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难怪够感人的。——你现在干吗呢？"

    "正呛水呢——市场经济之水。"我调侃。

    "你够乐观的啊，折腾折腾也挺有意思。行了，我今天就说这些，本月内我会再和你联系。"她顿了一下，"忘了一件事，你能不能寄张照片来？"

    "要这个干什么？"我纳闷了。

    "很多作者投稿时都寄一张来，用来当作者简介。"

    我心想这还八字没一撇呢，还是很高兴："是不是那种做诗人或哲人状——以手托腮眼神迷离的？这样矫情的我可没有，逃犯状的倒有几张。"

    "哈哈，那就更有意思了。"她笑，说，"记一个我的呼机号，邮寄后通知我一下，我很少坐班。"

    逃犯状的毕竟羞于示人。我挑选了一张大学毕业照寄了过去。那是一寸黑白照，看起来颇有五四时期留学生风采。在我最自恋时，恬不知耻地觉得堪比少年周恩来青年汪精卫张少帅什么的。

    不久晨歌来电，说如果五万块基本没问题，或者给版税，百分之八，首印两万，我大约能够拿到三万多，如果加印再另算。我装腔作势说考虑一下。

    我就像捡了个大钱包的菜农一样，迫不及待地谋划这笔钱怎么花。那时候，虽然一部手机要六七千，但当地房价只要五百块一平米，如果卖他五万，正好一套一百平米的房子，管他怎么办，住下来再说。即使按版税算，三万多也可以添点钱买一套大的或不添钱买一套小的。或者投入股市补仓自救，一旦解套立即出来，这绞肉机可把哥们儿弄痛了。

    版税这玩意儿也挺好，涓涓溪流源源不断，没准我就可以像塞林格那样，靠一本书——退休啦。一切似乎好转起来，久违的阳光开始投射进我阴霾的胸腔，食物越来越有滋味，睡觉也越来越少了梦魇。我开始出门游荡，会见朋友，还第一次主动约了雪儿吃饭，以至于她在电话里说是外星人给她的电话。尽管我和她的关系始终无法确立起来，愈发成为没任何目的的好朋友，这样也挺好。

    生活时刻处于失控状态。我回复答应版税条件后，晨歌非常抱歉地说，书稿终审时被盯上了。此人不在出版社工作，文化不高，级别也不高，却是他们的太上皇，拥有对任何稿件生杀予夺之权。我小心翼翼地问我犯什么事了，他说，你不太走运，他们送去书稿，那人恰恰看了我写局长进澡堂子洗桑拿的情节，嗅出了什么，责令枪毙此书稿。

    我笑笑，小小处级局长，花几百块钱洗个澡也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嘛。晨歌说，不在于多少钱，而在于你写的那种手法，觉得这干部太龌龊，引起联想了。我说改改吧，晨歌说改了就不好看啦，再说你改了这一段，他还会找出另一段，盯上了就麻烦了。我惊慌失措地问，那可如何是好。晨歌也叹气，过一段时间再试试吧，保持联系。

    "过一段时间"，这个中国式不确切说法基本等于没戏了。我陆续给一些出版社打电话，寻找可能性。给他们打电话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那时长途电话费一分钟一块钱。这还不算什么，常常是打过去，总机通了，一半时间没人接，一半是接了转分机，常忙音或掉线，这都要收费。再打，常常重蹈覆辙。即使分机接了，常常要么打错了，要么人不在。出版社不坐班，又重新来一回。你是新人，编辑的手机号码不给你，家里电话更别想拿到。好不容易找到你要找的人，三言两语又说不清。要是遇到一个热心编辑，就在电话里和你谈起来，一谈半小时是常有的事，别人不放电话，你就乖乖陪聊吧。

    那几个月的话费单把我妈吓坏了，比生活费还贵呢。我赶紧去股市割肉卖掉少量股票，维持着那一段时间的生活。

    我还必须额外弄点钱来。我牌技极差，屡战屡败。台球技术还行，就去台球室通宵达旦地和一帮社会闲散人员赌球，屡有斩获，也累个半死；遇到蛮不讲理耍横赖账的，还引起斗殴事件，我的眼镜就被打坏过一次，差点伤及眼睛。

    我有些六神无主起来。我想无论如何不能自费出书，这是我的底线，既出力又出钱还讨骂，跟TMD嫖客似的。我又不评职称，社会活动家不需要什么狗娘养的职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