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八回反内战西安事变促抗日再谋合作（上）

    话说华北事变后，日寇步步紧逼，直接威胁到南京政府的利益，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蒋介石虽然洞穿了日本的狼子野心，但却依然抱定“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继续进行剿共，镇压抗日救亡运动。国民政府的倒行逆施必然引起广大人民的强烈不满，也遭到国民党内部抗日爱国将领的反对，终于导致了一连串的重大事变。

    1936年6月，“两广事变”突然爆发。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联合行动，要求南京政府对日宣战，并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帜，将粤军、桂军改称“抗日救国军”，出兵湖南。蒋介石闻讯大恐，一面调集部队进入湖南堵截，一面用重金、官职收买，予以分化。粤军空军司令黄光锐被收买，率领七十余架飞机飞往南京，公开叛陈投蒋；接着，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临阵倒戈，通电拥护南京政府，粤军另一主将李汉魂也宣布“挂印封金”，不问政事。陈济棠眼见部下分崩离析，不战自败，被迫宣布辞职，退隐香港。蒋介石趁机兵分三路，逼近广西。此时，国民党内冯玉祥、程潜等人极力调停，李宗仁、白崇禧又与蒋介石握手言和。两广事变历时三月，最终得以和平解决。

    两广事变虽然以和平方式解决，但却逼着蒋介石重新审视其内外政策。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作了《外交的限度和组织国防会议之意义》的报告，其对日态度开始发生转变。会议通过的宣言称：“对内唯有以最大之容忍与苦心，谋求全体国民之团结。对外绝不容忍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事实，亦绝不签订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协定。”会后，国民政府代表张群与日本新任驻华大使川樾恢复谈判，国民党方面的态度逐渐强硬，多次会谈均无果而终，中日交涉陷于停顿。

    与此同时，在瓦窑堡的一间窑洞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逼蒋抗日”的问题。毛泽东微言大义，幽默地比喻道：“陕北毛驴很多，赶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抗日的，我们就用对付毛驴一样的办法，拉他，推他，再不走就打。”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并作为宣言公开发表。宣言详细叙述了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主张，严肃地批评了国民党、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及其造成大片国土沦丧的严重后果。同时，也肯定了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有了若干进步”，但仍不能满足全国人民强烈抗日的要求。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再一次向国民党大声疾呼：“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保卫及恢复中国的领土主权，拯救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宣言明确提出了“国共重新合作”的建议，并表示愿与国民党的全权代表开始谈判。

    为了表示共产党人的诚意，推动统一战线的早日建立，毛泽东又草拟了《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议草案》，并予以公开发表。草案提出：为实行对日武装抗战，实现抗日救国联合战线，建立民主共和国，从本协议签字之日起，双方立即停止军事敌对行动。国民党方面承认：停止进攻红军与进犯苏区，规定红军屯驻地区，改革现行政治制度，允许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释放政治犯。共产党方面承认：红军不向国民党区域攻击，停止推翻国民党政权的言论与行动；抗日作战时，在不变更共产党领导红军的条件下，全国军队包括红军在内实行统一指挥与统一编制。

    自从中央政治局确定了与南京政府开展谈判的方针后，毛泽东在派遣潘汉年赴南京进行谈判时，直接致函南京政府军政要员宋子文、邵力子、孙科、陈立夫等，力陈抗日救国大义，主张“停战议和，一致抗日”。他多次写信给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等爱国人士，对他们的爱国行动表示钦佩。他还努力同地方实力派取得联系，分别写信给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傅作义、宋哲元以及冯玉祥、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等，争取他们对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理解和支持。同时，毛泽东派自己的秘书张文彬到西安同杨虎城谈判，达成了互不侵犯、双方在防区内取消敌对行动、取消经济封锁、建立军事联络等协议。随后，又指派叶剑英到西安张学良部，作为中共中央的常驻代表，进一步开展对东北军、西北军的统一战线工作。于是，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位一体，合作抗日”的格局基本形成。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蓬勃开展。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如同雨后春笋，纷纷破土而出。其中，以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等人组织的全国各界救国会尤为突出。救国会的领袖们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高举抗日救国大旗，四处奔波，大声呼号，广泛宣传“坚持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动员全国各界联合起来，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主张，努力推动各党各派的联合行动。

    鉴于救国会领袖们在学术界的崇高威望，蒋介石亲自出马，假惺惺地召见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到南京面谈；一面拉拢利诱，一面威逼胁迫，妄图把救国会变成国民党的御用工具。面对国民党的威胁利诱，救国会领袖们个个铁骨铮铮，人人无畏无惧，满腔爱国热忱，一再严正声明：“忠于救国会之宣言，宁可坐牢也绝不卖国。”“不参加救亡运动则已，既参加救亡运动，就早已将个人之生死置之度外。”蒋介石恼羞成怒，暗中指使上海警察局予以秘密逮捕。

    1936年11月21日深夜，上海警察局派出八个特务小组，秘密抓捕了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除陶行知因出国参加学术会议而幸免于难外，七位爱国领袖被诬以“爱国未遂罪”而逮捕入狱。此即轰动全国的“七君子事件”，亦即国民党当局制造的“爱国有罪”、“救国有罪”的千古奇冤。

    七君子被捕后，上海地方法院经过三天审理，宣布七君子的罪状是：“托名救国，肆意造谣，其用意无非欲削弱人民对政府之信仰，且勾结**，妄倡人民阵线，煽动阶级斗争，更主张推翻国民政府。”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后人有诗议之曰：

    抗日烽火遍地燃，满腔热忱救国难。铁骨铮铮七君子，爱国有罪蒙奇冤。

    本来，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秘密逮捕七君子，然后将其送往南京，秘密关押。他心里非常明白，要想公开逮捕、杀害七君子，摧毁救国会，是完全不得人心的，必将激起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正义之士的坚决反对。

    七君子被捕后，救国会一面竭力营救，一面针锋相对地展开斗争。宋庆龄主持召开救国会会议，揭露国民党当局的卑鄙手段；决定向法院提出要求，力争公开审理，并聘请最优秀的律师出庭辩护。同日，救国会发表了《为七领袖无辜被捕告当局和全国国人书》，驳斥国民党反动当局的阴谋诬陷，动员全国人民积极营救；同时，严正表明救国会的决心：“既然以身许国，抗日救国之立场决不改变。”

    消息传开，举国鼎沸。各界爱国人士纷纷发表通电、宣言，痛斥国民政府的暴行，声援爱国七君子的正义行动。共产党主办的《红色时报》亦发表社论，声援七君子，愤怒谴责国民党当局的暴行使：“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

    数日后，宋庆龄再次向报界发表抗议声明：“余为救国会执行委员之一，特抗议当局对七领袖之违法逮捕，坚决反对以‘莫须有’的罪名横加于诸领袖。”“七领袖虽遭逮捕，但全国四万万人民之爱国义愤是压制不了的。”与此同时，冯玉祥、于右任等也在南京发起了征集十万人签名的抗议活动，以表示“民意之所归，而敦促南京最高当局尽快觉悟”。

    国民党当局眼看民情汹汹、舆论沸腾，便无可奈何的公开了案件。但却依然捏造各种罪名，混淆视听，为继续关押七君子制造借口。结果是适得其反，使全国人民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当局对外屈辱退让、对内残暴专横的真面目。

    此时，刚愎自用的蒋介石，对人民的爱国要求置若罔闻，依然顽固的坚持其既定政策，一面指示陈立夫与中共代表潘汉年会谈，一面加紧调集军队围攻红军，企图给红军以重大打击后，在谈判桌上再讲条件，达到其“彻底解决中共问题”之目的。他授意陈立夫提出四项谈判条件：“一、尊奉三民主义；二、服从蒋委员长指挥；三、取消红军，改编为国军；四、取消苏维埃，改为地方政府。”显然，这不是两党合作抗日的条件，而是继续站在剿共的立场上，威逼中共和红军缴械投诚。由于双方分歧太大，国共两党的谈判根本就无法进行。

    面对蒋介石的冥顽不化，中国共产党再次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望其能幡然悔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2月1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十八位红军高级将领联名致信蒋介石，批评其调集胡宗南等部进攻红军和苏区；希望他当机立断，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其信略曰：

    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曰：亡中国者非他人，蒋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视先生为能及时改过、救国救民之豪杰。语曰：过则勿惮改；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寇深祸亟，言重心危；立马陈词，伫候明教。

    然而，对毛泽东等人的忠告，蒋介石却认为是软弱可欺，又变本加厉地调集三十万大军，准备再次围剿红军。12月4日，蒋介石带着大批军政要员飞抵西安，给张学良、杨虎城施加压力。他把驻跸行辕设在临潼华清池之行宫内，紧急召见张学良、杨虎城。蒋介石满脸杀气，蛮横要挟，向张、杨提出最后通牒式的两个方案：一、服从剿共命令，将东北军、西北军全部开到陕甘前线作战；二、如不愿剿共，就将东北军调往福建，西北军调往安徽，让出陕甘，由中央军剿共。张、杨无法接受这两个方案，涕泪交流，苦苦劝谏，又遭到蒋介石的严厉训斥。

    回到西安，张学良与杨虎城连夜磋商，谋求对策。张学良道：“蒋委员长把我们逼上了绝路。若服从他的命令，与红军开战是自相残杀，不可取。不服从他的命令就会被肢解，无法实现抗日计划。”杨虎城道：“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必须另想办法。”张学良道：“办法是有的。我们分两步走，第一步苦谏，尽量说服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如果苦谏无效，就走第二步——兵谏，设法活捉，逼他抗日。”杨虎城道：“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

    7日，张学良再赴临潼华清池行宫，向蒋介石进谏道：“东北军弟兄厌倦内战，强烈要求打回东北，收复国土。”蒋介石大怒道：“剿共政策，至死不变。东北军不愿剿共，就立即调往福建。”张学良道：“共产党和红军是剿不完的。”蒋介石道：“为何？”张学良道：“他们有人民支持，我们没有。”蒋介石道：“**从江西流窜到陕北，已是强弩之末，山穷水尽。只需最后一战，即可全部消灭。”张学良道：“国难当头，却同室操戈；互相残杀，于心何忍？”蒋介石勃然大怒道：“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会改变。”张学良苦谏无效，含泪离开。

    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下，西安各高校学生举行游行示威，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国民党军统特务横加阻拦，开枪打伤数名学生；激起了游行学生的强烈义愤，决定到临潼直接向蒋介石请愿示威。蒋介石接到密报后，立即打电话给张学良，命令道：“学生不好好读书，专门捣乱，要用强硬手段予以制止，必要时可以开枪。”张学良道：“学生请愿的动机是纯洁的，处理办法只能是和平劝导，岂能用武力镇压。”蒋介石道：“对付这些捣乱的学生，除了用机关枪打以外，是没有办法的。”张学良大怒，对着话筒吼道：“机关枪是用来打日本人的，不是打学生的。”

    张学良扔下电话，急忙驱车赶上游行队伍，极力劝说学生们：“不要去临潼，蒋委员长已经在华清池布置了机关枪。你们去了，会造成无辜的流血牺牲。”学生们怒吼道：“我们不怕死。”并不断高呼口号：“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张学良被学生的爱国热情所感动，站到汽车顶上，向学生们慷慨陈词：“同学们，你们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很好。但你们不要去临潼，你们去了，一则不能解决问题，二则有危险。请大家相信我，我和大家的心是一致的。一周以后，我一定用实际行动答复你们。我说的话一定算数，我可以拿我的头作保证。请你们相信我的话，还是回去。”在他的诚恳劝说下，学生们掉头返回西安，避免了一次大规模的流血事件。

    是夜，张学良与杨虎城商议，决定立即发动兵谏。他召集师长刘多荃、团长白凤翔、卫队营长孙铭九，布置捉蒋方案。白凤翔道：“我只见过蒋委员长的照片，没见过本人。到时候于乱军之中，恐怕出错。”张学良当机立断：“那就暂缓执行。明天，我带你们去当面认识蒋委员长。”张学良说到做到，第二天即带着刘多荃、白凤翔去临潼认识蒋介石，并乘机查看了地形。

    11日夜，蒋介石邀请张学良、杨虎城和蒋鼎文、陈诚、朱绍良等晚宴。席间，蒋介石宣布了剿共方案：任命蒋鼎文为西北剿共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陕甘绥宁边区总指挥，由军政部长陈诚驻前方督战；命令中央军接替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剿共任务；自明日起，东北军、西北军分别调往福建和安徽。

    宴罢归来，张学良、杨虎城感到万分危急，立即召见东北军和西北军高级将领，宣布了蒋介石关于调防的部署，激起了众将领的满腔怒火。张学良随即下达了“绝地求生，实行兵谏”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