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朝代都会有非常出色的政治家，比如秦国的商鞅、比如明朝的张居正，而在宋朝，这个出色的政治家叫做王安石。
他的变法如果概括起来，可以分为5个大方面，第一个就是关于宋朝的机构改革。王安石早就看出来，在宋朝这个大型的国家机器之中有一些隐患，所以在1068年，也就是熙宁元年，王安石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这个拗口的机构究竟是干什么用的呢？说白了就是现代国家的财政部。在变法之前，宋朝的财政由三司掌握，他设置的这个机构就是为了统筹财政、研究变法的方案、规划财政改革外，亦制订国家一年内的收支，并将收入定为定式。
王安石颁布的第二条法律就是“市易法”，这个法律制定得非常有意思。宋朝商人在进行商业贸易的时候，常常会碰到两种情况，货物畅销和货物滞销。货物畅销，自然是好事，可是货物滞销又该如何是好呢？
有人说，经商嘛，自然就是要承担这样的风险，天底下哪有稳赚不赔的商人呢？王安石颁布的这个法规和这个差不了多少。“市易法”主要是指政府出资金100万贯，在东京设“市易务”，当商贩的货物卖不出去，成为滞销货物的时候，就将货品收购回来，等到市场缺货的时候再卖出去。同时向商贩发放贷款，以财产作抵押，5人以上互保，每年纳息2分。用以达到“通有无、权贵贱，以平物价，所以抑兼并也”。
第三条法律是针对人口普及的。1070年，司农寺制定《畿县保甲条例颁行》，这个条例有点类似我们现在的人口普查，它规定乡村住户，每5家组一保，5保为一大保，10大保为一都保。凡有两丁以上的农户，选一人来当保丁。保丁平时耕种，闲时要接受军事训练，战时便征召入伍。以住户中最富有者担任保长、大保长、都保长，用以防止农民的反抗，并节省军费。
我们来看看这3项法律的最终受益人，分别是商人和农民。宋朝95%的人口都属于农民和商人，王安石的变法政策主要也是希望能够通过变法促进宋朝经济的繁荣，以及宋朝局势的稳定。
有农民反映说，哎呀，我们的苛捐杂税太重了，压得我们都喘不过气来。王安石想了想，改！
国家的税收，说白了就是国家的财政收入，一旦动了这一块，往好了说，那就是百姓之福，可是一旦改坏了，那这个国家的整体收入就会大幅度下降。所以在改革赋税的时候，王安石格外小心。熙宁四年，也就是1071年的八月，由司农寺制定《方田均税条约》，分“方田”与“均税”两个部分。“方田”是每年九月由县长举办土地丈量，按土地肥瘠定为五等；“均税”是以“方田”丈量的结果为依据，制定税数。“方田均税法”清出豪强地主隐瞒的土地，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也减轻了农民负担，却严重损害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他们强烈反对。
还有一条是在熙宁二年九月颁布的“青苗法”。这条法律规定：以各路常平、广惠仓所积存的钱谷为本，其存粮遇粮价贵，即较市价降低出售；遇价贱，即较市价增贵收购。其所积现钱，每年分两期，即在需要播种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愿原则，由农民向政府借贷钱物。收成后，随夏、秋两税，加息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归还谷物或现钱。“青苗法”使农民在新陈不接之际，不致受“兼并之家”高利贷的盘剥，使农民能够“赴时趋事”。但具体实施中出现强制借贷现象，是王安石变法措施中争议最大的内容。
最后就是“募役法”，又称“免役法”，熙宁三年（1070年）十二月，由司农寺拟定，东京府界试行，同年十月颁布全国实施。“免役法”废除原来按户等轮流充当州县差役的办法，改由州县官府自行出钱雇人应役。雇员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分摊。原来不用负担差役的女户、寺观，也要缴纳半数的役钱，称为“助役钱”。“免役法”使得农民从劳役中解脱出来，保证了劳动时间，促进了生产发展，也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
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宋朝的科举制度那真是让人叹为观止，考卷上的考题往往都是在考怎么写诗，怎么能写得一手好诗。这简直是个大大的笑话，会作诗的就一定能够做好官吗？文笔出众的人，可以写书、可以去做史官，专门负责记载历史，但是要让他们来指点朝政，那简直是痴人说笑。
王安石变法中也有专门针对科举制度的改革措施：
三舍法——希望以学校的平日考核来取代科举考试，选拔真正的人才。“三舍法”，即把太学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等，“上等以官，中等免礼部试，下等免解”。后来地方官学也推行此法，反映了班级教学的特色。
贡举法——王安石认为，“欲一道德则修学校，欲修学校则贡举法不可不变”。改革贡举法，废明经、存进士，熙宁三年三月，进士殿试罢诗、赋、论三题而改试时务策。熙宁四年（1071年），二月，颁新贡举制，废明经，专以进士一科取士。另设“明法科”，考察律令和断案。唯才用人，凡是有志于改革的人才都被委以重任，不少人成为改革的中坚力量。
关于这考试内容，王安石还和苏轼大吵了一架。你想啊，苏才子就是以诗词而闻名于世，你王安石的变法中这么明显地说诗词歌赋没有用，这不明摆着跟他过不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