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平津陷落之后，日寇沿各铁路线路疯狂进攻，当时的平包线自然也不例外，张家口、归绥、包头都岌岌可危。在归绥沦陷之前，电报局的一些人不甘当亡国奴，包括刘瀚在内的十几个人商议撤离归绥去西安。他们先到包头，然后渡过黄河，经伊克昭盟的东胜南下。动身前，刘准已在“机上会晤”中得知哥哥的决定，就天天盼着亲人见面。听说他们一行步行快到东胜时，刘准出城北门外很远去迎接。刘瀚、刘准兄弟相见，立刻互相抱在一起痛哭失声，周围的人无不为之感动。这哭声这眼泪，包含着多少国破家亡的感慨，多少兄弟分离的思念，多少人生道路的坎坷。稍稍镇静以后，刘准把归绥来的十几位同仁，一起带到他事先向县里暂借的两大间空房之中，姑且安顿下来。他们都自带干粮，在县府的厨房做点饭，解决饥渴。刘瀚则由刘准安排兄弟二人单独用餐。刘准看着大哥拖着带病之躯，颠沛流离，十分心疼。听说过了黄河之后，中途遇到行抢的散兵游勇，把大哥身上仅有的一点路费也给劫去，生活陷于饥渴不保之中，刘准十分悲悯。当听说日本人到东椿树胡同搜捕大哥时，刘准对日寇恨得咬牙切齿。休息几天之后，传闻日寇行将越过黄河南侵，伊克昭盟难保，风声日紧。刘准向南京交通部请示，把东胜交通部的无线电台南撤。经交通部核准，东胜无线电台拆卸电机，雇了两辆牛车，拉着机器和同仁的行李迤逦南行。归绥来的十几人和刘瀚也都合在一起同行。人群里没有人熟悉道路，车和人走的都是沙丘起伏的地带，极其荒凉，有时走上一天也见不着人迹，更不用说见到村庄了。

    这段路上，刘瀚得到刘准的照料。同行的人中，刘瀚年纪最大，而且是久病初愈的人，所以刘准往往把大哥扶上狭窄的牛车厢斗中。厢斗虽然只能勉强容下刘瀚，但对于受疲惫跋涉折磨的刘瀚来说，这已经是最高等级的待遇了。牛车在沙丘里缓缓爬行，十分吃力，刘瀚在车斗中长坐同样也是遭罪。刘瀚下了牛车随大家一块行走。走着走着，刘瀚发现每每走到沙丘的顶端时，如果顺沙坡往沙丘谷底滑行，可以省些力。刘瀚试着一滑，果然可以轻松地滑到沙丘谷底，不用费力，就走了挺长的路程。同行的人纷纷效仿，效果确实不错。人们既省了些力气又在滑沙坡中得到些乐趣，几天来一路沉闷的气氛有所打破，偶尔还发出了笑声。大家路不熟，偶尔遇着从归绥、包头等地撤退下来的国民党兵，有时断断续续，有时络绎不绝，结果在行人稀少的路上还算帮助刘瀚等一行人壮了胆子。不过他们还是走了不少弯路，由东胜走了六七天才到陕西北部的榆林。由刘准同榆林电报局联系，大家在电报局宿合美美地歇了一夜，这已是很长时间没有体验过的享受了。

    从“七七”事变以来，因战事的关系，榆林电报局的电信业务畸形地繁忙，人手不够用。借此机会，榆林电报局局长向省局层层请示，结果把刘准等几个青壮年的报务人员留在了榆林工作。这个变化是当初没有预料到的，但上峰业已决定，只好如此。包括刘瀚在内的其余人员在榆林又休息了几天，终于要上路南下去西安了。出发前的那天晚上，刘瀚、刘准一夜交谈，几乎没有怎么睡觉，刘准给刘瀚七八十元钱作为路费。此外，刘准打听清楚，榆林到西安行程千余里，而且路途崎岖，没有行驶的汽车，所以刘准在当地给刘瀚买了一条毛驴，让大哥骑上。刘准说，路上有这牲口驮着，可以歇歇脚，到了西安，再把驴卖了，钱可以补助生活。刘准请刘瀚和归绥电报局局长冯某(非电信专业人员)一起在饭店吃顿饭，把盏给大哥饯行，千叮咛万嘱咐，请大哥一定要保重。刘准送了刘瀚一程，哥俩洒泪而别。直到望不见刘瀚的身影了，刘准才返回榆林电报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