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九回七君子法庭争辩宋庆龄要求入狱（上）

    话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蒋介石下令撤销了对陕甘宁边区的围剿，原在延安驻守的东北军奉命向西安集中。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延安由红军接管，中共中央随即从保安迁到延安。

    延安是一座山城，它北通榆林古道，南接关中平原，东临滚滚黄河水，西依莽莽子午岭。城区位于宝塔山、清凉山、凤凰山三山鼎峙，延河、汾川河二水交汇之处，是陕北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既有“塞上咽喉”、“军事重镇”之称，又有“三秦锁钥”、“五路襟喉”之誉，自古即为兵家必争之地。自中共中央入驻之后，延安便成为中国革命的圣地而饮誉全球。

    中共中央进入延安后，立即将红军大学从保安迁到宝塔山下，并改名为“抗日军政大学”。由林彪任校长，毛泽东任教育委员会主任。学员全部来自部队，大多是红军团级以上将领。毛泽东为抗大制定的办学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并颁布校训，亲笔题词为：“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毛泽东宣称：“抗日军政大学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黄埔军校，要培养出一大批高素质的政治、军事干部，迎接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

    1937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新形势下的斗争策略。毛泽东对西安事变予以高度概括：“西安事变成为国民党转变之关键，它宣告了十年内战的结束，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局面的开始。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蒋介石虽然做出了重大承诺，但他回到南京后即扣押了张学良，态度又有所变化，时局的发展还会出现一些曲折。”张闻天发言道：“国民党即将召开五届三中全会，预计其会上的争吵将很激烈，亲日派和抗日派、反蒋派和拥蒋派之间必然会展开明争暗斗。我们应该因势利导，表明立场，公开支持国民党内的抗日派。”张闻天的提议得到了全体常委的一致赞同；会议经过三天的反复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电文中提出了著名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五项要求是：“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言论、集会、结社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生活。”电文明确表示，如果国民党能将此五项要求定为国策，则共产党愿做出如下四项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行动；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政府之指导；三、在特区内实现彻底的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电文最后呼吁：“我辈同为炎黄子孙，国难当前，惟有抛弃一切成见，亲密合作，共赴国难，争取民族解放之伟大前程。”

    一石激起千层浪，远见卓识得民心。中共中央的电文公开发表后，得到了全国民众的热烈响应，并推动了国民党内部抗日派反对亲日派的斗争。2月25日，在国民党召开的三中全会上，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十多人提出了恢复孙中山“连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提案。汪精卫提交了一个坚决剿共的政治议案。会议经过激烈争吵，接受了宋庆龄等的提案，否决了汪精卫的提案；抗日派的势力大为增长，亲日派的气焰严重受挫。

    会议期间，蒋介石苦闷彷徨，立场动摇。西安事变对他刺激太大，成了他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他既对共产党猜疑极深，又对共产党人的宽洪大量佩服有加。他既放不下国家元首的架子，不愿与“**”平起平坐，又不能自食其言，背弃在西安所作的承诺。在艰难的选择之中，他默许了抗日派的各项主张。会议通过的决议，虽然仍旧使用了**的语言，但所提的谈判条件与中共的条件基本一致。这表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接受了共产党倡导的“两党合作、共同抗日”的政策。会后，南京政府做出了一系列积极反应：停止对红军的进攻，取消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给红军拨发军费三十万元。

    为了促使国民党政策的进一步转变，中共中央特派周恩来、潘汉年、叶剑英等在庐山、杭州、西安等地与国民党代表谈判。谈判的焦点集中在红军的改编及其指挥，苏区的地位和行政长官人选，两党合作的形式及纲领，共产党公开活动的时间等问题上。由于蒋介石迷恋帝王驾驭之术，缺乏诚意，设置重重障碍，致使谈判进展极为艰难。蒋介石及其代表多次拒绝中共的合理要求，借两党合作之名，行“根绝赤祸”之实，企图收编红军，分割陕甘宁边区，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蒋介石甚至公开提出：“既然国共合作，红军就要被收编。朱、毛也可以离开军队出来做事，我看还是请毛先生、朱先生出洋考察为好。”周恩来针锋相对，坚决回击道：“你这不是要我们共产党群龙无首吗？假如我们共产党提出要你出洋，你能答应吗？”蒋介石道：“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军队，其它的政党、地方军队都必须取消。”周恩来笑道：“蒋先生，你这是封建皇帝的逻辑，不符合时代潮流。如今是中华民国，民主、共和是时代潮流，各党各派都应受到法律的保护。面对日寇的猖獗侵犯，守土抗战不能靠一支军队，不能搞**独裁。”双方分歧太大，谈判屡次搁浅。蒋介石退居幕后，遥控宋子文、顾祝同、贺衷寒等出面谈判，出尔反尔，争论不已。先后谈了数月，亦未能取得积极的成效。

    当周恩来在庐山谈判时，毛泽东在延安废寝忘食、奋笔疾书，先后写出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重要著作，分别从政治路线、军事路线、思想路线上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经验教训，剖析了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指导思想，及时地回答了党所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问题，并把这些现实问题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予以分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发展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从而奠定了党的思想理论基础。同时，毛泽东应红军大学邀请，亲执教鞭，系统地讲授哲学、军事理论和红军的战略战术原则，为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积极培养政治、军事干部。

    西安事变为陕北赢得了相对稳定的和平岁月，一批又一批的外国作家、国民党统治区的记者陆续进入延安采访，毛泽东不厌其烦地接待，不失时机地介绍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极力扩大影响，争取进步舆论的支持。他对美国记者、进步作家史沫特莱讲道：“我们的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日的，不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而是只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要求英、美、法等国同情中国的抗日运动，至少保持善意中立。”他对国民党报刊的记者们宣称：“我们不仅信仰共产主义，也信仰三民主义；我们共产党人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现在的任务是必须为真正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而奋斗。革命的三民主义是坚持对外抗战，求得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对内民主自由，求得建立普选国会制、民主共和国的民权主义；改善人民生活，求得解除大多数人民痛苦的民生主义。这样的三民主义与我党现时的政治纲领是完全一致的。”他向美国记者韦尔斯介绍道：“国共和谈仍在进行，最重要的是两党的共同政治纲领，这是两党合作的基础。纲领的总原则在于实现民族、民主、民生的任务。”在与外部的作家、记者接触的同时，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提议，由博古主管党的舆论宣传工作，负责组建新华社、广播电台，培养一支文武双全的记者队伍，向全国乃至全世界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何以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领袖群伦气概豪，图存救亡不辞劳。统一战线顺民意，文韬武略筹谋高。

    再说上海救国会的“爱国七君子”被捕以后，国民党反动当局对各界人士的强烈呼吁置若罔闻，仍然决定将他们押往江苏高等法院，进行开庭审判。在七君子中，史良是唯一的女性，被分开关押于苏州法院前街看守所，其余六人被关押于苏州监狱内。其时，沈钧儒已年过七旬，德高望重，阅历丰富，他告诉同室难友：“估计我们的案子不可能在短期内结束，我们要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我们是一个整体，大家要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如果当局要分开羁押，或用别的阴谋进行分化，大家就以绝食相对抗。”李公朴道：“沈老说得对，我们要团结对敌。大丈夫行走天下，能屈能伸，我们要以法庭做战场，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揭露当局的阴谋。”七君子胸怀坦荡，无私无畏，在等候审判的日子里，依然以抗日救国为己任，执着的坚持进步，时刻准备着为国献身。他们互相帮助，互相勉励，每日坚持读书写作，从容应对，在逆境中顽强抗争，义无反顾。

    高等法院对七君子展开了马拉松式的审讯，由于七君子做好了斗争的心理准备，他们以真诚的爱国精神和渊博扎实的学问，在法庭上向敌人展开了一次有一次犀利的攻势。法庭理屈词穷，只好故伎重演，用拖延“侦察期限”的办法，企图达到长期羁押之目的。

    1937年3月，在国内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当局施展阴谋，一面散步谣言，制造假象，声称立即释放七君子，以缓和全国日益高涨的爱国情绪；一面派出党政要人进行诱降。南京政府司法部长王用宾等人劝告七君子，侦察期满后，本案不会提起公诉，但要求七君子在恢复自由后，都必须到南京与当局开诚布公地谈话，使政府与人民、当局与救国会之间的隔阂得以消除。与此同时，蒋介石还派浙江省绅士罗天霞到狱中探望沈钧儒，声称：“只要大家发一个声明，以示悔过；再到反省院办个手续，便可获得自由。”对此劝降举动，七君子异口同声，严词拒绝。大家一致认定：爱国无罪，抗日无罪；既然无罪，又何须“悔过”？何须“反省”？

    国民党当局看到七君子不吃“软”的，就决定来“硬”的一手。经过一个多月的拼凑，检察院送出了《起诉书》。《起诉书》蓄意歪曲、恶毒攻击救国会的主张，不惜断章取义、指鹿为马，给七君子罗织拼凑了“十大罪状”；妄图置七君子于死地。与此同时，在宋庆龄的领导下，救国会聘请了五位最有名的律师，组成强大的辩护团，准备在法庭上展开尖锐的合法斗争，以进一步扩大救国会的影响，宣传爱国抗日的道理。

    1937年6月11日，开庭审判如期举行。江苏高等法院内外，数百名警察荷枪实弹，戒备森严。数千名各界群众、家属、记者闻讯赶来，准备旁听。国民党当局本来宣称是公开审判，但等到门外挤满听众后，法院却贴出布告：“禁止闲人旁听，所有已发出的旁听证一律无效。”对此无理决定，听众无比愤怒，纷纷表示强烈抗议。著名绅士张一麟、张菊生、沈卫、陶家瑶挺身而出，昂然走进法院进行交涉。在法庭内，七君子得知不准旁听的消息后，无不极感愤慨，一致表示：“不准旁听，算什么公审。”“如此公审，我们拒绝发言。”在场的律师亦宣称，要以沉默表示抗议。经过众人的抗议和交涉，法院被迫做出让步：允许新闻记者和家属旁听，其它人不得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