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运高峰期间，我戴着黑纱挤上西去的列车，心跳伴随着铁轨的轰响，一分一秒地向父亲靠近。踏上礼泉地面，已是掌灯时分。

    大门口一张大白告示，上写：

    阻告

    家严弃养痛遵遗嘱

    丧事从俭敬告诸亲朋

    谨阻奠仪父亲上午已经火化，灵堂上置放着他的遗像和漆黑的骨灰盒子。我对着父亲的遗像长跪不起，磕了三个响头，眼泪直往肚子里流，万感交集，眼前一黑，不觉天昏地转，出现幻觉，半天醒不过神来。侄子们费力地把我拉了起来，扶着，指着灵堂旁边的幕帐，说：“这是爷爷的遗嘱。”

    遗嘱

    勤俭持家厚养薄葬是我家传统家风我谢世后丧事从俭遗体火化移风易俗毋违我意

    从命是孝是所至嘱

    阎景超

    1994年1月10日8时23分

    泪眼朦胧中，父亲来到我的面前。

    父亲是我们家族最早接受新文化的人，也是“五四”以后礼泉县火所共知的文化人。父亲不迷信、不拜佛、不信教，不语怪力乱神之事。然而，在土葬或火化的问题上从来没有明确的表示，只说过将来要死就死在老家他置的这院庄子里，别的话没有说。新社会、新时期人们享福了，保健条件好，他要在短、命的阎姓家庭，创长寿的纪录，从而以血肉之躯证明“心广体胖”、“生命在于运动”的真理。他似乎觉得“死”对于他来说，是个遥远的话题。，在土葬、火菱讹的问题上，我以为父亲的心情是矛盾的。按照老规矩，与母亲合葬，入土为安，在重孙们一顶顶红孝帽的迎送下，背上棺材安详地下，也算有个归宿；按照新规矩，不与活人争地，火化升天，飘飘欲仙，鼓盆而歌，移风易俗，保全一生文化人的人文品格，何况自己还是县里的政协委员、人们尊敬的阎老先生。我们都没料到，在火化这一尖锐的社会问题上，老人如此明白和果断，这无疑在土葬依然成风、至今连个焚尸炉也没有的礼泉县的平头百姓中爆了一个冷门。

    果不其然，在火化的问题上家里人发生争执。反对者担心本家上百户人不答应，也怕把人架在火上烧对不住地下的老母。“看日外争熊，把他大给烧了！”“啬皮！待不起客了我们自己带饭！”话多难听！但是全家老小还是统一在一个重要点上，就是不管怎样，也要按遗嘱上说的办——“勤俭持家厚养薄葬”，“毋违我意从命是孝”。老人家一辈子谨言慎行，只要他说出口，就是他的深思熟虑、务期必成的郑重宣言。现在，轮到学历史的大哥主事，他也是执拗性子，说：“机关单位、朋友远亲、舅家姑家姨家，一概阻奠，秘不发丧；只通知女子，女婿一个不叫来；近百户自家本姓人，齐门通知，一户不漏，泣血顿首，尊之上位。大的脾气我知道，就这么办，埋锅起灶，各执其事。散！”马上派人去了毗邻的乾县火葬场。

    不铺张也不敷衍；盆盆照摔却免去其它缛节陋习；席面照摆但不搞“十里搭帐篷”；守灵晚上烟酒招待，玩扑克、打麻将，但不搭台子唱戏也不演电影；既严守遗训又不拂亲情，也是新事新办、新旧结合，想来，父亲冥府里会点头同意。

    丧事办完了，在县上人的心里留下一个世纪老人的完整形象；父亲死了，我们家庭结束了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

    回到礼泉家后，从气氛到气候都是出奇的冷。父亲走了、冷冷清清；天寒地冻，透心儿凉；白天手不敢伸出来，夜里脚腿怎么也暖和不过来，屋里生着炉子呀，怎么搞的！我睡在父亲床上，像是王祥卧冰。在北京时，一个老汉服侍另一个老汉，当儿子又当孩子，晨昏侍奉，作老莱子娱亲状，倒也越活越觉年轻。北京当老莱子，回乡当王祥，始知二十四孝之不易。我在这里卧冰，父亲几十年在这里卧冰，礼泉人包括小时候的我都在这里卧冰，大家不都好好地活过来了吗？可是，此刻，我实在觉得很冷很冷。可怜的父亲，在这张冰的床上，怎么度过你生命最后的一刻？你水米不进，辗转反侧，起来坐下，坐下起来，但是，一个呻吟声唤也没有。你双眼紧闭，顾不上眼前的一切，也来不及回忆过去，也不是全力忍受难以忍受的病痛，而是思考着另一个世界的情景。一次，当妹妹扶你瘫在她的胸前坐起时，你回到眼下现世。妹妹问你：“把我二哥叫回来？”你听清楚了，嘴唇困难地启动：“不咧！”父亲，你和我两地相望时，总是牵肠挂肚地说：“二哥难，二哥背头大。”但此刻，你顾不上了。半响半响，当着两个妹妹的面，你突然冒出这样一句话来：“你妈……可……怜。”

    父亲死了。千不该，万不该，不该让父亲大冷天回礼泉，我们不孝。父亲真的死了，父亲找母亲去了。

    父亲回县后，小妹把他接到她的家里，一次，父亲给大哥发脾气了，责怪大哥动作慢没有把他的房子收拾好，而且十分严厉地说：“难道叫我住招待所不成！”然后。梦呓般地说道：“我要回家过腊八……大年三十以前解决问题。”

    父亲殁于腊月初九，无疾而终，不知不觉地回归到另一个世界，一切似乎都在他的缜密计划之中。

    父亲一生，生性平和，喜爱文艺，热心公益，宁肯吃亏，也不抗争。他的人生哲学是“善”，处世哲学是“忍”，行为方式是“文”。人家是“小不忍，则乱大谋”，他却是胸无大志、有忍无谋，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多一个冤家多一堵墙，一辈子没有跟人吵过嘴、打过架。他的这套律己箴言，加上母亲勤俭持家和更为和善的行为准则，相得益彰，融汇而成我家的家教家风。父亲不爱教训人，也不习惯堂前训谕，因此，对我无形中一脉相传甘愿接受家教家风的约束，表示满意，但是对我在阶级斗争中一忍、再忍、三忍、忍无可忍，或咆哮公堂，或打笔墨官司鸡蛋碰石头的表现，颇不为然，即便反抗有效，他也很不赏识。在父亲看来，天人合一，天下为公，人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个谁也离不开谁的统一体，所以人和人要相亲相爱，多行善事。他不同意“人性恶”。“人之初，性本善”。他是“性善”论者，认为以善戮恶，不如以善制恶，以善化恶，尽可能避免以牙还牙，万万不可结下世仇；既然人性善，那么，人的与生俱来的天良，终归会被自己发现，到头来善恶必报，得以善终。他认为国民党其所以不能长久，根本原因就是作恶多端，共产党其所以力克腐败，其原因就是腐败乃政党之恶根。他认为国家领导人说“多给群众办实事”的话说得好，得人心，惟善，能以得天下。他在县上做政协委员时，走街串巷，不厌其烦，大会小会，建议尽快修建环城公路，解决群众行路难这一最为迫切的困难，县上的人都知道，阎老先生三句话不离修路，修桥补路、积德行善。他从小背诵四书五经，受儒家学说影响很大，当然也有些佛家的东西，尽管他不语怪力乱神。

    当我离开家乡时，“看阱争熊，把他大给烧了”的说法已经销声匿迹，但是街上有人问大嫂：“他二哥没说啥？他二哥给钱了没有？”

    回到北京以后，一时很不习惯，觉得父亲还在小屋里正襟危坐，大睁视力加起来只有0．5的双眼，手执放大镜，像在地上寻找绣花针一样地读书看报。我不由自主地走上前去，像去年此时此刻向他请教学问那样。一次，我问他“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后面一句是什么时，他顿时兴奋起来，说：“‘帝何力于我哉’，也有人读作‘帝力于我何有哉’，是谬读。孔子日：‘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但人们句读错了，断句断成‘从心所欲，不逾矩’。”他说他从小喜欢这首《击壤歌》，喜欢得不得了。还有一次，是他自己兴奋起来主动找我。他给我念了张学良最后一次接受采访时的一段谈话。张学良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日本人有‘忠’，但无‘恕’。人应该原谅人、体贴人。这是我的脾气。”张氏此言，父亲激赞不已，言毕，室内立刻荡起他平时少有的爽朗笑声。父亲恪守恕道，绝不隐忍偷生；与人为善，却不抱残守缺。有件事现在想来仍然让人感动。他的大学教授堂弟，我的叔叔，将近70，仍然过着旷夫般牺牺惶的日子。十多年前，婶婶半身不遂，卧床不起。叔父端屎倒尿、床第守候，年夏一年，岁月催人老_，人比黄花瘦。一天，父亲要我给西安叔父的女儿、儿子，我的弟弟、妹妹写信，让他们着即准备给他父母办理离婚手续，说“此事甚急，万勿延误，造成终生恨事。”他说：“一个活人，从四十多岁到六七十岁，过着不是活人的日子，这不合人的本性。我是哥哥，趁我还活着，就得管管。新社会了，儿女们会替父母着想的，病人照样能够得到精心的护理。”然后问我道：“你看咋样？马上写信，岁月不饶人！”父亲当时很动情，说起话来嘴唇直打哆嗦。这件事，我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感动……人去楼空，音容宛在。父亲身上，儒家的忠恕、佛家的诚善和墨家的兼爱兼而有之。缺少道家的空灵和庄子的才气，他把“文质彬彬后君子”、道德文章琴瑟和谐的希望，寄托于他的后辈子孙。他代表二个时代、一个家庭、一段历史、一个过程。在他的主持下，这个家庭顺乎潮流，跟上时代的脚步。他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