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瑞特别强调，他所指的不是政府需拿出一个绝对的资金数量，而是一个占GDP的百分数——发达国家已达到2％～3％，而中国则是1．2％。

    2004年3月，在全球科学界极具影响力的科学杂志——英国《自然》推出了《中国之声》专刊。以专刊的形式和篇幅介绍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状况，这在《自然》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中国之声》中的8篇文章，作者全部为华裔，分别是在美国、英国和中国知名的科研机构任职的高级研究人员。《自然》杂志主编坎贝尔说，选择他们的标准，是“他们既了解西方的科学人文环境，同时也熟悉中国的科学环境”。

    这组文章言辞恳切地为中国的科技发展提供了建没性意见，主要聚焦于点：科研基金问题、人才问题和文化教育问题。

    这组颇具分量的报道，在中国的科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专刊中，世界权威专家对中国科技成果予以很高的评价，称中国的科学家思维活跃，在某些研究领域中成绩斐然。中国无疑将成为科技强国。”国内众多媒体如是报道。

    《自然》杂志主编菲利普·坎贝尔(PhilipCampbell)博士，在《中国之声》的开篇致辞中毫不客气地表明了他出这本专刊的动机：一方面因为“中国正在快速发展成为亚太地区以及整个世界的一个主要经济力量”，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趋势(指中国的发展状况)有令人担忧的一面”，即“中国尚未充分发挥其科学潜力”，“我们希望能通过这个增刊来帮助改变国际科学研究领域这一很不正常的现象”。

    这些“令人担忧”的“不正常现象”都源于中国的人才培养机制。

    一句话，中国需要世界一流的大学，而中国目前没有世界第一流的大学。

    中国的大学数量不少，大学生也不少。如果有一所全新的大学，用国际标准的方法、从大学的投融资、教师的招聘与管理、教师积极性的调动、学的管理、后勤的管理、科研与教学之间关系的处理、科研成果与企业转化之间关系的处理等方面，把国际先进的经验与先进的方法引进来，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它的示范效用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这种成功的例子并不少见。香港科技大学是香港第三所大学，1986年筹建，1991年开始招生，到1995年1996年的时候，香港社会和国际社会都开始承认它的学术水平、教学水平、师资水平都已经超过了有近lOO年历史的香港大学。越南RMIT大学是刚刚成立，叫皇家墨尔本技术学院，是澳洲的一个技术大学。

    目前越南的人均GDF是300美元左右，相当于中国的三分之一，它的大小相当于中国的一个省，被家长送出国外读书的就有一万多人。从越南人来说就觉得这是一种损失，为什么我们自己不在家门口办一所很好的大学呢？于是他们就与澳大利亚的皇家技术学院合作。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的国际金融公司共同投资，成立一所全新的大学，没有使用一点越南本地的资金。这所大学的教材、课程、学制等由RMIT一手包办，不受越南教育部的约束。它的教师也相当一部分是由国外派来的，从本地招的教师也要送往国外培训。为了保证学习的质量，它要求的师生比较低：l：25。为了维持学校的可持续性，它要求国际标准的学费，即每年480美元，研究生院每年5400美元。他们经过市场调查后估算，到2005年，能支付这种水平的学费的越南家庭有6万多户。这一投资回报率每年为15％左右。

    印度理工大学对推动印度软件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堪称世界一流大学。即使在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只要集中财力，按照国际惯例来做，就可能在教育上领先一些，使教育的发展领先于经济的发展。

    越南可以，印度可以，为什么中国就不可以？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汤敏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必须要有一个世界级的校长。有了世界级的校长，这个学校才可能办成世界级的学校。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沈卫威表达同样的观点，一个大学的知名度取决于三个方面：历史传统、知名教授和现任校长。

    1916年12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请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陈独秀向蔡校长举荐了在美留学的胡适，于是1917年胡适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新文化一新文学运动，由陈独秀、胡适发动，北京大学正是这场革命的大本营。

    五四运动爆发，一代新人迅速崛起。蔡元培实际上成为北大新人的保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梁漱溟本无学历、学位，蔡校氐可以请他到北京大学当教授。

    当社会七因陈、胡发动的新文化一新文学运动如火如荼而谣言四起——甚至说军阀徐树铮要在景山架大炮轰击北大时，有人劝蔡元培解聘陈、胡，蔡却说“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于”。并在学术上极力提携、奖掖胡适。

    继蒋梦麟之后，胡适出任北大校长。北大先修班女生沈崇在北京街头遭美国大兵皮尔逊强bao。对此，胡适以校长身份坚持要出庭作证。当时许多人考虑到他与美国人的关系，劝阻他要慎重行事。胡适对劝阻的人说：“谁没有女儿？”

    胡适在执掌中国公学时聘请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沈从文到校任讲师，并一直把他扶植成为西南联大的教授，这便是被沈从文称为胡先生白话新文学之外的第二次尝试。

    从蔡元培到胡适，都认为当大学校长，是办教育，不是做官。在中国办教育小易，当一个称职的校长更难。因为有了蔡元培、蒋梦麟、胡适(北京大学)、曹云祥、梅贻琦(清华大学)以及郭秉文、刘伯明(东南大学)，旧才有现代大学教育。

    沈『J威响亮地喊出，校长不是官，校长应该是什么？是蔡元培。是胡适。

    也许没有哪个国家比获得诺贝尔奖最多的美国更加明白重视基础学科研究和对其人才进行培养的重要性了。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一份致国会的报告巾说：“在一个科研比最近50年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的新世纪即将来临之际，削减科研经费犹如在冷战的巅峰时刻削减我们的国防预算。”克林顿在报告中指出，基础科学研究的进展导致新的科学和技术知识，而且在数年后引发产牖创新和有利可图的商业市场。在《我们科学的国家目标》报告中，他们同样红强调未来的目标：包括了加强基础科学与广泛的国家目标之问的联系等。

    在瑞上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出版的最新《国际力竞争力报告》中，我闲的科技竞争力在46个国家和地区中，连续两年从13位下降至25位。我阳研发经费(R&D)占GDP的比重在国际上也处于较低水平，人均科研费用低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无论从每年的科技论文总篇数看，还是选择科学技术的基础投入等指标，专家们认为，我国总体的科技竞争力现在还仍处较弱水平，尽本E与印度持平，不敌韩国，远低于美、日等发达国家。

    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中国的10倍，它的科技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7％；11本的科研投入超过美国达到3％，同时它的国民生产总值是中国的5倍；中国近年来在科研投入上加大力度，但也只有1％，加上国民生产总值的差距，和日本相比总体相差几十倍。

    在这个时候，我们真的不要津津乐道我们与“诺贝尔”的差距仅“一步之遥”。

    如果真的要问中国离诺贝尔到底有多远？就得问问我们的足球离世界足球的距离有多远，不在于实际的距离有多远，关键在于扪心问一问我们的教育教育生态的距离有多远。之外的第二次尝试。

    从蔡元培到胡适，都认为当大学校长，是办教育，不是做官。在中国办教育小易，当一个称职的校长更难。因为有了蔡元培、蒋梦麟、胡适(北京大学)、曹云祥、梅贻琦(清华大学)以及郭秉文、刘伯明(东南大学)，旧才有现代大学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