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自由报名、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取仕”为唯一原则的“科举制度”是这个稳定型的农业文明、“早熟型”的中原人文精神的最典型的象征，它创造了一个现代化的“公平竞争”体系，对古代社会的选官制度，特别是对汉代的察举和征辟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是一个直接有力的替代和否定，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具开创性和平等性的官吏人才选拔制度。最大的贡献在于，把这个农业文明帝国迅速推向登峰造极，超过那时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缔造了人类历史上一个经久不衰的宏伟文明。

    科举考试是取士之制，学校教育是养士之法，选才有赖于育才，两者互为依存，密不可分。

    可以说，中国传统社会正是以科举制度为枢纽，在平民与精英之间，以及在社会精英的三大主要阶层之间，形成周而复始的循环与对流。就传统官僚专制社会所具有的社会流动程度而言，中国可以说是人类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具阶层开放性结构的社会。无论是西欧的领主封建社会，日本藩封制社会，还是印度的种姓社会，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封闭性的阶级等级制度，而不具有中国传统社会如此高度的社会流动性。

    古代日本、韩国(朝鲜)、越南三国都模仿中国建立各自的科举制度。近代对欧洲政治制度中的文官制的发育、形成，起到积极的示范作用，西方国家文官考试制度的建立，渊源于中国的科举制度。

    西方人将中国的科举制度称之为“中国第五大发明”。它无疑对中华民族，对全人类都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

    当时，罗马、雅典的城帮文明还分割在几座古城堡中，整个社会处于世袭贵族和蒙昧神权的封建统治之下，沉寂在原始荒蛮的混沌状态。大量的人民沦为半人半畜的奴隶；幼发拉底与底格拉斯“两河流域”、欧洲文明的另一个发源地上，人们还居无定所，逐水草而居，以游牧为生；古印度文明还笼罩在原始的宗教神权之下，“四大种性”阶级制度把人民封建在蒙昧状态；而中华民族处于世界超级大国地位三千余年，基本过着富足小康的生活，千家万户“安居乐业，鸡犬声相闻，民老死不相往来(老子语)”。

    当中国文明处于鼎盛期的“唐宋时代”，正是欧洲被称为“黑暗时期”中世纪，从5世纪到15世纪，欧洲社会发展毫无起色。直到后来，中国文明提供给西方以关键性的文化资源“四大发明”，才唤起欧洲的觉醒。元代时，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惊奇发现”，引起欧洲各国对全球的探险、开发探险，幸运的是，他们不仅仅发现了一个“黄金中国”，更发现了他们自己和整个世界，并迅速主宰了这个世界。

    诚如《纽约时报》中国主任克利斯多夫(NicholasD．Krist)教授所描述的那样：“历史上的中国比西方更发达，更文明，更繁盛，更进步，她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三千年。而欧洲只是在近五百年来才发展起来，到了19世纪后的近百年，才真正赶上并超过中国。”

    科举制度天然地成为“中国式文明”的象征。

    科举制度实施以后给这个自然社会带来了更大的机会和流动，不管出身、地位、种族、年龄，“普天之下”任何人只要有足够的学问和能力，都可参加这个全国统一会考，一夜之问，取得“功名”，实现“治国、平天下”梦想和抱负。第一名到第五名的高材生被分别授予状元及进士等学位、官位，甚至直接升将拜相，结果相当于今天西方的全国大选。即使只经过地方“乡试”的学子也授予“举人”、“秀才”功名，受到社会和政府的尊敬，并有机会参政。这在当时是世界上最民主、平等制度之一，比西方十八世纪后才出现真正的“公民社会”早了十多个世纪。

    自隋唐以来，中国文化之所以经过多次的朝代更迭和“以马上平天下”的外族统治，却始终保持大一统的文化价值体系，乃是因为任何朝代的统治肯，必须依靠士绅官僚来实施其对社会的治理，而在科举制的铸模中，阶级则已经是被儒学规范定型化了的阶级。他们在文化价值上有着同样的“基因”，他们可以在为任何统治者效忠的过程中，像春蚕吐丝那样，小断复制出同样的文化价值。中国在近代以前之所以没有出现春秋战国时代那种文化上的多元化，中国传统主流文化即儒学之所以具有如此悠长的历史连续性与生命力，从制度层面上来说，可以从科举制这一简单的事实中得到解释。

    受过严格的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孙中山先生在主持制定《五权宪法》时说：“从前美国有一个著名学者叫巴直士，著作一本书叫做《自由与政府》，说明中国的弹劾权和考试权是自由与政府之间的一个最善良的调和办法。m此呵见中国从前的考试权和弹劾权都是很好的制度，宪法里头决不可少。”他特别指出“把中国的考试制度继承下来，单列一院”，这样中华民国宪法中至今仍比西方多出一个“考试院”。

    中国科举选才制度建立了一个正常的社会进取管道，平等有序的良性竞争模式，把全国各地的精英有效地纳入社会高层，避免了少数世袭皇权的封闭系统弊端，消除了贵族阶层与社会精英的利益矛盾。虽然真正“金榜题私”的人数有限，但这却给予每个人一个永远的希望，一个公平的“状元梦”。而，有效地动员了散布在各大城乡的民间力量，普及后代学童的基本教育，略忍不拔、经久不衰地传播文化知识。因而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文化有竹顽强的生命力，是唯一从没中断过的文明。并且，在整个中国传统社会，宗教和神权的力量始终处于“边缘地位”(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

    更重要的是科举制度在历代社会创造了一个庞大的“士阶层”，他们来社会各层面，经过系统、深厚的传统文化教育，他们居住在城乡各地，深植人民之间，为人师表。他们大都精明强干，很容易发家致富，并且他们时刻都有可能踏人仕途，潜力无限，所以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成为后代的榜样。特别是分布在各个村落的“乡绅”，他们遍布于任何有人居住的偏远角落，小根、开花和结果，领导我们的民族顽强生存、发展和文明教化，他们是整个农业文明的基楚和农业社会的精英，维系着民族文化的延续和进步。

    这与今日大陆绝大多数社会精英集中在城市，人口集中地区的农村形成义化沙漠，天差地别。你可以想象今日中国的教育状况：一个民族国家，其80％的人民处于“文明教化”之外，长此以往，将给这个民族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

    18世纪后随着西方多国竞争机制的形成，英国“工业革命”的开始，西方文明率先突破人类文明缓慢的演化过程，迅速达到一个飞跃发展的阶段。而当时的晚清中国社会仍然沉浸在古老的辉煌和日益腐朽之中，毫无觉悟，更没有危机意识。在西方文化和内在矛盾的打击下，逐渐陷入深刻的民族危机。

    中国的科举考试内容到明代以八股为主，即“八股取仕”。它逐步成为僵化模式，特别是到晚清时成为严重束缚知识分子的枷锁，暴露出种种弊端。那时，传统的科举制度未能与时俱进，已无法满足当时社会的发展和转型，面临着西方文明的巨大挑战。因此，吴敬梓才写出了《儒林外史》这部讽刺科场的不朽名著。

    最先提出“教育改革”的是晚清戊戌变法和维新运动。民族精英康有为、梁启超，1895年赴京参加科举会考，时缝甲午战争大清残败，朝廷准备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他们发动中国知识分子举行首次“士大夫觉醒”的“公车上书”运动，其“万言书”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废八股，开学校”，他们七次上书光绪皇帝，多次提出改变“以八股取仕，以年类官”的弊端，改变考试内容，“废八股，改策论”，增加“经济特科”，直到新的“教育体系”建立后，才逐步“渐废”。“远法德国，近学日本”，开设“京师大学堂(后来的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校律规定：凡本校毕业者，将授予“进士”功名。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京师大学堂的学生还没毕业，废除皇帝后军阀混战全国失控，就更不要说什么“功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