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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京有张床(2)
    她有些不悦地说:"作家当然跟作家比啦,总不能鸡跟鸭比吧。你不乐意?想这个头衔的多的是,光北京住地下室的准作家,就有十多万人。"

    "您说得有道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我赶紧挽回,又顾虑重重,"咱们这么冠冕堂皇的出版社,这样炒作合适吗?"

    伊莲严肃地说:"美女、美男,再加上猛男怎么就不严肃了呢?关键看是不是健康的美。你说人体画怎么区分Se情和艺术,不就在于是不是健康,是不是引起正面的积极的愉悦的美感吗?"

    看着"文学圣母"严肃的样子,我油然而生神圣的殉道感。我像一个即将送往前线充当炮灰的国民党军官对蒋委员长效忠:"感谢您的栽培,为文学献身,我深感荣幸!"

    "这还差不多。"伊莲满脸愉悦。我忐忑不安地说:"我有个惟一的要求。"

    "说啊。"

    "只卖艺,不卖身。"我脱口而出。伊莲爆笑:"当然,谁让你卖身了?就算你想卖,谁买啊?一天还得三顿饭。"

    我一路狂奔地回到"家",按伊莲说的办法认认真真地改了几天,实在支持不下去了。按她的要求,即使我每天工作十五小时,至少一年半载才能改完。

    地下室房客构成复杂,但有两个共同点:外地人,没钱。邻居是一对职业贩卖假证件的夫妇。城市里铺天盖地的牛皮癣广告就是这帮人的杰作。每天,男人从回馈中获得交易机会,谈妥后冒着被抓的风险去接头,女人则以孩子为掩护就近兜售。混熟了偶尔串门,他们毫不掩饰其生意,拿出五彩缤纷的证件让我们看。我做梦也没想到,这个神奇的国度居然有几百种证件。我随手拿起几本:"父母光荣证"、"节育证(上环证)"、"火化证"和"党员证",几可乱真。女人很殷勤地拿起一个"士兵证"和"残疾人证"向我们推销:"这俩证很管用,坐公汽、去公园一律不要钱。"

    男人拿起"警官证",一脸诡秘:"有了这东西,小姐随便玩,白玩。"

    "不错不错。"我指着顺子问老板,"有处男证吗?他需要一个。"

    顺子落荒而逃。

    地下二层入口写着B2,让你感受到双重压力,听起来却牛逼烘烘,活像一处战略要地或美军战略轰炸机。此刻,B215室里,三流歌星的声音从梁顺子的破电脑连接的破扬声器里传出来,在这个防空洞里异常低沉而有穿透力。光着上身、穿着短裤拖鞋的我一摊稀泥似的躺在单薄的小铁床上,一阵头昏眼花之后,头顶那盏惨白而咝咝作响的日光灯渐渐清晰起来。蛾子和蚊子在头顶盘旋。几场大雨后,室内骤然潮湿起来。一些水滴在墙上凝结,房顶的水滴开始下坠。地板上开始打滑,穿着拖鞋常常差点跌倒。我用墩布不停地吸水,最多管两个小时地板又冒水了,我就必须到厕所拧干墩布再擦。渗透最厉害的是房门口,必须放置木块或砖头才能防滑。床上湿漉漉的,湿气通过皮肤渗进肌肉,引发阵阵刺骨的凉意,让人担心患上风湿性关节炎甚至心脏病。我们找来报纸覆盖在床单上阻隔和吸收湿气,报纸上的铅字和图片很快油污一片。一有太阳,立即将床上用品拿到地面小树间拉起的铁丝上晾晒,稍微去迟了就没位置了。

    每晚睡觉之前的必修课是消灭蚊子。几场大雨后,蚊子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越来越有进攻性,不胜其扰。我们都没蚊帐,都厌恶蚊香味道,试了几次蚊香也无济于事,干脆奉行坚壁清野就地歼灭的政策。我们的战术是关闭房门,靠双手和旧杂志空袭蚊子。对一些停歇在屋顶或高墙上的蚊子,我们练就了空袭的绝活。一般是找一本旧书或杂志——一定要有分量,要结实,然后从垂直于蚊子的方向突然向其猛地掷出,一般成功率可以达到一半。据我们统计,平均每个晚上可以消灭上百只蚊子。其中入睡前能够消灭百分之八十多,其余躲藏起来的近百分之二十必须等黑灯后一段时间,突然开灯来个"闪击战"。通常,这样的"闪击战"要进行三到五次,才能基本肃清敌情,然后清洗沾满蚊子鲜血、生疼的双手,愧然入睡。一个月下来,这间屋子的墙体上便蚊尸遍野,血迹斑斑了。谢天谢地,在这个坚固的地下室里,因为缺乏食物,没老鼠出没,蟑螂也偶尔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