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若丁

    我不了解父亲，至今我还不了解父亲。

    世人也不了解父亲。我想父亲在离世时，他的内心有一种难言的巨大的哀痛。

    父亲用他的一生，写了一部充满矛盾的历史。

    父亲给我留下的是一个谜，一个矛盾。

    我说不出父亲给我留下的第一个印象。我朦胧记得由于我小时候体弱与好哭，他是很厌恶我的，一次他从前线回到郭村老家，他听到我在厢房不住啼哭，就走到上房前檐下厉声喝道：“再哭就把他扔出去！”当然我还是哭，他也没有把我扔出去，但他却把“扔出去”这几个可怕的字扔进了我朦胧的脑海里。可能这就是父亲留给我的第一个印象。他很少回家，每隔一两年回来一次，哥哥、姐姐都要围上去叫“爸爸”，我不叫，他也当没有看到我。

    一次他从洛阳回家，好像那时他的官职是“司令”吧，他出资办的小学已开课两年，老师带着全校同学到四里外的蔡店街去欢迎他。他从一辆崭新的人力车上下来，面带微笑，从瑟缩在寒风中的小学生的队列前走过，却没有认出我，或者不愿意认出我。我对他不认我倒没有感到屈辱，只奇怪他为什么坐人力车：你的马呢？你的汽车呢？打仗时都丢了吗？我心里感到惊惧和好笑。

    老家郭村是伏牛山北麓一个不大不小的庄子，百来户人家。我跟母亲从开封回到郭村时，村子周围还有土筑的寨墙，墙下有寨濠。村里的南北东西大街，都铺上高低不平、大小不一的石块，牛车走在上面，发出轰隆隆的响声。村子的中心是十字街口，十字街口往南有两口古井，村人大都来此汲水，这是村里最热闹的所在。南大街有一座村公所和一间中药店，除此之外，村中好像没有别的能引人注意的地方。在我家的新宅没有建成之前，村里的建筑很一般，都是些低矮瓦屋和草房，包括村中首户郭举人家。我家的新宅为中西合璧，轩敞高大，位于村北，故被村人称为“北官”。后来父亲出资，又在我家北侧建起几十间房屋，办了一所小学和一所中学。从学校再往北去，就是一片辽阔的直达龙门山口的平野。数十里的平野上点缀着许多阡陌和村落，远远近近，朦朦胧胧，当麦苗长高时，它们一会儿被绿浪淹没，一会儿被绿浪托起，飘飘悠悠，浮浮沉沉，能令孩子们生发出无限遐想。平野的四季变化和光秃南山的凝重，都很美，唯村中沉闷、散乱与闭塞的景象，使我感受着一种蒙昧与神秘的说不清的压抑。

    村里人都说我父亲好，当了大官不忘本。他每次回家，进村都是步行，从不敢坐车骑马进村。那时公路只通到离郭村二十里的寨街，从寨街到郭村则是陷在深深路沟里的坑洼不平的黄泥路。晴天可勉强把汽车开到村边，阴雨天就不行。有一年秋天下连阴雨，他居然要家里的伙计赶几匹大马把小汽车从寨街拖回郭村。我心里好奇怪，既然不坐又何必把小汽车拉回来呢？可村里的孩子高兴，整天围着小汽车打转。

    父亲虽然穿草绿色的哔叽呢军装，竖背挺胸，一副军人派头，但在村上遇到老人，依然“大伯、大娘”地叫着。所以村上的人都称赞他。他每次回家，不忘乡亲，常带回许多白糖、茶叶之类的东西送给大家。有一次他还带了几驮子桐油籽和荆条籽，发动村中青壮年到南山种植。他想给村民一个致富的门路，正像他办学校，想使村民脱去蒙味状态一样，都是为了想报答这片土地的养育之恩。父亲不喜欢祖母以势压人，他不敢直说，常劝祖母不要管地方上的闲事。他对家中其他人也这样要求。一向性子平和的二伯，一次把外村一个偷地庄稼的人捆起打了一顿。父亲听说后，对二伯十分不满。

    父亲喜欢交朋友，喜欢喝酒，每当他回来，家里就要热闹几天，猜拳行令、呼朋唤友，从三门里就可听到他在二院大客厅里大声讲话的声音。他在他的下属面前很威严，他的下属好像都很佩服他，包括他那身草绿色哔叽军装都令他们崇拜。他的副官和勤务兵喜欢在我们这般孩子面前神吹穷聊，把父亲说成是刀枪不入、呼风唤雨的神人。抗日战争期间；父亲在黄河北曾两次率部突围。一次是l940年**月间，部队被日军包围，第一战区长官部命令煳与日军“和谈”，“虚以委蛇”。他到濮阳去同日军谈判，借酒大骂日军司令官‘～说你们小日本瞎了眼，想叫我范龙章当汉奸，办不到！我是来骗你们的机关枪大炮的！翻译把他骂日本人的话翻译成是骂蒋介石的，日本人信以为真，居然给他发了10万发子弹。有了子弹他便率部突围，打了几天几夜，风雨交加，终于被他突出了包围圈。1943年四五月间，国民党庞炳勋集团军在日本大举进犯面前，两个军投降，一个军溃散，只有他率部过了黄河。这一次又是风雨晦如磐，天助他脱险。所以他的士兵应着他的名字把他看成“龙”，编出了神话。都说父亲讲义气，打仗不怕死，与士兵同甘共苦，所以他对他的部队是有吸引力的。有一个我看到他打一个勤务兵，十分不解。这个勤务兵把他一条毯子不知放到哪里了，一时找不到，他就抡起手仗打了勤务兵几下。接着他要这个勤务兵去试机枪。那时郭村的寨墙还未扒，勤务兵揉揉哭红的眼，爬在我家门口的大椿树下，肩顶轻机枪，几发点射，把土寨墙打了几个大黑洞。枪声脆响，父亲一高兴还帮勤务兵拍拍身上的土，当时我呆呆地看着，真不明白父亲。

    父亲文化不高，却善于辞令。他喜欢给士兵训话，士兵居然爱听，并且都学会了他的口头语。他喜欢讲“你们觉量着”，不少官兵都学会说“你们觉量着”。有一次他到学校训话，对着我们这些站在旗杆前的小学生讲了一个早上。“你们觉量着你们应不应该好好读书？抗战胜利后要建国。靠谁来建国？靠你们来建国。你们觉量着不学好本领行不行？……”他讲完了，我跟着大家一起鼓掌，我心里想，他没有老师讲得好听。但我没有说出来。朝阳已经爬上学校的围墙，在一片杂树林背后挂着，血红血红。我睁大眼直瞪着那团红光，望着晶亮晶亮的露珠。空气很湿润，阳光一点不刺眼。我呆呆望着，直到上课钟敲响。操场上只有我一个人，我不知同学们什么时候散去，也不知道父亲什么时候离开。

    1944年，家乡沦陷，父亲派人把全家接到他的防地南召。我们住在刘村，离他的师部留山只有三十里路，所以他常回来。我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写日记，有一天下雪，教室前边有一层很厚的积雪，我就把雪描写了一番，过了几天雪融化了，阶前积了一个小小的水潭，我兴之所至，在日记中把这水潭也描写了一番，并说明这水潭是如何如何形成的。过了两天水潭消失了，我写道：“这小潭哪里去了？呵，原来它被太阳蒸发了，它变成水蒸气，变成云，正在蓝天上浮游呢。”不想这几篇日记被级任老师看中，并呈给校长，校长称赞不已，于是我的功课特别是作文就在学校出了名。到刘村后，父亲不知听谁告诉他了这件事，忽然想起他还有个其貌甚丑，其性甚犟的三儿子，兴奋得不得了，要我拿作文给他看，他也真真地挺着胸脯，手持作文本看个详细，不时还点头称好。父亲可怜，他自幼没有读过书，对文化敬畏之极，把我这个远非秀才的蒙童也当作文魁星了。

    本来父亲很宠爱大哥汉卿和二哥汉臣。大哥很文雅，二哥很聪明，父亲对他俩寄予厚望，我这两位兄长确也自幼抱负不凡。大哥念中学时，本是个长得白白净净的儒弱公子，最喜欢背诵李后主“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之类的名句，却偏偏要把自己想象成叱咤疆场的英雄，并给他和二哥起了“军峰”、“军枢”恁般了得的名号，很不把父亲这个“司令”放在眼里。后来他有两件事伤了父亲的心，一件是1943年秋，他与父亲在二十七纵队时的副司令赵紫俊的女儿结婚，父亲为这场婚事没少花心力与金钱，从天津采办了很多迎娶的用品，给大哥订制了西服，在举行婚礼的前一天，大哥与父亲争吵，不肯着西装，说自己脖子长，着西装不好看，要穿长袍马褂。本来女方已决定第二天穿婚纱，不得不赶快通知人家改穿旗袍。父亲气得脸色发青。再一件是我家逃难到刘村后，父亲要大哥到西安或重庆考大学，大哥坚决不上大学，要到西安上黄埔军校第七分校。去了两个月，受不了军校的苦，又回到家里。父亲只好任由他去，不再过问他的事。祖母很偏心，喜欢大哥不喜欢二哥，他护住大哥却专爱挑二哥的毛病。二哥是个天资聪慧的孩子，爱动。老家郭村那两口古井，井口很大，二哥六七岁时就敢从井口上跳过来跳过去；二哥喜欢爬高上低，喜欢在墙缝里掏麻雀，并把雀雏调教得听从指挥，这些作为惹怒了祖母，祖母一见父亲就要唠叨二哥的种种“行状”。大哥的书没有读好，还常同他闹气，二哥机灵调皮，不太用功，他把范家的文运就寄托在我身上了。他每次回到刘村，就要看我的作文，我也确实令他高兴过几次。但我性子执拗，总同他有种隔膜，他也无奈。到冬天，我和哥哥没有棉衣，父亲要军需官送来两套士兵的棉军装，太大，一个勤务兵送我到李青店去改棉衣，遇到大雨当天回不来，晚上我同勤务兵睡在一间小客栈的牲口房里，可能谁都想不到我是师长少爷，棉衣改好，哥哥不肯穿，父亲看到我穿着怪模怪样的棉衣，夸了我一句：“汉生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