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哥哥参加革命可以，为什么非要我去读书呢？”我争辩道。

    “我说过了，读书也是革命，你怎么还不明白呢？革命有分工。”他耐心地说，“你哥哥比你大两岁，他去参军我不反对，像你这样年纪，去干什么？一打仗还是负担呢？”“我才不会成为负担呢！”

    我妈看我又拗起来，数落着：“不听老人言，必定受艰难，看吧，有你小孩受的苦。”父亲摆摆手，制止妈妈说：

    “好好，要他再想想。再想想。”我发现父亲这次回来，脾气比过去好多了。对我们很讲“平等”，真是一革命就把身上的军阀作风革掉了不少。

    过几天父亲又同我讲到北京上学的事，我以转学困难。插班困难来搪塞，他哈哈一笑，口气很大地说：

    “到北京能没有你上的学？你想上哪间学校都可以。我可以找薄一波同志嘛，找周恩来同志嘛。”，父亲说这话，一方面暴露了他的特权思想，一方面说明他当时还未想离开北京，他对他的个人前途还是乐观的。

    我家住在小纸坊街，小纸坊街解放前住了许多要人，在开封很有名气。父亲一回来。整条街都知道“军长回来了”，街坊们都为我家庆幸，对我们家人很尊重。当时我所在的中原大学23队组织秧歌队没有锣鼓，我带同学到街道上借，拉人力车的和别的街坊见到我，都喊我“三少爷”，回到学校同学们取笑我，我气得哭了一场，我对能使人称我为“少爷”的老爹，又耿耿然了。

    过去的岁月像一个破碎的阴影，笼罩着父亲，笼罩着儿子，笼罩着我们的父子关系，这个阴影虽说破破烂烂，虽说看不到，摸不着，但却是那般沉重，它像一张用铁链结成的网，我们始终将它揭不开，推不去。父亲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但我学的“辩证法”却教会我对他只看一面。那时候的潮流如此，我把家庭成份说成是官僚地主，要同家庭决裂，似乎很革命。一九五一年我在中共中央中南局社会部办公室工作时，一天晚饭后同几个年龄相仿的小同志在机关大院里游玩，办公室主任招呼我过去，我走到他身旁，他要我坐下，我同他坐在花圃的台阶上，他笑着问我，你的父亲叫范龙章吧？我说是的，他说是到过延安的那个范龙章吗？我又说是的。他“呵”了一声，说他见过我父亲。

    “你怎么见到他呢？”我诧异地问。

    “在延安开大会我见过他，”主任笑笑，“不过他在主席台讲话，我在台下当听众，其实不认识。他是延安的大名人，我是无名小卒，也可以说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

    “他在延安的情况，我没听他讲过。”我说。

    “既然你父亲是范龙章将军，你把家庭成份填写为官僚地主不妥，我不知道你家里是不是地主，但我知道你父亲在延安入了党，是党中央直接批准的共产党员，所以不能说他是官僚，不能依他把家庭成份定为官僚地主。”

    主任与我谈过话后，再填表我就将家庭成份填为地主。1980年，组织上落实政策，又把我的家庭成份落实为革命军人。

    一种政治压力和左的思潮扭曲了父亲、扭曲了我，也扭曲了父子关系。父亲本身何尝不在这种压力下屈服，不在这种思潮下迷茫。后来我看到父亲五十年代口述的一些回忆文章，在用批判的眼光审视前半生的同时，回避了他追求进步、向往光明的一面。把他在整个抗日时期的活动，用“联日**”四个字概括，只字不提他参加“八·一三”淞沪抗战、台儿庄会战、瑞昌会战；只字不提他在黄河北岸与日本转战数载，反对投降，两次率部突围的壮烈行动。在国民党三十九集团军的将领中，他是最先表态支持高树勋总司令举行邯郸起义的，对起义起了重大作用。但在回忆文章中却轻描淡写，并给自己扣上随机应变的帽子。他一生中的两个闪光点：一是坚持抗战，一是参予邯郸起义，都被写成这个样子，这实事求是吗？难道父亲说这许多违心的话，内心没有痛苦吗？将军白发，不敢言功，实令人哀叹。

    1949年四五月间父亲又回开封时，情绪大不如前，比较沉默。我从他同母亲的谈话中，知道新乡谈判受挫，他心情郁悒。他同国民党四十军军长李铁军可谓老朋友，抗战期间，一起出生人死，颇有交往。他奉华北军区和薄一波同志之命，单身进新乡城与李铁军谈判，争取新乡和平解放。初见面时，李铁军曾奚落他，说他自己在共产党那边被冤枉，被扣压，遭监禁数月之久，弄得手无一兵，身无寸权，如今还来作说客，实令人心寒。=但他对此却一笑了之，凛然向李铁军申明大义，分析大局，指明大势，劝李铁军不要以个人得失为重，要认清形势，走傅作义将军的道路。薄一波同志指示父亲按北京方式解决新乡问题，经过谈判李铁军接受了这个方案，后我方地方部队看四十军已成笼中之鸟，坚持要四十军投降，放下武器，以装备自己，因此双方争持不下。最后虽按投降的办法拟订了协议，李铁军称病飞离新乡，四十军迟迟不肯签字。此时父亲已萌“归隐”之意。

    关于父亲离队的原因有种种说法，我分析是下列几个因素促成的：一、对在“民主建国军叛变”冤案中，他被扣押吊打、监禁审查思想不通。对属下一批军官仍然蒙冤系狱，他内心很痛苦，在此情况下，他认为他个人继续当官，对不住部下；二、新乡谈判受到挫折，他感到自己无功于组织；三、解放战争即将结束，今后不打仗了，他缺乏文化，不会被重用，也没有东山再起之机；四、在一些老朋友的怂恿下，错误理解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想办工厂赚钱，舒舒服服过太平日子。是年六月，父亲到北京向薄一波同志汇报工作，提出“解甲归田”的要求，薄一波同志劝导他，要他留在北京，如不想干具体工作，挂个名誉职务也可；如果真想“归田”，可带四五万人办个大农场，人马比带一个军、两个军还多。他的朋友和入党介绍人申伯纯、金城、周子健、朱早观诸同志也对他进行苦劝，他去意已决，不听劝告，后来薄一波同志只好给吴芝甫同志写了一封信，让他带上，嘱咐他遇到困难去找吴芝甫。他于七月中旬回到开封。他到开封那一天，正好我在当天乘车南下，我到行宫角他的面粉公司筹备处去看他，向他告别，他把腕上一只手表脱下送给我。父亲原来有一只很名贵的长方形手表，是抗战初期汤恩伯送给他的。1949年他被送进神泉学习班时，这只手表连同朱总司令送给他的羔皮大衣、他同毛主席的合影都丢失了。他送给我的手表，是他在新乡策反时，一位老朋友送的。

    我南下之后，再一次见到父亲已是十九年后的1967年了。那时我在广东省化工原料公司工作，出差河南，在家住了两个多月。1954年我家随省府迁郑，住在郑州行政区花园路口东己院。东己院是几排两居室一套的平房，住户大都是政协的老先生，老先生们在房前屋后种上苹果、葡萄，院子里倒是葱葱茏茏，一片绿荫，很有几分乡间风味。1966年父亲突得重病，脑血栓，差一点瘫痪。我回家时，他已恢复到能够拄杖走路。东己院卫生设备差，厕所公用，我每天陪他上厕所，一个星期陪他到省府门诊部拿一次药，有时陪他上街理发、下澡堂。父亲喜欢理发、洗澡，把这看作一种享受。行政区一些理发师傅和澡堂师傅同他关系甚好，每次我去理发及洗澡，他们都围过来同我谈话，他们说我父亲原来身体很好，腰背从来绷绷直，不像六十七八的人，文化革命一起来，一场病把他打垮了。他每次进澡堂，都要带两包“彩蝶”或“三门峡”香烟，澡堂师傅一见到他，“就过来招呼，抽他的好烟。那时已不准搓背，澡堂师傅还是偷偷帮他搓一搓。这可以看出父亲在行政区的人缘，他愿意和引车卖浆者流为伍，结交了一帮朋友。有几次我同他在路上遇到他的同事。一次，我看到一个身材不高，面皮青白的老者立在一棵法国梧桐前摇摆双臂、左右开弓拍打树干，父亲看出我有点好奇，就走过去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