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老头叫我过去登记。还好，登记簿上"来京目的"一栏换成了"来本单位事由"，所以"瞻仰伟大领袖遗容"就变成了"和晨歌谈稿"。老头拿起老花镜，看看我填的信息，再抬头扫视我一眼："哦——四川的？出书的吧？"

    我哼哼哈哈。他又问："家乡人民生活还好吧？"

    我有些吃惊，答道："托您的福，家乡人民很幸福。"

    他显然很满意这个答案，还做出礼贤下士状，亲自领我走进大院。

    晨歌正和一著名作家通电话。他看上去年轻，一表人才，站起来和我握手，捂着电话对我说先到对面主编室，冬阳要和我谈谈，他随后就过来。冬阳女士娇小精干，前几年她和晨歌编辑的几套作品横扫中国之后，畅销书不断，名气如日中天，门庭若市。冬阳取下眼镜，看着我："你就是那个戈海洋吧？"

    "是的。"我就像伪军见了太君似的点头哈腰。

    "你这是专门到北京谈书稿来了？"

    "好几件事呢。"

    "你的稿子我看了。"她站起来给我沏了一杯茶，安排我坐下，接着说，"你年轻，有潜力。不过这部书稿要出的话还得大改，怎么改，你听我的意见。"

    "当然当然，给你们投稿，我不自量力。"我恭谦地说。

    "我们社虽然名气大，但还是小社。"她说，"你看我们这办公环境，老民居，够寒碜的吧，来个人都不好意思。不过我们过两月就搬到写字楼去了，5A级的，以后有机会可以过来坐坐。"

    然后她叫一女孩将我的书稿拿来，翻开，里面有一些用笔标出的记号，她随便指出几处："你瞧，你这样写，看着倒痛快，出来肯定惹事。"

    "那不过一个处级干部，这种芝麻官中国怎么也得上百万吧。"我小心翼翼地说。

    "这个跟级别没关系，是写法问题，背后是态度问题。你这部稿子麻烦大了，还没出就被盯上了，出了事你可没事，我们脱不了关系。也许别的社没问题，我们出过一次事，检讨个没完。"她解释道，"我们是出版社，上边不给你书号，你吃什么？"

    "理解，理解。"我连连说。

    冬阳站起来，说："我非常忙，就简单跟你说说，你把书稿拿回去，动大手术，改完给晨歌，以后就找他。"

    冬阳叫晨歌过来把我接过去，寒暄了一阵，把我送出了烧饼胡同。为了确证烧饼胡同是否真有烧饼，我从另一头走出去，连烧饼味儿都没有，倒是有几家杭州包子铺把我的肠胃刺激得咕咕直叫。和四川包子相比，西湖边的包子实在难吃，北方饺子还行，个儿大，至少填个饱。

    长安街上道路的宽阔、建筑物的宏大、车流的湍急和人流的密集，立即让人产生一种蝼蚁般的渺小感。那些密集而警惕的警察、便衣和保安让人浑身不自在，以至于我经过他们的面前，不得不努力装出一副上对得起党和政府、下对得起人民的样子。我在王府井附近闲逛一阵，挤上1路公交车到了西单图书大厦这个中国最大的书店。这里不愧是个免费看书、免费纳凉的好地方。暮色苍茫时，乘车到大望路，然后倒车前往红庙。

    几年前，李皓和杨星辰再也无法忍受清贫，从位于京郊的单位不辞而别，沦为京漂一族。不久，他们得意地告诉我他们上报啦——被单位开除了，报上发声明了。

    1997年初夏到北京见了两人。李皓在一家翻译公司，没底薪，翻译千把字，可以挣一个盒饭什么的。还去杨星辰的"国际贸易公司"看了看。这是他从外贸公司辞职后成立一月的新公司，就两个人。我探头探脑地进去，吓了一大跳。地下室一间十平米小房，既住人，还办公。阴暗潮湿，散发着霉味，二十四小时开着惨白的吊灯，活像一处法西斯秘密**场所。惟一有点公司痕迹的，是拥挤不堪的桌子上有一台电脑、一台传真机和一堆中英文文档，桌椅统统是旧货。我一坐下，把沙发坐哭啦。那是个下雨天，天花板不断渗出水滴在桌子上，杨星辰不得不在桌子和电脑上盖几张报纸，不停替换。他们的业务是将国内小工艺品贴上自己的注册商标销往国外。我开玩笑说："你们这哪是开公司，劳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