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商人的地位非常低，不管是隋唐还是明清，商人的地位甚至连普通的百姓都不如。但凡是个封建社会，大都是“重农轻商”，要不然怎么会出现“士农工商”的四民定位呢？商人地位低下，这也是有原因的。在古代，农业主要还是依靠手工播种，自然是要消耗大量的人力，农民成为国家的重中之重，这一点无可厚非。对待农民，封建王朝大都是通过征收各种苛捐杂税，从中获得大量且稳定的收入，作为国家资产。可是对于商贩来说，国家并没有一个非常有效的收税标准和方式，毕竟商贩的流动性非常大，所以各个王朝“重农轻商”就变得非常普遍了。
但是，宋朝却是个例外。我们都知道，宋朝的经济非常发达，每年都要给辽国，后来的金国、蒙古岁币，也就是白花花的银子，动辄就是几十万、几百万，这种情况同样发生在唐朝和清朝。唐朝末年，同样要给回纥数十万的岁币，双方也开展了所谓的“贸易”，可是这个贸易实际上就是变相勒索。根据史料记载，回纥和唐朝的交易按照一匹劣等马换50匹绢，这中间足足有50倍的差价。为了不再让回纥来犯，唐朝只好被迫高价买下这些没用的劣等马，结果唐朝搬空了府库。清朝末年更为夸张，直接是给外国几十亿白银、割地赔款，直接将大清王朝拖垮。
反观宋朝，经过长达百年给外族岁币，宋朝却没有因此而耗尽国库，这让我们不得不说到宋朝的经济制度问题。宋朝是中国古代唯一一个“重农不抑商”的朝代，农业、手工业、商业贸易多元发展，钱就跟长了翅膀一样，纷纷飞进宋朝的口袋之中。其实宋朝的版图很小，南宋更小，可是却牢牢占据了江南水乡，而被掠夺走的土地都是在北方。南方气候宜人，更适合农作物的生长，这也为发展农业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
由于耕地数量有限，就必须做到寸土寸金，把每一块土地都合理利用，这才是上上之选，所以很多新形式的农田就应运而生。
比如梯田。范成大在《骖鸾录》中记载说：“岭阪上皆禾田，层层而上至顶，名梯田。”南方有很多山区，这些山区原本都不适合作为耕地，但是经过梯田改造，这里变成了水稻的成长地。
比如淤田。这种利用河水冲刷形成的淤泥形式的田地由来已久，据《史记》中记载：“泾水一斛，其泥数斗。且粪且溉，长我禾黍。”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同样记载了这种田地，并且记载了在熙宁变法（即王安石变法）中推行淤田法的概况。
比如架田。在沼泽中用木桩作架，挑选菰根等水草与泥土掺和，摊铺在架上，种植稻谷，叫架田，亦称葑田。这样种植的作物漂浮在水面，随水高下，不致淹没。宋朝时，江南、淮东和两广就有这种架田。《中国通史》中记载：
江南大湖中有茭、蒲等，年久，根从土中冲出，浮于水面，厚数尺，可延长几十丈，在上面施种，即可生长，称为“葑田”。后来，农民进一步作木排，在上面铺泥，种植庄稼，称为“架田”。
通过这些对耕地的改造，宋朝的耕地面积急剧增加，在公元996年丈量土地的时候，宋朝的耕地面积为31252万余顷，在20多年之后，耕地面积翻了一倍。最简单的道理，耕地面积一多，收成就多，钱就越多。要说人的能耐都是被现实逼出来的，宋朝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除了在耕地面积上宋朝人绞尽脑汁之外，农业技术也跟着大幅度的提高，比如合理利用肥料。宋朝的陈旉在自己的著作《农书》中记载了各种各样的肥料制作方法，据统计，宋朝的肥料就已经出现了人粪尿、畜禽粪、饼肥、火粪、焦土肥、混肥、沤肥、石灰等近十种。
他在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说，任何种类的土壤都可改良，而且各有其适当的方法，只要措施正确都能成功；对待不同性质的土壤要施适合它的肥料并加以观察，就像治病一样，对症下药。只要采取施肥等措施，就可使土壤更加精熟肥美，地力常新。经过肥料的配合，宋朝时期不仅农业产量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就连土地也变得肥沃起来。
除了重视农业，宋朝还非常重视农作物。宋朝的版图比较小，广大的南方地区也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适合发展农业，于是就有了农作物的出现。
最普遍的农作物当属养蚕。养蚕的历史非常悠久，夏代以前中国就出现了养蚕业，宋朝则是将养蚕这项技术更加完善。在宋朝还有一项不能不提的手工业，它和养蚕有着密切的关系，那就是纺织业。
中国古代王朝中重视农业、手工业发展的并不奇怪，因为每一代统治者都这样做，但是重视商业的发展，这只能够在宋朝看到。
曾经有些人戏言说，宋朝不敢不重视商业，这主要是宋朝军事力量薄弱造成的，每年要给外族几十万的岁币，要是再封锁了商业发展，估计宋朝撑不了100年就得完蛋。对于这样的言论，笔者持保留意见，但是我仍然要承认，宋朝发展商业，其中肯定有这样的因素存在。
在宋朝，从皇帝到平民，对商人都很尊重，这种尊重不仅仅是社会地位上的肯定，同样还会给予商人政策上的优惠以及立法保护商人的财产。既然政策上都能够给予优惠，百姓们心中自然会接受商人这个社会角色。光是这样还不够，在封建社会之中，商人没有权利进入庙堂，秦朝的吕不韦就算是进入了庙堂，但最终也没有得到同僚的认可，这也是古代商人的悲哀之处。可是在宋朝，尤其是南宋时期，“国家开贡举之门，广搜罗之路”，允许商贾中的“奇才异行”者应举，以至于“工商之子，亦登仕进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