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这种行为在很多同僚看来，都有些不可思议。不过他们也有着持之以恒的精神，好你个王安石，你能拒绝一次，拒绝两次，难不成还能拒绝10次？接下来，王安石的管辖范围内总是能够看到手里拿着委任状的官员，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前来，目的只有一个，让王安石接受他们的委任状，到京城去做官。

    按照我们的理解，一个普通的地方官如此受到朝廷的重视，有人这么惦记着自己，这得是多大的荣幸啊，肯定早早就接受了委任状，回到家中还得给列祖列宗的牌位磕上好几个响头，多谢祖宗们保佑，要不然就是长跪不起，高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顺带感谢一下老天爷……

    然而，王安石不同于常人，至少在这件事上，他和常人的做法大相径庭。每每有下人来报说送委任状的大人到了，他就借故躲起来，毕竟当面拒绝还是有伤和气的，躲成了他的一个绝技。据说最狼狈的时候，他都躲到茅厕去了。如果王安石会点拳脚功夫，没准就直接飞檐走壁逃跑了。

    其实对于他的这种行为，很多历史学家都曾经分析过，王安石之所以能够如此泰然处之，并非是他真的就这样淡泊名利，而是因为在他心中，有一个坚定的目标，那就是变法，所以他宁愿守着这个已经初见成效的地方。然而，在那个皇权大于天的时代，很多时候，人往往是身不由己，没有半点自由。在逃避了很多次之后，王安石还是踏上了来京的道路，担任三司度支判官。

    在前面我们说了，他给仁宗皇帝呈上了一篇万言书，并没有得到仁宗皇帝的重视和认可。在这种时候，王安石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等待一个机会，一个能够让他完成变法的机会。好在上天待他并不薄，他等到了。

    1067年，宋神宗继承了皇位。一朝天子一朝臣，这话一点都不假，自从他即位之后，他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心腹，王安石就是其中的一个。宋神宗和宋仁宗不一样，他现在刚刚登基，风头正劲，一心想要让大宋强盛起来，也想着自己能够名垂千古。他还是太子的时候，就曾经非常认真地看过王安石的万言书，对他的治国之策非常欣赏。不过宋神宗接过来的是个烂摊子，当时的大宋已经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危机：军费系统庞大的开支造成了国库的虚耗；朝廷内部也养了很多闲散人员，既然是朝廷中人，就必须要发放俸禄，这些不必要的开支成了大宋的一大负担；再者，大宋周围还有虎视眈眈的大辽和西夏，每年要赠送的岁币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这些都让宋神宗感到头疼，如果真的能有一种解决办法，彻底扭转这样的局面，他又怎么会不支持呢？

    1068年，王安石终于等到了他变法的机会，因为宋神宗召见他“越次入对”。何为“越次入对”？说简单点，就是两个人侃大山，主侃一方自然是主张变法的王安石。当然，对于实力派的他来说，大侃国事、家事、天下事自然不是什么困难。这宋神宗自然也是听得两眼冒金光，似乎国富民强的大宋江山就摆在了眼前。不得不说，王安石的口才绝对出众，仅仅一次“越次入对”就把原先变法的最大阻碍给解决了。

    王安石的“越次入对”在朝廷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和上次王安石的万言书一样，在一夜之间成为了文武百官口中的焦点事件。众人心想，那王安石到底是一个才华出众之人，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他来主持朝政大局是早晚的事情。但是也有人对王安石充满了“羡慕嫉妒恨”，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曾经砸缸救人的司马光，一场好戏马上就要在司马光和王安石之间上演。

    王安石的此次忽悠颇见成效，没过几天，宋神宗就跟身边资格老、经验多的文彦博商量说：“现在的大宋危机四伏，朕看到了该改革的时候了吧？”

    文彦博一听，皇上今天哪根筋不对了，好端端地提什么改革啊？当然这只是在心里想，嘴上却不敢说，于是就打了个比方说：“这改革啊，就好比琴音走调了需要调，只有调音了，才能让琴音重新动听起来。”

    宋神宗一听，就有点火大了，觉得文彦博这个比喻简直就是废话，也觉得是在打太极敷衍他，一点儿都没有王安石的坦白。于是他干脆挑明了说：“现在大宋财力很紧张，这朝廷自然是要想办法多挣银子才是，要不然怎么能够让边关的那些士兵为我们保卫大宋江山呢？”

    看到宋神宗能够这样想，文彦博也只会点头称是：“皇上您能这样想，简直是我们大宋子民的福气啊！”

    可是此时的宋神宗需要的并非是这样的恭维，他更希望有人能够像王安石那样跟他说说国家大事，说些改革变法之类的事情。有一天，宋神宗再次召见王安石的时候，就开门见山地说：“爱卿啊，你说如果想让一个国家强大起来，最重要的在哪里？”

    王安石回答：“择术为先。”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一个国家在治理的时候，总得有一套拿得出手的、和这个国家国情相匹配的管理制度，这才是立国的根本。在当时，宋朝的治理主要突出两个字“礼制”，这种治国之道已经不再适应当时的社会，才会造成如此尖锐的矛盾。

    宋神宗略有所思地点点头，突然想到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位皇帝，就问：“那唐太宗李世民的治国之道如何？你看他可是个鼎鼎大名的明主，是千古一帝，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