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是一枚让人凝眸的珍珠，我们生命中大部分时光出于砂砾又归于砂砾，而晶莹璀璨的只是中间这一段短短时光，然而，让我们一辈子珍惜的却正是这一段珍珠时光里摸爬滚打的青春。

    一场急雨后，青春碧落入泥，最是橙黄橘绿时又是寒蝉鸣泣之时的秋天来临了。这是人一生里的中年，轻舟已过万重山，我们将如大马哈鱼般载满责任和义务逆流而上，回到为人父母的初端，让生命的血脉承接不断。

    到了中年，我们就有了担待，可以担待下一个人的成长。所以说，三十而立，这个立字顶天立地，甲骨文的字形也就像一人正面立地之形，双肩担负天义，脚踩大地之道，把做人的标杆树立起来，就是人间大业。

    秋天之后，步入人生的冬季，这是窗含西岭千秋雪的那一道窗，窗外是千山万水的记忆，是门泊东吴万里船的那一扇门，门外是似水流年，让人静看白驹过隙，始觉人间何处不纷纷，而如杜甫看着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的景，想想自己多病所须唯药物，所以，心思也就淡了而叹一句：“微躯此外更何求。”又如白居易到了这六七十岁时，恬淡清净心安然——“已过爱贪声利后，犹在病羸昏耄前；未无筋力寻山水，尚有心情听管弦；闲开新酒尝数醆，醉忆旧诗吟一篇；敦诗梦得且相劝，不用嫌他耳顺年。”

    到了这个时候，人生如大雪之后，我们已是战退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满天飞。而最后，我们如要冬眠的小虫，与世间的人谨拜言：“明春见。”

    据说人的细胞以七年为一个周期而全部重新更换，也就是说，过了七年，站在你面前的爱人、朋友全身的系统已经重新换过，他的身体对你而言就像是个陌生人。而我们一个人的人生大多也用七八十年的时光换得来世重新来过，在这个抵死尘埃后又重新再播种回人间的时候，我们于整个世界来说是全新的，从身体到灵魂都重新生长。

    而我们的人生似乎如许漫长，经历了世间的春夏秋冬，但实际上，在这漫漫长途中，紧要处其实也就那么几步，或峰回路转，或柳暗花明，或坐看云起，就那样的几步，把你以后的路确定了结局……

    自从这天地之间有了人世，就像庄子问北海：“何谓天？何谓人？”北海回答说：“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

    人间试图将天然的东西都逐渐打上人为的痕迹，给马套上马络，给牛鼻穿上牛鼻绾，但起初的时候这一切尚在天然的基础上抹染修饰，让那荒芜的地方蓝田日暖玉生烟，让那激流断行的地方曲水两行排雁齿、斜桥一道蹈龙鳞，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路来，让车行大道上、落花乱马足——

    在东方文明里，一直谨小慎微地断岸行簪影荒畦落履痕，生怕惊扰了天地，从父母身中来就以父母为尊，从天地中来，亦以天地为尊，当有一天东方文明的谨慎被看作不能跟上社会潮流的落伍之后，西方现代文明独行天下，让人类的出现，就像一句话说的，似一场飓风刮过，将地上的一堆零件吹成了一架波音737。

    然而在人类如此脱离自然的极速发展中，我们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物质生活的同时，也引出人类最大的祸患，将因人来而来。而中国文明，以孔子精神为代表的，正如梁漱溟所说：“他使你无所得而畅快，不是使你有所得而满足；他使你忘物忘我忘一切，不使你分别物我而逐求。”

    所以，在西方现代文明中，天地之大，够人心驰骋，而在东方古老的文明中，天地之大，让人身安居，所以无穷宇宙里，人是一粟太仓中，一葛一裘经岁，一钵一瓶终日。

    东方的文明，在人间推崇的人之行事里，以无形的大道和习惯约束每一个人的行为。那辜鸿铭曾讥讽过西方，不是教会僧侣借上帝权威吓人（中世纪），便是国家军警以法律管制人（近代）。而德国米勒利尔在其所著的《社会进化史》里则说：“中国国家就靠千千万万知足安分的人民维持，而欧洲国家没有不是靠武力维持的。”古印度文明最使人惊异者，是其宗教出世法之盛，近现代西方文明最使人惊异者，是其征服自然利用自然的科学技术之发达，而旧日中国文明最使人惊异者，梁漱溟说，是“其社会秩序恒自尔维持，若无假乎之力。”

    中国的文明强调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所以说中国古人是理性的而西方人是理智的，1920年杜威博士在北京大学讲演时亦说：“中国一向多理会人事，西洋一向多理会自然。”所以梁漱溟由此倡导当谋其融合沟通，体认情理者为理性，考验物理者为理智，中西各有偏长。

    基于这般公理当为人之行事的理性而非衡量得失的理智，中国人曾耻于用暴，而让罗素叹服：“世有不屑于战争之民族乎？中国人是已。中国人天然态度，宽容友爱，以礼待人，亦望人以礼答之。道德上之品行，为中国人所特长……如此品性之中，余以其‘心平气和’最为可贵。所谓心平气和者，以公理而非以武力解决是已。7”

    中国的文明更在此公理大道款款而行的绮陌中将人分成了几类以作人间自省而独善自身的典范——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薰然慈仁，谓之君子。

    圣人和君子都是道德的楷模，落到实践之处，各层人士都各居其位各有其职，而如庄子所说：“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其数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齿；以事为常，以衣食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为意，皆有以养，民之理也。”——以守法为本分，以名誉为表率，以比较为验证，以稽核为决断，按此法、名、参、稽为一二三四的顺序，来排列百官的顺序；以勤事为日常，以衣食为目的，并繁衍生息积蓄储藏，以照顾老弱孤寡为意志，让其皆有所养，此为民之事理。

    这样做人的理念，让初始接触东方的西方人感受到了中国仁爱的光芒，而让莱布尼茨写进了《中国最近事情》——“中国在人类大社会里所获得的效果，比较宗教团体创立者在小范围内所获得的，更为优良。他们服从长上，尊敬老人，无论子女如何长大，其尊敬两亲友如宗教，从不作粗暴语，如或有之，便科之以欧洲杀亲之罪，处以绞刑。因此在彼等社会，习惯已成自认，无论对于同辈或下级的人，都竭力讲求礼貌，游我们不惯这种形式束缚的人看来，日常谈话或隔了一日会面的时候，彼此非常客气，其殷勤的程度胜过欧洲所有贵族。至于中国官吏，更可想象而知。彼等谈话间，从不侮辱别人，亦不得将其愤怒、憎恶、愤激之情现于辞色。可是在欧洲即或殷勤，或恳切谈话，也不过最初接近的几天，一到彼此相熟，便毫不客气，一不客气很快便会变成讥讽，愤怒，乃至结怨成仇。反之，中国人间，无论邻人也罢，婢仆也罢，因为生活习惯的缘故，总是常常保持着一种礼貌。”8

    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渐渐地这中国最近事情变成了中国最远事情……

    这句话的意义，用中国艺术研究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保护国家中心主任田青的话来解释就是——“我们现在的社会就像一个拼命奔跑的人，为了物质进步，我们慌不择路，一边跑，一边丢东西，等我们跑到终点，不但发现爷爷奶奶偷偷塞到我们贴身口袋里的祖传宝贝都丢掉了，而且成为一个赤裸裸的‘现代人’，忘却了自己是中国人。”

    尤其中国文明残存于现代的最基本的道德底线遭遇到了现代拜金主义的严重冲击，而近乎于崩溃，所以各种有毒食品药品层出不穷，人们眼里只看到用钱衡量的一种人生价值，而再不见那中国文明里上善若水的恩义……

    人在世间行事，留下最多的痕迹，而这些痕迹大多都以文字命名，借以彰显、流传：

    比如一个人是孤独的，而两个人在一起就不再寂寞，所以有了从字，小篆是，两个人一前一后走在人间大道上；又有了比字，其金文是，两个人并肩而行在生命的征途上。比字与“从”字同形，只是方向相反，《说文》里有：“二人为从，反从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