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试教育模式是为少数能够在激烈和残酷的升学竞争中成功的学生设计的；失败者占学生中的绝大多数，离开学校中断学业后，其所学的课程知识很大一部分没有用处或者很少用到。应试教育过分功利化的导向，则使学校无暇顾及学生人格和综合素质的培养。

    这些年中学生、大学生违法犯罪问题、道德品质问题严峻，家长最担心的是读书的子女在道德品质上变坏或者受不法分子侵害的问题，安全感危机已悄悄侵蚀了教育的肌体。

    2004年2月18日傍晚，北京朝阳区一15岁少女因男友疏远了自己，便迁怒于密友横刀夺爱。为了“夺回”男友，15岁少女邀来好友将“情敌”砍了17刀。之后，又将“情敌”放到铁轨上企图灭迹。

    2008年1月2日，乌鲁木齐一名初三学生刚出校门就被八名未成年人抢劫殴打，办案民警介绍说，这个团伙涉案人数至少有12人，甚至更多。他们从2007年8、9月份开始实施抢劫，采用恐吓、殴打等手段对学生下手，半年抢了近7000元。抓获的8人中，年纪最大的18岁，最小的才15岁。8人都曾因抢劫学生被抓过，因为年龄太小，大多免于刑事处罚。这些孩子都已辍学，常年泡在网吧里，抢来的钱都花在玩游戏上。游戏中的杀人、抢劫画而是他们犯罪的诱因之一。

    1972年以后出生的第四代罪犯正在成为犯罪的主体。他们缺乏社会责任意识和情感，由于父母的溺爱和娇纵，他们不仅意志柔弱，而且情感也十分脆弱，同时，由于某些学校教育过于强调对个性的培养，致使他们的社会价值观也变得扭曲和无疆界化了。心理学会的一项调查表明，中国3．417岁以下未成年人，行约3000万处于心理亚健康状态，其中中小学生心理障碍患病率为21．6％至32％。

    杀死4名同学后，云南大学生马加爵成了各大报纸和杂志上的热点。《圈青年报》刊登名叫高艳的女大学生的内心独白，这名农村女生写道：

    作为一个普通人，我痛恨他的极端行为，但作为同是从农村出来的学生，我理解他曾经有过的一些境遇和心情。

    我考上大学那年，是全县的文科第三名。我们村已经十多年没出过一个大学生了，连邻居婶婶大娘都为我高兴。乡亲们特意送来红包表示祝贺，村头的奶奶给了我20元钱，直夸我有出息。

    因为觉得新鲜，所以也很愿意表现自己，主动认识同学，争取给老师多帮忙，但就在表现的过程中，我陷入了尴尬境地。

    很多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个白痴，即便再使劲儿表现也无济于事。上课时，老师带来投影仪，我坐在前排，老师随便点了我过来帮忙，可我只能手足无措地站在旁边，完全不知道该干什么。学校开了电脑课，这是我头一次瞧见电脑长啥样儿。我呆呆地坐在那里，看着旁边的同学熟练地开机、打字、做图。那一瞬间，我忽然理解了什么是被人取笑的“土”——我真的很土！

    学生会要招新人，我满怀信心地报了两次名，要知道，从中学起，我一直都是班干部。可出乎意料的是，我竞然被拒收。原因是我无任何特长，书法、唱歌、跳舞、排球、网球，哪样都不灵。我想，要是我长得漂亮一点，或者衣服再光鲜一点，也许他们会让我做一些事务性的工作吧！可我是个处于贫困边缘的农村孩子。我头一次产生了深深的自卑感，对自己产生了全面怀疑。我忽然发现，除了考试，我居然什么都不行。

    就连我上医院看病，都被医生数落一番。在校医院，我紧张得不知道该怎样向医生讲自己的病情！还是一个同学帮我向医生讲述症状。我至今记得那个医生的轻蔑眼光：“看看你，再看看人家，差得多远！还是大学生呢，连话都不会说。”

    所有的遭遇仿佛在时刻提醒我，我是个来自农村的孩子，身上打着农村的烙印！这个烙印带给我太多的不平、委屈，甚至是怨恨。

    因为我口音浓重，连食堂的师傅都会责怪我说不清“四”和“十”。宿舍的同学也经常拿我开玩笑，尽管没有恶意，但次数多了，我心里很别扭。

    我找来词典，把可能会发音错误的字和拼音抄在本子上，一个个地纠正。直到有一天，我去做家教的那家家长说：“真奇怪啊，你是从农村来的，却没有口音。”听到这话，我真想大哭一场。

    在高考指挥棒下，分数成为了“好孩子”和“坏孩子”唯一的分水岭，而学校、家长、社会又何时真正打开过学生们的心扉呢？

    2003年，一名母亲将儿子以前的班主任老师告上法庭，她认为该老师应该对儿子患上精神分裂症负责。

    时年17岁的洪亮2001年12月被诊断患有精神分裂症。被告兰老师，1992年1993年任原告的小学一、二年级的班主任。

    诉讼理由：兰老师的某些行为对洪亮造成了严重的心理伤害，是他得病的主要原因。

    从兰老师做洪亮的班主任到洪亮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中问相隔7年之久，在一般人看来，好像很难将原告的病情和被告联系在一起。但洪亮的妈妈章女士对此却坚信不移，她认为自己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

    在洪亮的妈妈章女士写的诉状中，用了几十页的篇幅来历数兰老师的条条“罪状”。

    1992年，7岁的洪亮成为兰老师班上的一名新生。但是，新生入学后第一次考试，兰老师把89分以下的十几名学生都列入“差生”，洪亮也是其中之一。老师让这些同学站在讲台上，让班里其他同学齐声喊“笨蛋”。

    某一天，兰老师在没有讲明原因的情况下，撕毁了洪亮的语文课本，并把他赶回家。章女士找到校长理论，在校长的督促下，兰老师赔了一本新书给洪亮。然而，兰老师对自己的行为并不以为然，反而迁怒于章女士找校长“告状”。

    一年级下学期，在一次考试前，班长撕毁了洪亮和另一位同学的试卷，不让他们参加考试。在章女士的一再追问下，班长告诉她，是兰老师让他这么做的。

    兰老师告诉所有的学生：“洪亮学习不好，大家都不要和他玩。”有两个¨学在星期天到家里来找洪亮玩，被老师知道了，兰老师让这两个学生站在讲台，对他们的这种行为进行批评，还把这个孩子的家长找去。这以后，期天再也没有小朋友敢去找洪亮玩了，他在学校里成了一个被彻底孤立的人。

    在班里的学习园地中，兰老师设立了表扬栏和批评栏，受表扬学牛的私字后面贴上了一朵朵小红花。而受批评的只有洪亮一个人，在他的名字后…贴了一大排黑花，足足有19朵。

    到了小学三年级，章女士坚决让学校给洪亮换了一个班。

    但是，兰老师的影响远远没有消除。

    “两年的时间已经让他对学习失去了兴趣，更确切地说，是对学校失去兴趣和感情。兰对我儿子打了两年的心理战、精神战，把我儿子的精神彻底摧垮了。”章女士认为，洪亮后来一直学习不好，与兰老师对他的伤害密切相关，“老师从来没有给过一次表扬，班里的同学也因此而嘲笑他甚至欺负他。他太缺乏自信了。在后来很长的时间里，他都认为自己是笨蛋。”

    从小学到初中，他都没有摆脱掉这种阴影。在中考前，他终于支撑不住了。

    2001年10月份，章女士向学校的上级部门河南油田教育中心反映此事，要求经济赔偿。

    2002年5月份，教育中心经过调查作出了答复。对于贴黑花事件，当时的小学校长及教育中心均认为“此方式欠妥……但不存在伤害问题……把孩子得病和小学老师的教育管理相联系，难免有些牵强，更何况学校和教师并没有较大的过错，于理于法，均属追究不当。”

    更让她无法接受的是，兰老师在这7年时问当中，先后被评为局模范教师、优秀班主任、师德标兵，等等，而这一期间，她依然还在用那些方式埘待学生。

    虽然事隔久远，章女士面临取证的困难，胜诉可能性不大。但这一事件表明，在“师道尊严”传统思想之下，社会已经开始意识到教师的种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