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首诗，王安石恐怕也没什么心情喝茶了，于是又上了路。走着走着，看到了一座庙宇，想那王安石也是个喜欢观赏名胜古迹之人，于是他就走了进去。墙上仍然有一首诗：

    五叶明良致太平，相君何事苦纷更？

    既言尧舜宜为法，当效伊周辅圣明。

    排尽旧臣居散地，尽为新法误苍生。

    翻思安乐窝中老，先讽天津杜宇声。

    甚至就连王安石去个洗手间，百姓们也不放过他，墙壁上仍然有诗：

    初知鄞邑未升时，为负虚名众所推。

    苏老《辨奸》先有识，李丞劾奏已前知。

    斥除贤正专威柄，引进虚浮起祸基。

    最恨邪言“三不足”，千年流毒臭声遗。

    看到这里，王安石已经无法抑制内心的悲愤了，他扬声长叹：

    事皆前定，岂偶然哉！作此诗者，非鬼即神。不然，如何晓得我未来之事？吾被鬼神诮让如此！人亦没有放过我啊，视我为猪、狗！悲哉！

    冯梦龙的这篇文章，肯定是他构想出来的，当时的百姓肯定也没有写过类似的文章辱骂过王安石。不得不说的是，在当时的社会中，王安石的名气非常不好，那么究竟是谁，为王安石翻了案呢？这个人也是个改革者，他就是近代改革家梁启超，他曾经写过一本《王荆公》的著作，其中非常详细地说明了王安石变法始末和变法内容的评价。

    也正是因为他的这本书，让世人对王安石的印象从一个猪狗之辈，转眼间成为了最伟大的改革家之一。其后，孙中山、列宁、蒋介石等人都曾经开诚布公地说，王安石的变法，实属精妙之举，他也是当之无愧的历史改革者。

    为什么一个变法，却能够让人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呢？其实一点都不难解释，王安石的变法策略，对于当时的社会来说，过于超前，很多百姓不能明白这变法中的学问，只能凭借着自己的生活水平来决定自己的好恶。

    恰好在王安石变法之后，大宋承受了几次天灾，这也导致了很多百姓的生活水平一落千丈。他们非但没能看到变法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反而要经受灾难的考验，当然会把自己的满腔怒火全部转移给王安石。而那些给王安石翻案的人是旁观者，他们的慧眼自然能够识得王安石的改革风采。

    宋朝仅有的两次变法，其实在很多地方都有着惊人的相同之处，除了在农业、商业等方面之外，还有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太过于牺牲朝廷内部官员的利益。可能这些利益见不得光，可是“一个好汉三个帮”才能完成一件大事，不帮忙也无所谓，但是不能站在对立的立场之上。

    然而，范仲淹也好，王安石也罢，他们都是将自己摆在了众多同僚的对立面，变法失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