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七回瓦窑堡调整政策陕甘宁发展壮大（上）

    1935年，中国的时局剧烈变动，民族矛盾急剧上升。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企图独占中国的步伐，把侵略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华北。国民政府在拼命追剿红军的同时，对日本帝国主义却采取了露骨的谄媚政策，先后签订了臭名昭著的《塘沽协议》、《秦土协议》、《何梅协议》，使国民政府在河北和察哈尔两省的主权大部丧失，在华北五省的军事力量大大削弱，华北成为日军可以任意出入的“真空地带”。更有甚者，国民政府正式颁布《敦睦邦交令》，规定“对于友邦，务敦睦宜，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动，尤不得以此为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如有违背，定予严惩”；严令禁止和取缔抗日民主运动。

    国民政府的媚日外交，换来的却是日本更加露骨的侵略和扩张。日本侵略者得寸进尺，积极策划了所谓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企图将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和北平、天津、青岛三个城市变成日本的直接控制区，使其完全脱离中国政府管辖。9月24日，日军侵华司令官多田骏发表声明，公开宣称要把“国民党和蒋政权从华北排除出去”，实现“华北经济圈独立”以及“与大日本帝国的军事合作”。从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提出了实现“华北自治”的狂妄要求。十月，日军总参谋长土肥原窜到华北，加紧实施华北“分离”、“自治”计划，唆使汉奸、流氓在冀东香河县举行暴动，占领县城，成立“临时维持会”。十一月，又策动汉奸殷汝耕在河北通县拼凑“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随后改称“防共自治政府”，宣布“脱离中央”，实行“独立自治”。此即日本在华北扶持的第一个傀儡政权，致使冀东二十二个县沦于日本之手。对此，国民政府忍气吞声、装聋作哑，予以默认。

    日本加紧对中国的侵略，直接威胁到英美的在华利益。面对日本的挑战，英美的态度由原来的袒护、纵容变为公开的谴责和反对。美国政府积极勾引蒋介石，与国民政府签订了《中美白银协议》，帮助国民政府进行币制改革。国民政府发行纸币，回收银元，用以兑换美元。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乘机大肆敛财，把亿万人民的血汗变成了他们的家庭盛宴。国民政府与英美的合作，遭到日本的强烈反对。日本与英美的矛盾日趋尖锐。

    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冲突，又促使国民党内部发生严重分化。以汪精卫、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和以宋美龄、孔祥熙为代表的亲英美派明争暗斗、矛盾重重。蒋介石处在两派夹击之中，左右为难；他既不敢与日本公开破裂，又害怕得罪英美势力。随着华北五省的税收落入日本人之手，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急剧减少。宋子文、孔祥熙等人乘机发难，策动特务组织打击亲日派的行动。汪精卫遇刺负伤，被迫辞去行政院长职务。随即，国民党召开五全大会，蒋介石作对外关系报告，宣称：“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同时表示如果到了最后关头，“即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大会通过的宣言亦表示：“如国家已至非牺牲不可之时，自必决然牺牲，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会后，蒋介石接替汪精卫的行政院长职务，直接操纵中日谈判，开始采取拖延政策。行政院各部长亦全部换成蒋的亲信。亲日派在国民政府中的势力严重削弱。

    同时，日本的侵略、扩张，严重打击和摧残了中国的民族工商业。由于东北的沦陷，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国内市场已经大大缩小。华北自治导致华北市场被日本所控制，不仅使北平、天津一带的国货濒临绝境，而且影响到华东、华中、华南等地的民族资本企业。市场萎缩、经济衰败，逼着民族资产阶级转变其态度，抗日民主要求日益增长。他们公开谴责日本对华北的侵略，不满国民党政府的消极抗日政策，反对镇压爱国民主运动。《大公报》发表社论，指责国民党政府：“空言维持和平，实则对日屈服，致使国事危弱。”《自由周刊》发表文章，指责国民党在“中国造成了‘爱国有罪’的局面”；发出了“万般有罪，爱国无罪”的呼声，表示愿意与舆论界一致奋起，“赶快督促政府以全力对外”。

    从国际方面看，整个世界的政治风云亦剧烈动荡。1935年7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季米特洛夫作了《法西斯的进攻和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报告。大会提出：为战胜法西斯，必须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即在各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动员各阶层人民结成广泛的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统一战线。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王明、吴玉章、林育英等参加了大会，并在大会期间，经过集体讨论，于8月1日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经共产国际执委会审阅批准，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正式发表。宣言分析了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华北事变后的国内政治形势，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野心，指出中华民族正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亡，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宣言进而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呼吁全国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都应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捐弃前嫌，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宣言传入国内后，在各阶层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和知识界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十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中共中央立即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即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大声疾呼：“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凡我炎黄子孙均应捐弃前嫌，共赴国难。”随后，毛泽东、朱德分别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联名发表《抗日救国宣言》，进一步号召全国人民拥护和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反蒋斗争，重申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愿意与一切抗日反蒋的政治派别、武装军队、社会团体和个人订立抗日作战协议，并愿意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

    毛泽东审时度势，冷静分析，认为随着民族矛盾的激化，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也已出现分化，一部分人有可能与共产党再次合作。他清楚地看到：集结在陕甘苏区周围的国民党军队虽然很多，但一半以上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其中，杨虎城的西北军约二十个团，但杨虎城有着抗日要求和一定的进步思想，过去曾与共产党进行过友好合作。张学良指挥的东北军约六十个团，但他们在东北沦陷后背井离乡，流亡关内，不愿再打内战，而是有着收复国土，积极抗日的强烈要求。张学良同日本侵略者有着家仇国恨，势不两立，长期背负着“不抵抗将军”的骂名，厌恶内战，渴望着打回东北，复仇雪耻。凡此种种，都是可以联合抗日反蒋的有利因素。因此，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把开展统一战线的重点放在东北军和西北军上，从优待俘虏入手，对直罗镇战役中被俘的官兵进行教育，大力宣传“枪口一致对外，自己人不打自己人”，随后将其全部释放；并写信给他们的师长、军长以至张学良本人，积极开展对国民党上层军官的统一战线工作。

    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北方党组织的推动下，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爱国反日运动。各大中学校学生数千人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学生们高呼“反对华北自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游行队伍遭到国民党军警的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面对大刀、水龙、警棍，毫不畏惧，英勇斗争；在激烈地搏斗中，三十多人被捕，一百多人受伤。翌日，全市各校实行总罢课，准备掀起更大规模的斗争。运动迅速席卷全国各大中城市，学生们不畏强bao，组成无数的小分队，下乡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博得社会各界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赢得了极为广泛的社会基础。

    此时，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林育英，化名张浩，从苏联回国，秘密来到陕北，带来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最新指示，恢复了中国共产党自遵义会议后中断了的与共产国际的联系。

    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张浩、李维汉、郭洪涛等十余人。张闻天主持会议，张浩传达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会议的指示精神，肯定了中央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高度赞扬了毛泽东对红军的正确领导。会议着重讨论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路线，也正式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核心地位。

    会上，毛泽东作了军事战略方针的报告和结论。他分析当前形势的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独占中国，中央红军长征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他全面总结了九年来国内战争的经验，归纳了十四条作战指挥的基本原则。他提出：“1936年的军事部署是：正确估计敌我力量，准备对日直接作战，扩大红军，发展游击队，积极做好统一战线工作。”“陕北土地贫瘠，粮食匮乏；人口稀少，兵源有限。我们必须向外发展，准备六个月后，打到山西去。”“全党都要学习军事，一切服从战争。”张闻天、周恩来等人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并做了必要的补充。张浩表态道：“毛泽东同志将九年来国内战争经验总结出来，是很有价值的。”

    会议开到第三天，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党在当前的总任务是，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进攻中国。党的战略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猛烈的扩大红军。作战指挥的基本原则是，战略防御时，要执行积极防御，执行后发制人；战略进攻时，既要反对机会主义的估计不足，努力为扩大战果而奋斗，又要反对冒险主义，要适可而止，波浪式的发展。主攻方向放在东面的山西和北面的绥远，先渡过黄河东征山西，再视情况北进。”在讨论政治问题时，会议产生了激烈争论。毛泽东发言认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中华民族面临危亡关头，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不仅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要求抗日，民族资产阶级也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性，我们应当联合他们抗日。”博古紧接着发言，引经据典地论证“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反对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抗日，认为这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再次激辩道：“半殖民地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它具有两面性，在亡国灭种关头有参加抗日的可能，甚至连大资产阶级营垒也有分化的可能。”他越说越激动：“马列主义不是教条，必须灵活运用。我是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立场来分析中国问题，提出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抗日的。难道这样做就是违背马列主义？”博古哑口无言。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我们必须从关门主义中解放出来，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张浩发言指出：“毛泽东同志的主张是完全符合国产国际会议精神的，我表示坚决支持。”张闻天、周恩来等纷纷发言，支持毛泽东的主张。经过认真讨论，会议统一了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