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经1983、1987、1998和1999年四次高考改革重要举措后，教育界才终于确定了高考改革的方向是“3+X”模式。所谓的“3+X”即“3”是指语义、数学、外语三门科目为考生必考科目，“X”是指各大学根据自己本校的层次、特点要求，从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六个科目或者综合科目中自行决定一门或几门考试科目；考生则根据自己所报考的志愿参加大学专业所确定的科日进行复习考试。

    变来变去。一道高考试题，考问了整个中国社会，也引发了我们对于政治中一些核心伦理问题的思索。科学与政治具有相当不同的逻辑，主权意志一经显现，宗教和人文科学的标准就要退隐，以便保证公平正义的实现。

    2003年高考，全国70名高考“状元”中，北大录取了35名，清华录取28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哈佛大学在1996年对165个SAT(学术评价考试，性质相当于中国的高考)满分的“高考状元”说“N0”！“当年全美有365个‘高考状元’申请哈佛，几乎是每两人中就有一个被拒收。理由是对隐藏在分数后面的综合素质不满意。为什么美国的高考没有导致应试教育，这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旅美教育学专家黄全愈对中国高考提出反思。“高考成了制约人才资源发展的瓶颈：瓶口外——高考选拔人才的方式引导着全国的中小学教育，连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也去‘残酷’地培养一流的考生；瓶内——按照陈旧而落后的评价体系去扩大招生、培养学生，反而培养出更多‘高质量的考生’，而不是‘高素质的学生’。”

    谈及中美两国的教育评估体系，黄全愈介绍说，美国大学的选拔标准除SAT成绩外，个人的特长、参与社区的活动、课外活动也很重要。录取委员会会很细致地阅读推荐信和作文。例如，美国“常春藤盟校”都有一套独立的招生考评体系和方法。学业包括高中的成绩、SAT考分和APC(美国高中提供的大学水平的课程，将来可以转成大学学分)。大学招办还会考查学生的选修课程，从中分析学生的性格和心理。哈佛招生院院长在给申请者去信时写道：“在录取过程中，我们寻找的是各方面都优秀的学生，从而确保每年进入学校的都是充满活力的新生。”

    高质量的考生，是不是高素质的学生？对很多考生来说，高考好比一把双刃剑，既痛苦又充满了希望。

    新中国解放前考入北京大学的陶世龙撰文称：“那时是各校自己招生，无从确定准是状元。”“考分是没有公布的，就在一个学校中，自己名列第儿，准也不知道。而且考试的科目，各系之间也有差别，比如北大地质系就多考一门生物；浙大史地系，历史和地理是分别为一科来考，物理和化学则合为一科。一个学校内部也很难排出统一的名次。”

    陶世龙以自己为例：“1948年，我还报考了武大化学系，但是名落孙山，当然是成绩不好。事情是武大来上海招考比较晚，去报考时，北大浙大都早已考过，思想已松懈下来，匆匆忙忙去考了两天。许多事都记不住了，只记得中午在同济或者是光华大学的学生食堂吃饭，菜不好不说，平价米煮的饭弘有许多杂质，使我很不好受，考试发挥得不好是肯定的。”

    “当时有的大学招生爱出怪题难题，我以为这也是增加偶然性的一个原闪，因为这些试题都被书商印出来卖，考生据此揣摩和猜题，事先准备好背诵下若干题，到时候如果碰上了，自然得手。这样考得高分就不是他真实的水平。相反，北大的考题，不偏不怪，很普通，并有考生发挥的余地，我以为这倒有可能得到真才，据我所知，这一年北大的同学中，表现优异的很多，那次的招考是成功的。”

    不少人都怀念“那个时候”的高考和大学。可在一代又一代人的眼里和心里，“那个时候”已经在时问和空间上离我们越来越遥远了。

    北大学子许博渊讲述当年考大学的时候，也感慨尤深，那时正赶上可怕的大饥荒，父母都饿得不能动了。父亲坚决反对他参加高考，要他学木匠，希望尽快接过肩上的重担。这位世世代代身处农村的父亲一定是感到支持不住了。当许博渊把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揣在口袋里，犹犹豫豫不敢拿出来，终于鼓足勇气说了出来，他父亲竟一甩手出去了，三天没有和他说话，整天铁青着脸。

    那时在一位农村父亲眼里，一个手艺人比北大学子位置还要重。那时候，城市生活固然是农民所憧憬的，但差别也还没有现在这样大。“大荒年饿不死手艺人”，不上大学，做个木匠，忙时务农，闲时做工，也就可以了。

    自从统一高考制度施行之后，中国高校便逐渐千校一面，中国的高等教育便成了“清一色”。统一高考包括两个方面，第一，统一出题考试；第二，凭总分统一录取。

    问题首先从统一出题开始，可以说，诺大一个中国，13亿人口。这一套考题是不可能有特色的。

    如今的中学生，很难顺应自己的特长和兴趣去学，老师更不敢顺应学生的特长和兴趣去教，大家只能朝着一个方向奔：高考题目的范围去教、去学，大知道有多少华罗庚、杨振宁、丁肇中被这个统一高考题目给掐死在摇篮里！如今的科学门类众多，分支多页细，用一套考题来选拔培养人才，无异于消灭人才！

    现行的高考制度，承担了其所不能承受之重：高考制度的最大问题，在于我国的教育制度，在中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上的重大缺失，从而导致“千军万马只能过独木桥”。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城乡二元结构被真正打破，高等教育事业进一步发展，高等教育真正摆脱精英教育的窠臼，使个人的发展不再受地域和城乡的束缚，个人的发展机会实现了真正的平等，高考也就不再会成为所谓“人生第一考”的尴尬。

    一位高三老师曾提出“享受高考”的说法。在他看来，高考不仅是一场成绩上的选拔，还是一场心理的竞争，而心理力量恰恰是一个人多年经历的整合。

    中国的教育史源远流长，2000年前的孔老夫子就是位伟大的教育家。古代的那种充满师生情、散发道德馨香的教育令中外学人景仰，学生往往是慕老师之名而前来求学，老师的个人魅力常常更胜于知识本身。而像苏格拉底、柏拉图式的教学，就更值得人回味，老师的身份不像是知识的传授者，而更像问题的提出者。学生似乎在老师的问题中迷惑，也似乎越思索越痛苦，也许有的问题到最后也未必柳暗花明，但思考所带来的阵痛却往往可以擦出智慧的火花。而思想也在困惑，明朗，再困惑，再明朗中逐步深入。

    当年苏格拉底死后，29岁的柏拉图回忆着老师的言行，记载下这位伟大哲学家的思想；孔老夫子仙逝，其弟子也怀着崇拜之心整理出《论语》。我总觉得这种教育充满人情味，而且也颇具深度。

    这是一种至高境界。因为它回避了“状元”充斥的功利年代，回归到了教育的初始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