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村是个小寨子，被土夯的寨墙围着，中间一条大街，从东寨门直通西寨门。南寨门有门楼而没有门洞，人们只从三个寨门出入。街上有几间杂货店，还有一个邮政代办所。我们家借住在寨西南角一个大户人家里。我虽出生在开封，但我尚不记事已回到郭村。刘村比郭村大，也比郭村热闹，有点城镇的气象。它是我最早留下印象的“城池”，所以至今有关“城池”的联想，我仍然会把地点移至刘村。这是一个风景秀丽的豫南小集镇。它西临白河，南滨留河，地处两河交处，河对岸是起伏的山丘，山丘上长满丛丛柞树，深秋季节，柞叶像被秋风烧过，变成半焦的暗褐色。冷风吹来，满山都似火苗飘荡。留河岸上，疏疏落落地立着一兜兜芦苇，灰白色的芦花在阳光下闪动，远看如无数只白鹤在低徊高翔。河岸与寨墙之间有一大片桃林，桃子早御了，桃叶飘落了，但那密密的交织在一起的枝干，仍铺排出一派蓊茏之气，令人感觉不到秋之萧条、冬之凛冽。白河离寨子稍远，碧清的河水和白色的沙滩从遥远的天际飘到这里一展，似要把这座小镇裹挟了去。它是天之河，它的美丽无与伦比。我喜欢站在寨墙上眺望它，一带稀疏的柳林含着晚霞托着殷红的夕阳，夕阳慢慢下坠，渐淡渐扁，又踮踮脚，不知是跌落到岭后还是河底。河水在辉煌地一亮之后变暗了，沙石滩上飞起一群大雁，啼鸣着，扇动着黑色的翅膀在河面上盘桓，好像要打捞落日，但它们的翅羽遮住了西天的霞光，天猛一下子黑了下来。我回头望望，原来星辰早在东方升起，寨子里已有点点灯光。
刘村有一座中学——南都中学和一座中心小学。中学在街上，小学在东门外，二哥上中学，我每天到东门外上小学。父亲所以选择刘村来安置我们，我想是为了我们念书方便，我记事之后跟着父亲驻防，这是仅有的一次，我们借住人家三间房，母亲和弟弟、妹妹住东间，乳母带我和哥哥住西间，正中一间算是客厅。我住的房间南窗下有一书桌，我同哥哥常在上面做作业。父亲每回家，常到书桌旁站站，看我们做作业。他只是默默地看一看，从不说话。
父亲常带愁苦之色。那时候部队非常困难，老家的房子被日本人扒了，财。物几乎全毁，祖母总是向父亲要钱，父亲没有钱她就闹，还闹到集团军总司令、高树勋那里。这一次高树勋对父亲很同情，给了祖母一些钱，说父亲是孝子。美国援华团到中国，派了许多视察组，有一个视察组到新八军来，为首的是一个美军校级军官。军部在石桥，军长胡伯翰要各师师长到石桥欢迎援华团视察组，并要求军容严整，必须穿马靴。经过几年的辗转，父亲私人的物品几乎一无所有，哪来的马靴？一个副官听说某团长还有双马靴，赶快借来。父亲穿起来太小，夹脚，他痛苦地走几步，突然大怒，脱掉靴子猛然向墙上掷去，狂吼道：“老子这个师长不当了，他妈的，我这个将军还得穿马靴向洋少校敬礼，可笑！有枪有炮就拿来，你出枪我出命，为啥我就得比你低一头！”后来军部通知视察组要到师里来，得好好接待。为了希望人家说句好话，能分配到一些美式装配，父亲忍住气，派军需到南阳采买西餐用具及山珍海味。后来视察组没有到，这笔帐没办法开支，就记在父亲私人的帐上。当初父亲来新六师，高树勋是抵制的，由于汤恩伯向蒋介石举荐，高树勋顶不住才不得不同意我父亲来，父亲听人说高树勋为人厉害，所以他处处小心戒备，不敢随便动用公款，生怕高树勋抓住辫子。由于接我们到南召和准备接待援华团视察组，据说父亲花亏空了一百多万元(那时法币贬值，如折实可能有几万元)，弄得他整日愁眉不展，再不见在家乡那种豪兴豪饮了。但一有机会，他仍喜欢摆阔气，给朋友捧场。我们房东的儿子同专员家的一位千金结婚，想把喜事办得排场一些，同我父亲一说，父亲就给他派了一个连为喜队开路。一连士兵把子弹当爆竹，向天上乒乒乓乓乱放枪，把树枝打落一地，小孩子们跟着抢的不是花炮，而是子弹壳。我这半生只见过一次这样的婚礼。
我没有见过父亲打仗，但听我一位表姐说过，她见过。1945年春天，日本军队进攻豫南，我们家由刘村疏散到一个更小的村子里，那个村子在山窝里，村前有一条转个大弯的小河。过了几天表姐一家也来了。后来表姐同我说，日军进攻刘村，她见到我父亲，她是从门缝中看到的。她们家住在邮政代办所旁边临街的一座房里，她听到街上枪声、喊声响成一片，好奇地从门缝往外看，正看到我父亲两手拿两把手枪，被几个士兵架着，骂骂咧咧地从街上走过。搜索连祈连长一面发口令上刺刀，一面向几个士兵喊叫，“把师长架下去，硬把他架下去！”父亲不肯走，骂骂咧咧，面色铁青，样子很可怕。宏肇哥(父亲的随从参谋)跟在父亲身边，握着左轮枪，走几步扭转身打两枪。搜索连士兵端的水连珠枪上(这个连是苏式装备)都上了三棱刺刀，端着刺刀的日本兵，在一百米外停下来，伏身射击。……表姐把这点见闻同我说过几次，每到最后她就说：“真可怕，姨父的脸色真可怕！打仗真可怕！”我相信，父亲在战场上的样子一定是很可怕的！
后来母亲带我们兄妹，在伏牛山南麓濒临白河上游的一个小庄一一余坪住了几个月，父亲曾来探望过几次。这个村庄非常美丽、宁静，像是另一个世界，几乎令人忘记战争。但偶尔听到隐约的炮声，大人们从炮声传来的方向，推测父亲部队的动向。向余坪告别后，与父亲再见已是1949年初了。这中间发生了许多事。先是日本投降，听说父亲随军北上，我们家由余坪又迁回刘村。大约在1945年10月间，父亲派人接我们往开封。我们从南阳乘马车，一路走走停停，大约过了农历10月1日，走到许昌。深秋天气，刚收完秋庄稼，大地一派萧条景象，兵荒马乱，危机四伏，大路行人不多，虽有一班士兵护送，母亲总是提心吊胆的。远近几座荒坟旁边，冒出缕缕青烟，奶奶告诉我，“十月一，送寒衣，那是给鬼送衣服的。”这情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马车缓缓前行，一天走不了几十里路。即至走近许昌，像从长夜里走出来，刚看到一点人间繁华，母亲的心刚落下，这时从路口出来两个戴礼帽穿长衫的人，说是许昌专员派他们在此等候的。他们同我母亲低声讲话，我听到一句：“你们的部队投降了八路军，专员叫我们等在这里给你们个信。”母亲面色突变，人们围在马车周围忙乱起来。护送我们的士兵还佩带着新八军的上印“克坚”二字的臂章，那两个人要他们立即扯下来。我对父亲“投降八路军”一事不知如何解释，懵懵懂懂地跟着母亲去到开封。父亲曾派人来接我们去他的驻地，母亲不愿意去，我们就在开封住了三年。三年中，断断续续有些父亲的消息，大都是传闻而已，我们连父亲的确切地址都不知道。
1949年初，父亲突然回到开封家里。依旧是一身笔挺的草绿色呢军装，依旧是高挺胸脯在屋里说话满院子都听得到，依旧是呼拉拉带了一大帮人，不过这时不叫勤务兵而叫警卫排，依旧是被人“军长、军长”地称呼着，依旧是忙于送客拜友，在我眼里父亲的神采相貌简直没有什么变化。这一次他是奉命往新乡策反国民党四十军的，顺便探家。他在家里呆了几天，整天和朋友高谈阔论，但当他独自一人面对冷清的有一株石榴树的庭院里，他脸上却有一种洗不掉的浓重忧郁。那年我十五岁，刚到中原大学，算是已经参加革命工作了。他听大姨说，我读书读得很好，初中没有毕业就考上最难考取的开封高中，他很兴奋，又作起家族的文化梦，执意要我跟他到北京去念书，我说我不能脱离革命，他说这怎么叫脱离革命呢？”
“什么叫革命？”他以“老革命”的口气教训我，不过态度很温和，“读书不是革命吗？将来要搞建设，建设就要有文化，靠我们这些人行吗？不行！靠你们年轻人把书读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