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八回反内战西安事变促抗日再谋合作（下）

    12月12日晨四时，由师长刘多荃指挥，白凤翔、刘桂五、孙铭九带领两个团的兵力，乘车直驱华清池，经过短暂的激战，击溃了蒋介石的卫队，冲进华清池行宫内搜捕。

    枪声大起时，蒋介石从床上惊醒，匆忙爬起身来，从五间厅卧室窗户跳出，不慎摔伤后背。随从、侍卫蒋孝镇等急忙赶来，搀扶着蒋介石从后院越墙而出；慌乱之中，又不慎失足，跌入深沟，扭伤脚踝，丢掉了右脚上的皮鞋。在侍卫的扶掖下，蒋介石一瘸一拐地向骊山逃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爬到半山腰，躲入一岩穴之中。天明后被搜山士兵发现，只见蒋介石光头跣足，仅穿着一身单薄的睡衣，在凛冽的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孙铭九见状，脱下身上的大衣，给蒋介石披上；随即命令士兵把蒋介石背下山坡，拥上汽车，一路护送到西安绥靖公署内，派兵看管起来。

    与此同时，杨虎城指挥西北军紧急出动，扣押了在西安城内下榻的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蒋百里等国民党军政要员。同时，封锁机场，扣留飞机，实施全城戒严。此即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何以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西安事变惊破天，绝地求生闹兵谏。丹心救国促抗日，顺应民意反内战。

    当天下午，张学良、杨虎城通电全国，称：“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重斥；因不忍坐视危亡，乃对介公实行兵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并提出西北军民《八项救国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政治自由；七、切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以上八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一致之救国主张，望诸公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以往误国之愆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利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

    消息公布，即成爆炸性新闻；各党各派各团体、军政要人外交官，无不惊得目瞪口呆，继而做出各种不同的快速反应；各大城市的电话、电报、广播电台，全成了传播热线。

    是夜，南京城中的总统府内，冠盖云集、灯火通明。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和中央政治会议联席召开，首先决定虢夺张学良一切职务，交军事委员会严办。随即展开了激烈地争吵，亲日派何应钦、戴季陶等极力主张讨伐西安；宋子文、孙科、王宠惠等则主张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会议吵到凌晨，始终无法统一，遂决定剿、抚并用，一面以何应钦为讨伐军总司令，准备武力解决；一面以于右任为陕甘宣抚大使，谋求和平解决。

    同夜，在上海，宋美龄紧急约见张学良的好友、澳大利亚记者端纳，恳请端纳飞赴西安谈判，力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宋美龄、端纳联名致电张学良，告知拟飞西安之意图。接着，宋美龄、端纳、孔祥熙等连夜飞往南京，制止何应钦的军事行动，把南京政府的联席会议搅得鸡犬不宁。

    次日，张学良、杨虎城将兵谏行动及通电内容转达中共中央，邀请中共立即派遣代表赴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接着，张、杨同时看望蒋介石，态度虔诚，执礼甚恭。蒋介石却肝火旺盛，怒气冲天。张学良数度派人送来食品和御寒衣物，蒋介石则以绝食相威胁。张学良诚恳解释：“兵谏行动乃人民公意，旨在促请委员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学良等保证委员长之人身安全，并无其它恶意。”蒋介石怒气冲冲、反复嚷嚷：“你若还承认我是委员长，就应该遵从命令，送我回南京。”“我不是你的委员长，你立即枪毙我。”“立即送我回南京，送我回南京。”张学良苦苦解释，蒋介石拒而不听。杨虎城实在看不下去，旁敲侧击地道：“我们已经通知了陕北的共产党中央，是否送你回南京，还得听听共产党的意见。”蒋介石闻言大恐，道：“你们……，你们……，你们要干什么？”说着，像泄了气的皮球，一屁股瘫坐在床上，颤栗不已。他心里非常明白，十年内战，他杀了无数的共产党人；如此血海深仇，焉能不报？自己一旦落到共产党人的手中，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应对之策。毛泽东首先发言：“西安事变是一次反对内战、逼蒋抗日的行动，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我们应该支持。”张国焘表示：“西安事变的意义，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内战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我们要讨论的是怎样实现这一目标。”张闻天不同意张国焘的意见，认为：“我们不能采取与南京对立的方针，要尽量争取南京政府，与我们一同抗日。”毛泽东强调道：“我们不能把反蒋与抗日对立起来，要防止发生新的内战，西安事变应该争取和平解决，避免新的流血冲突。”周恩来道：“十年内战，蒋介石与我们结下了血海深仇。但是，国难当头之际，我们应该以民族大义为重，暂不计较两党之间的恩怨。西安事变若能和平解决，蒋介石有可能走上抗日的道路。”博古发言道：“我赞同泽东、闻天、恩来同志的意见。西安事变不是解决蒋介石的个人问题，而是要推动全民族抗战。我们要努力争取，逼蒋抗日。”会议经过热烈讨论，决定派周恩来等亲赴西安，协助张、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由此可见，共产党人目光远大，胸怀宽广，能够在错综复杂的变局中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做出正确的决策。

    16日，西安各界群众数万人在革命公园举行大会；会场内外彩旗飘扬，欢声雷动；主席台两侧悬挂一副对联：“枪声炮声厮杀声惊天动地”；“家仇国仇民族仇刻骨铭心”。中午十时，张学良、杨虎城驱车来到会场，受到了与会群众极其热烈的欢迎。张学良、杨虎城登上主席台，分别作了兵谏意义的演讲，恳切说明西安事变被迫发生的原因。接着，张学良慷慨陈词：“我们的这次举动，是完全出于救国救亡的热诚，绝不是针对蒋委员长个人。我们的愿望是在抗日的旗帜下，全国同胞一致团结，共同抵抗外侮。”“同胞们，我们是抗日，不是内战。我们就是只剩下一兵一卒，也要战死在抗日的疆场上。”“只要我们中华民族能够争得生存，为功为罪，听凭国人处置，绝不计较个人得失。”张、杨的演讲及其救国主张，代表了西安军民的心声，也表达了全国亿万民众“停止内战、团结救国”的愿望。张、杨的言行光明磊落、肝胆照人，赢得了与会群众雷鸣般地掌声和热烈拥护。

    同日，南京国民党中央再次召开政治会议，通过了《关于讨伐张学良之决议》，颁发了《讨伐令》，委任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迅速指挥国军，扫荡叛逆，以靖凶氛，而维持国本”。会后，何应钦通电就职，电令各地军政长官，坚持其“武力讨伐，血洗西安”的主张。他命令刘峙、顾祝同两大集团军立即出动，从东、西两面向西安压迫；命令空军随即开展轰炸西安邻近城市，并逐步向西安延伸。次日，国民党东路军先头部队开进潼关，威逼渭南。空军一部在渭南、华阴、华县一带狂轰滥炸；一部飞临西安上空侦察威胁，散发传单，扬言要“炸平西安”。一时间，西北地区乌云密布，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

    张学良、杨虎城一面与红军沟通，部署军队积极预防；一面允许扣押的蒋鼎文先返回洛阳，请国军方面暂停军事行动，避免冲突升级。风云变幻，扑朔迷离；张、杨处在风口浪尖之上，唯有废寝忘食，全力应对。正忙得焦头烂额之时，忽接宋美龄来电，告知将于近日飞赴西安，谋求和平解决事件。张学良亲自赶到蒋介石住处，递上电报；并称：“原定四至七天内可送委员长回南京，但中央空军突然轰炸渭南、华县，群情愤激，故送先生回南京之事，已无法实行。”接着，张学良又邀蒋百里进见蒋介石，婉言求告，请蒋介石制止空军轰炸西安。蒋介石在明确了张、杨并无恶意后，派蒋鼎文持亲笔信飞往南京，将停战令交给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等。宋美龄立即公布了蒋介石的停战令，在南京城内掀起了“和平营救委员长”的行动。

    是日午后，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博古飞抵西安，立即与张学良、杨虎城举行会谈。中共代表团认为：“西安事变有两种发展前途：一是导致大规模内战爆发，帮助日寇灭亡中国；二是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周恩来强调：“我党坚决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之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双方一致认为：西安事变是为了抗日救国而发生的，是顺应民意的行为，必须以此为契机，推动全民族团结，共赴国难。因而决定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为：只要蒋介石纳谏抗日，即可予以释放，并拥护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

    20日，宋子文、端纳飞抵西安，晋见蒋介石后，立即与张学良、杨虎城以及中共代表周恩来长谈，初步议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案。次日，宋子文返回南京，又偕宋美龄、戴笠、蒋鼎文等一同飞抵西安，表示愿意在张、杨通电的“八项主张”基础上进行谈判。张学良坦率地告诉宋氏兄妹：“只要蒋委员长答应八项主张，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将一致同意释放他。”周恩来明确告知宋美龄：“中共并未参与此事，对事变主张和平解决，希望蒋夫人劝说委员长改变政策。”随后，张学良陪同宋氏兄妹会见蒋介石。蒋介石乍见其妻，感动悲咽，泪流满面地道：“你怎么来了，如入虎穴矣。”宋美龄道：“丈夫蒙难，妻子焉能坐视不理。为今日计，宁可抗日，无论胜利还是失败，你都将是民族英雄；总比因拒绝抗日而死在叛军手里要强。”宋子文道：“南京方面最近几天特别热闹，有人主张炸平西安，想置你于死地，然后取而代之。另据可靠消息，汪精卫也在谋求回国，其心叵测。此外，日本外相发表声明，支持南京的某些人讨伐西安，企图挑起大规模的内战。英美方面的朋友则主张遏制日本的扩张，希望和平解决事变。”蒋介石听罢，默然无语。他深知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尔虞我诈，什么手段都能用得出来。审时度势，蒋介石的思想迅速发生裂变，当即表示同意谈判，但又提出他不出面，由宋氏兄妹代表；谈判所商定之条款，均由他以“领袖人格”担保，不做任何书面签字。为了早日解决问题，各方代表紧急磋商，同意了蒋介石“不签字”的要求。

    23日，和平谈判正式开始。宋氏兄妹代表南京当局和蒋介石，张学良、杨虎城代表西北军政当局，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谈判进行的非常顺利，经过两天的反复协商，蒋介石接受了六项协议，即：“双方停战，中央军撤兵至潼关以东；改组南京政府，肃清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召开各党派参加的救国会议，商定抗日救亡大计；与同情抗日的西方国家合作；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蒋接受以上协议后，赞助蒋介石统一中国，领导抗日。”谈判结束后，蒋介石派遣蒋鼎文携“撤兵手谕”赴潼关、华县，命令东路讨逆军后撤一千公里，避免冲突。至此，西安事变以和平方式圆满解决。

    25日，杨虎城宴请各方谈判代表，庆贺和谈成功。张学良如释重负，举杯劝酒：“今天，我们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蒋介石瞪着张学良道：“我和你是话不投机半句多。”蒋介石脸色阴沉，拒不喝酒，闹得张学良极不自然。周恩来道：“举杯应念聚有缘，携手合作为抗战。”杨虎城道：“对对，还是周先生说得好。有缘相聚，合作抗战。”蒋介石道：“今天只吃饭，不谈政治。”杨虎城连忙掩饰道：“也好，也好。吃饭，吃饭。”周恩来道：“蒋先生，酒席之上，气氛不可太严肃。”杨虎城为了缓和气氛，无话找话，道：“我来谈酒。”边说边拿起桌上的酒瓶，介绍道：“我是陕西人，今天特意准备的是西凤酒，此酒起源于尧舜时代。据说，后稷教民稼穑，路过西岐山下，见有凤来仪，饮于柳林，其鸣清兮。遂将此地命名为凤翔，招集族人筑城而居，并在柳林建坊造酒，是为西凤酒。请诸公品之。”言讫，举杯热情相邀。蒋介石勉强一笑，道：“我不喝酒，你和周先生喝吧。”宾主举杯，相视对饮后，周恩来道：“历史悠久，果然好酒。”边说边回头，向叶剑英叮嘱道：“剑英，回陕北时带上两瓶，给毛主席。让主席也尝尝。”蒋介石举着筷子，问道：“陕北没酒吗？”周恩来道：“蒋先生下令封锁陕北。陕北物资匮乏，何来如此美酒？”蒋介石尴尬地道：“这个，这个，战争年代嘛，物资匮乏，在所难免。”叶剑英道：“毛主席不大喝酒，不如给主席带些香烟。”周恩来道：“好哇。酒要带，再带一箱好烟。我们来一趟西安不容易，烟、酒都带些，慰劳我们的毛主席。”蒋介石感慨道：“毛泽东深得部下爱戴，时刻有人挂念。我就没这份福气。我的部下都想着怎么算计我。”周恩来笑道:“蒋先生此言差矣。你的部下对你也是很忠诚的。只因为你烟酒不沾，他们没机会表达嘛。”蒋介石笑道：“周先生真会说笑。”周恩来一语双关：“本来嘛，你不喝酒，不抽烟；部下当然不想这些小事了。”言讫，哈哈大笑；宴会的气氛得以缓和。

    宴罢，张学良送蒋介石和宋氏兄妹返回寓所。蒋介石向张学良保证道：“今天以前发生内战，由你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由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张学良大为感动，连连称是。宋子文乘机向张学良提醒道：“西安城中险象环生，委员长的安全令人堪忧。”张学良是个讲究义气，但又缺乏政治经验的人，见宋子文心存疑虑，便不假思索，立即表态道：“我马上送委员长回南京。”说着，抄起电话，命令飞机场，为蒋介石和南京代表安排飞机行程。接着，张学良赶往杨虎城公馆，留下一纸手令，将东北军交给杨虎城指挥。杨虎城惊道：“你欲何往？”张学良道：“我要亲自送委员长回南京。”杨虎城道：“不可，你不能自蹈险境。”张学良道：“委员长这尊菩萨是我亲手扳倒的，我要再亲手把他扶起来。”杨虎城道：“那也必须同中共代表团商量，何时释放，怎样释放，岂能草率从事。”张学良道：“来不及了。夜长梦多，与其终日忐忑不安，不如立即送他走。”匆匆辞别后，张学良驱车赶往机场，陪同蒋介石登上飞机，离开西安。

    蒋介石回到南京，立即下令扣押了张学良，将其交给军事法庭审判。法庭以“暴行胁迫长官罪”，判处张学良有期徒刑十年。对此，蒋介石极为不满，明确指示道：“他关我一天，我关他一辈子。要严加管束，绝不姑息。”法庭钦遵“圣意”，将张学良改判为终身囚禁。不久，南京国民政府撤销了杨虎城的军政职务，迫使其出洋考察。杨虎城在国外流浪半年，欲回国参加抗战，途经香港时，被国民党军统特务逮捕入狱。这才是：一腔热血，推动抗日反成囚；千秋功罪，留待后人细评说。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