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岩语录：对小人的失察和放纵，就会毁了自己辛辛苦苦打下的家业。

    明思宗崇祯是一个生性多疑的人，刚愎自用，因此在朝政中屡铸大错：前期铲除专权宦官，后期又重用宦官；中后金反间计，自毁长城，冤杀袁崇焕。崇祯的性格相当复杂，在除魏忠贤时，崇祯表现得极为机智，但在处理袁崇焕一事，却又表现得相当愚蠢。为剿流寇，崇祯先用杨鹤，后用洪承畴，再用曹文诏，再用陈奇瑜，复用洪承畴，再用卢象升，再用杨嗣昌，再用熊文灿，又用杨嗣昌，十三年中频繁更换围剿农民军的负责人。这其中除熊文灿外，其他都表现出了出色的才干。然皆功亏一篑。“闯王”李自成数次大难不死，后往河南聚众发展。可以这么说，如果崇祯用人不疑，李自成很可能被杨鹤、洪承畴、曹文诏、陈奇瑜、卢象升、杨嗣昌等将领剿灭，如果崇祯用人不疑也不会冤杀袁崇焕，如果崇祯用人不疑、用好洪承畴，也不会导致洪承畴最终降清。所以史学家对崇祯的评价是明朝灭亡因为天灾瘟疫和崇祯多疑，和士大夫无关。

    中国传统的信任方式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用在企业管理上那就是要放手让下属去大胆尝试，不要什么都管。因为用人信而不疑，会使人产生心理上的安全感，使人的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用人信而不疑，会使人对组织、集体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用人信而不疑，能增强人们的自信心，从而加强主动性与创造性；用人信而不疑，会使人产生期待感，它能激发人的进取心，增强其克服困难的力量。同时，上级信任下级，下级也会信任上级，相互信任就会产生一种向心力，上下和谐一致地行动。

    胡雪岩就坚持这样的一种用人方式，只要是他选中的人才，他就不会再去怀疑，但是，自从他以这种方式用人的时候开始，就有一种隐患，因为他用人还坚持一种原则，就是用人只看某人的某一方面，只要他在这一方面有能力，那么他就任用他，而不管别的方面了，比如人品等方面他就不管了。正是这样，也是他的商业大厦一夜之间就倒塌的某种原因之一。

    胡雪岩有23家典当行，其中有一家公济典，管总是唐子韶，他是微州人，微州朝奉到外地谋生，都不带家眷。所以胡雪岩看他客中寂寞，三年前送了他一个名叫月如的丫头做姨太太。这个唐子韶在典当这方面确实是一把好手，但是人品却不怎么样。本来典当行是一个油水很多的行业，从“内缺”的管总、管包、管钱、管帐到“外缺”站柜台的朝奉以及“中缺”的写票、清票、卷包、挂牌，还有学徒，每月正薪以外，还有“外块”可分，贵重衣服，须加意保管，例收当本百分之一的酬劳，称为“存箱”。满当货卖出，抽取六厘，归伙友所得，称为“使用”。典当宽限，例不过五，赎当时不超过五天，不另计息，但如超过六天，要付两个月的利息。遇到这种情形，多出来的一个月利息亦归伙友，称为“公抽”。至于“当厘”是照当本抽一厘，“赎厘”是照赎本抽三厘，譬如这个月当本支出十万两银子；赎本收回五万银子，就有一百两银子的“当厘”，一百五十两银子的“赎厘”。这些外快，汇总了每月公分，所得多寡的比例不同，唐子韶是管总，当然得大份，每个月少则五、六十两，多则上百，日子过得着实宽裕。

    可随着他在公济典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升为管总之后，他就开始舞弊了，并且方法无所不用其极，毛病最多的是满当的衣服，公济典因为满当的衣服太多，特为设了一家估衣铺，招牌叫做“公济衣庄”；各典满当的衣服，都发衣庄去叫卖，有的原封不动，有的是掉了包的，明明一件八成新“萝卜丝”的羊裘，送到衣庄，变了一件“光板”。当铺写票，向来将值钱的东西写得一文不值，明明是个金打簧表，当票上却写的是“黄铜烂表一个”。那笔龙飞凤舞的狂草，除了朝奉自己，无人能识，所以从来没有顾客提出过抗议。

    他除了在满当货上动手脚以外，另外一种是看满当的日期已到，原主未赎，而当头珍贵，开单子送进府里，“十二楼”中的姨太太，或许看中了要留下来，便以“挂失”为名，另开一张当票。此外还有原主出卖，或者来路不明，譬如“扒子手”扒来，甚至小偷偷来的当票，以极低的价钱收了下来，都交给月如保管，看情形取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