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高考制度可以追溯到科举制度，而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发轫于汉，在隋唐以后基本定型，终于清末的百日维新，历时两千年。
中国的科举制度重“选拔”而不重“教育”。事实上，科举的终点“殿试”几乎是教育的结束而不是开始：在殿试中“金榜题名”的就可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从此之后未必需要再读书了；而那些“名落孙山”的只好收拾行囊，准备三年后重来。
现行的高考制度名义上是一个再教育的开始：它只是一个入学考试，在实质上呢，它更多地实现一个选拔的功能，而这正是科举制度弊端的一面。
隋唐时，虽然施行分科取士，但是只有两科受到重视：进士科和明经科。到了后来，只有进士科被保留了下来，而且考试内容严格局限在四书五经的范围内。
单一的标准大大地局限了遴选人才的范围。这也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育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百年前的中国，正处于与今天相似的境地，但接下来，整个民族却“集体无意识”地选择了一场百年噩梦。不管你承认与否，今天，中国似乎又回到了原地。
19世纪末，中国五千年传统社会正值发生根本变化的关键时刻，近代史的百年命运，就是在那一刻不知不觉间孕育定型的。当时，社会面临着艰巨的转型期，而主持这一历史使命的最高权威，竟然是一个根本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从小“大门不出，二门不到”，没有正常社会经验、不懂基本治国安帮之法，知狂揽大权，沉浸于声色淫乐，且天性嫉妒，内心阴暗的垂死老妇——慈禧太后。
于是这个有着五千年古老文明和辉煌历史的庞大帝国和朝廷，逐渐变成一具昏庸愚昧，僵死枯朽的行尸走肉，于是一道道危机接踵而来：“太平天国”运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然而，就在那个历史关头的混沌纷乱中，一场彻底改变整个民族命运的“教育剧变”，正漫不经心降临到她的头上，并暗中操纵了她的近代史和国运……
中国正式废除在中华历史上已推行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在那个最需要现代化的历史关头，最先废除的却是它最具现代色彩的立国精神，似乎这是社会发展又一残酷的偶然，或是一个盲目性的历史揶揄。就这么轻轻一纸政令，尤如打开“潘多拉的魔盒”，谁也没料想它会给中国传统社会带来什么后果。
三千多年前，中国农业文明社会成型期的周代至中国文化成孰期的先秦，孔子诞生(公元前551年)的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发展、文明水平已超越西方，秦汉唐宋明清各朝代，继承孔孟之道，追求具有现代文明精神的和谐、安详、小康，所谓：礼、义、道、德。人生宗旨是“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冈平天下”，“格物、致知、修身、齐家”都是研究物理、学习知识、修养人格与扶养家庭的原则，即“穷则独善其身”；上升到“治理国家、兼爱天下”宏伟理想，即“达则兼顾天下”，进入仕途，实现抱负。
在这个“仁”的传统下，整个社会自然发展、人民自由流动，形成“农、商”四大阶层。庞大的秦汉帝国，已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超级大罔，早熟的人文思想已具现代色彩。最早在二千二百年前的汉代，中国就产生了具有民本、民主思想的“太学制度”；对政府官员进行监督的“监察院、御史台”制度也已实行。上至宰相，下至县令的各级政府官员大多数是直接由普通官员、百姓考试、选举产生的，并直接受人民和朝廷监督。此时三撤销了封建社会特色的终身式、世袭制，这与当时的西方希腊式的封建贵族政治和奴隶制度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这砦民主特征比西方18世纪后才有的普选制度，及到了二次世界大战后60、70年代才有的监察制度，进步了十多个世纪。
渊源于汉朝，创始于隋朝，确立于唐朝，完备于宋朝，兴盛于明、清两朝，废除于清朝末年的中国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的考试选拔官员的一种堆本制度。史书记载，从隋朝大业元年(605)的进士科算起到光绪三_卜一年(1905)正式废除，整整绵延存在了1300周年。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读书、考试、做官几乎是读书人的唯一出路，在泱泱1300年的科举考试中，曾产生出700多名状元、近ll万名进士、数百万名举人。
581年，隋文帝统一中国后，废止九品中正制，将选官的权力收归中央。隋炀帝即位后，大业元年(605)始设进士科，宣告了与旧的以门第为主要依据的选官体制的决裂及新的以进士科为代表的科举制的诞生。
唐承隋制，推行以进士科为主要取士科目的科举制度。在科目的设置、类别的划分、科试的内容、科场规章等方面更加详备，更加完善，并逐渐制度化。
宋代科举沿唐之制又有所变革。扩大取士名额，提高及第后的待遇，采取了锁院、别头试、弥封、誊录、三级评定等一系列措施，确立了乡试、会试、殿试三年一次的三级考试制度，严格和完善科举制度，形成进士科的空前繁荣。
明代仅设进士一科取士，八股文为各级考试的重要文体，科举地位较以前更为提高。清代科举基本承袭明制，而更为繁密周详，发展成一种极为规范而又严密的制度体系。
科举考试程序大体分为地方考试和京师考试。唐及五代称“解试”和“省试”；宋太祖开宝六年(973)创立殿试，遂成“解试”、“省试”和“殿试”三级考试制，并为后代所沿袭。元明清各朝，改称为“乡试”、“会试”和“殿试”。“乡试”及第可否任官，各代规定不一，但“殿试”及第后，先取得出身资格，后即量能授职。
一千三百年前的隋唐时代，是中国文明的另一个鼎盛时期，当时的文人士大夫已是社会栋梁，他们仅评言论批评就能够监督和左右社会权力中心。著名文豪柳宗元著作《封建论》，抨击时政“用人唯亲”而不是“用人唯才”，随即形成广泛的社会舆论，奠定了科举制度的基础。唐代末年，即公元10世纪初，中国开始推行的科举制度，当时百分之二十的官职已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的提升。此后这一制度历代沿革成为中国文明的一部分。到了宋代，一半以上的政府官职已是由科举制度选拔，以后的元、明、清历代，科举制度基本成为社会进取的主要渠道。
在中国历史上，夏、商、周采用的是“分封制”和“世卿世禄制”，均为血缘世袭关系，难以得其优秀人才，其结果是“龙生龙，凤生凤”。汉朝的“察举”和“征辟”制替代了世袭制，由州、郡地方长官向朝廷举荐人才，经朝廷考察后授其官位，或由皇帝特诏选任官吏，但仍是地方长官的意志和朝廷的意愿。由于掌握选官大权的官僚们注蘑门第，官官相护，朋比为奸，徇私舞弊，出现的严重问题是：“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出身底层的好人才还是不能被选拔上来。
魏晋南北朝实行的是“九品中正制”。由政府选派有声望的官员到州、郡任大小中正，品评一些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等第。各州大中正，各郡中正官将其所管辖的地区的人才品德和家世定位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以推荐给朝廷，任用官职。这在当时多少改变了州、郡地方长官随意左右，为所欲为，受贿营私的状况，选拔出了一些比较有才能的人进入仕途。但是，中正官到后来却完全被世家大族所把持，“九品访人，唯问中正”，实际上已成为大地主、豪族势力控制选官的工具。家世、门第成为评定官品的唯一标准。从而出现了“公门有公，卿门有卿”和“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局面，中小地主只能做些小官，平民百姓均被拒之官场之外。
从隋朝至明清的科举制度，彻底打破了血缘世袭关系和世族的垄断。“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他们一一髓上历史的政治舞台，成为一个时代的济世之才。北宋的吕蒙正自幼遭不幸，被其父将母子二人赶出家门长期居住在一个山洞里过着饥寒生活，他则发奋读书而高中状元，极善理政治国，成为宋初名相。范仲淹自幼家贫，进土及第后官至宰相，大有作为，享有“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范仲淹字希文)的盛誉。南宋状元文天祥的先祖未曾做过一官，父亲只是一个普通读书人，一家人长期身居低层，他人仕后，丹心报国，壮烈就义，成为千古传颂的民族英雄。清代乾隆年问的陕西状元王杰和清末最后一名状元刘释霖都是地地道道的农家子弟，父母都是种田人。王杰在朝为官40余年，身为嘉庆帝师，官居高位，刚正廉洁，一尘不染，伸张正义，最恨邪恶。嘉庆皇帝惩办贪官和绅时，王杰是主审官。王杰是后世公认的乾、嘉两代名臣。杰晚年告老还乡，嘉庆皇帝对他的称赞是：“直道一身立庙廊，两袖清风返寒城”。倘若没有科举制度，这些布衣草民们是根本不可能登上龙门，身居高位的，永远没有出头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