车上、床上，特别是上课时偷着看都方便。霍桑、海明威、辛克莱、斯丹倍克，我都是通过这些简装缩写本读到的。当时，傅东华翻译的美国小说《飘》刚刚出版，真称得上风靡一时。同学们都在谈论书中的人物，我和母亲也时常为此发生争论。我当然是有文化、有理想、有教养的文弱书生卫希礼的崇拜者，母亲的英雄却是那位看透了上流社会，能挣会赚的投机商人白瑞德。

    整个高中时代，我沉浸在西方文化的海洋中。每个星期六一定参加唱片音乐会，听著名的音乐史家萧家驹先生介绍古典西洋音乐，然后系统地欣赏从巴哈、贝多芬、舒伯特、德沃夏克、柴可夫斯基到德彪西、萧斯塔科维奇的乐曲。我当时对萧先生特别崇拜，他的言谈举止对我都十分有吸引力。后来听说他和我堂哥一起被关进了国民党监牢。肃反时又听说他被共产党监禁，原因只是他既然没有被国民党枪杀，那就肯定是叛徒。关了好几年，出狱不久就与世长辞。那时，每个星期天晚上，我一定参加圣公会的英文礼拜，听上海圣约翰大学神学院毕业的汤牧师用英文布道。起先只是想练练英语听力，后来是真正对基督教的一套仪式发生了兴趣。特别是那些非常动人的赞美诗，似乎真沟通了一种超自然力量和人的灵魂。我不但参加作礼拜，而且也参加了查经班、唱诗班，并认识了年轻的女牧师密斯宾，这是我认识的第一个美国人。我们一起用英文读圣经，唱赞美诗，我最爱听她讲圣经故事和人生哲理。她的广博知识，平等待人，特别是她的献身精神都使我深深地感动，并看到了另一种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