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经济发展，百姓们安居乐业，这等繁荣的景象，有很多诗词都描述过这样的场景：

    州桥夜市煎茶斗浆，相国寺内品果博鱼。

    金明池畔填词吟诗，白矾楼头宴饮听琴。

    从这短短几句诗词之中，我们似乎依然看到了这样一幅画面：

    在一条繁荣的街道上，很多商贩都在高声叫卖着自己的商品。百姓们穿梭在其中，有的人是闲来无事，只是来这里逛逛；也有些富家小姐的丫鬟婆子，来街上选些女子的胭脂水粉、丝绸锦缎；也有些文人墨客，坐在旁边的酒楼里，点上一壶小酒，坐在临街的位置，看着眼下的繁荣……

    这不就是一幅活生生的“清明上河图”吗？没错，那幅著名的《清明上河图》正是记录了北宋徽宗时期，首都汴京，也就是现如今的东京，清明时节郊区、汴河两岸的自然风光、城内建筑和民生的繁华景象：读书人、妓女、艺术家、贩夫走卒、平民、工匠，都在《清明上河图》的画卷里恬然自乐；东京城的名号举世皆闻，流行歌曲宋词从上到下，从庙堂到民间，犹如今天的流行音乐，传唱天下；最著名的词人苏轼、柳永，一有新词好词，如今天的新单曲一样，总是风靡一时。

    如何判断一个朝代是否繁荣，除了那些看着非常晕眩的数字之外，还有一种方式，就是看看那个朝代居民的生活水平，以及他们的娱乐活动。如果这个朝代的百姓娱乐活动频繁，至少说明它解决了人类最根本的需求——温饱；如果连最简单的生存条件都无法满足，那又何谈娱乐呢？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大多数朝代之中，夜晚似乎就是用来睡觉的，因为在这些朝代之中，多半都会有“宵禁”的规定。如果哪家的公子想要打破“宵禁”，就算没有被官府抓到，也难免会面临被锁在城门之外的尴尬处境。看过《红楼梦》的人一定都记得这样一个场景：贾瑞想要趁着夜色和王熙凤行那苟且之事，结果不仅掉进了凤姐设下的“相思局”之中，还被关在了夹巷之中一夜。

    可是在宋朝，并没有“宵禁”一说。北宋初期，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重新确立户籍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城市居民与乡村居民区别开来，将城市居民列为坊郭户，并在全国范围内按城市居民财产状况分为10等。而在之前的隋、唐，坊和市是分别设置的。坊是居民区，市是商品交易区，二者不能夹杂，不遵守这样的城市居住管理的则要受到处罚。北宋时期打破里坊制，这种城市商业化进程的推进，逐渐形成了城市的时尚生活方式与市民的消费观念。

    北宋的汴梁与李唐的长安或者洛阳相比，是一个更接近生活，而远离耕战的城市，它独特的风华诠释中国彻底从封建门阀统治的时代走出，市民成为了城市的主角。可惜早期的事物往往绚烂而无法自我节制，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泛滥，更不幸的是碰上了游牧人周期性的强力崛起。不过，这个时代似乎与现在的我们有着更多也更贴近的共通。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在《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中认为：

    中国从汉到唐，人均产值均保持在这一水平上。宋代是一个发展的高峰，人均产值增长了1/3。从11世纪到14世纪，极有可能又降了下来。假定欧洲和中国公元1世纪时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到了宋朝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欧洲已大大落后于中国的水平了……

    黄仁宇在他的名著《中国大历史》中也说：

    公元960年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货币之流通，较前普及。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不漏水舱壁等，都于宋代出现。

    根据史料记载，一个在城门口守城的士兵亦穿“丝履”，普通城市平民的生活好过当时欧洲一般的封建主。而在《南宋馆阁录》中的记载，更是让人们见识到了宋朝的繁荣，据说南宋官员的办公室里还设立澡堂：

    国史日历所在道山堂之东，北一间为澡圊、过道……内设澡室并手巾、水盆，后为圊。仪鸾司掌洒扫，厕板不得污秽，净纸不得狼藉，水盆不得停滓，手巾不得积垢，平地不得湿烂。

    很多人都喜欢看《水浒传》，那我们不妨也来说说《水浒传》之中的百姓生活。关于武大郎和潘金莲之间的那些往事，被各种影视作品一而再再而三的演绎。大家的目光都停留在潘金莲的美貌、西门庆的风流倜傥，以及武松的男子气概上，但是我们却都忽略了这样一个细节：武大郎只是一个街头上卖炊饼的贩夫走卒，甚至连一个专门的店铺都买不起，可是他家中的生活水平又是什么样呢？他们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庭院，虽然不大，但也相当于现在一个小型的四合院了。武大郎在外面卖饼，潘金莲在家里主持家务，整天还会摆弄那些化妆品，时不时地就要添些衣服。她原先是丫鬟出身，相信也是心灵手巧，女红绝不在话下，可是她却从来都没有靠着女红帮补家用，这就说明武大郎卖炊饼所得的银两足够他们的日常开销。在现如今这个社会，这样的消费水平恐怕也很难达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