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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九回 七君子法庭争辩 宋庆龄要求入狱(下)
    第七九回七君子法庭争辩宋庆龄要求入狱(下)

    下午二时,庭审开始。审判长、检察官、推事、书记等五人身穿法衣,高坐堂上。以张志让、江庸为首的五名律师坐在侧席,七君子面对法官,昂首挺立。

    第一位受审的是沈钧儒,他身穿铁青色长衫,面庞清瘦,银髯拂胸,神色庄重,从容答辩。法官问:“你赞成共产主义吗?”沈钧儒答道:“这是个很滑稽的问题。我只想请审判长注意,我们救国会从来不谈什么主义,如果一定要说我们宣传什么主义,那么,我们的主义就是抗日主义,就是救国主义。”法官道:“抗日救国,这不是共产党的口号吗?”沈钧儒道:“共产党吃饭,我们也吃饭;难道共产党抗日,我们就不能抗日吗?”法官道:“你知道吗?你们正在被共产党利用。”沈钧儒笑道:“假如共产党利用我抗日,我心甘情愿被他们利用;并且,不论谁利用我抗日,我都心甘情愿被他利用。”审讯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沈老和律师侃侃而谈,对《起诉书》上的指控作了有力的批驳。法官理屈词穷,连连摆手,命令法警把沈钧儒带下。

    第二位受审的是章乃器,他身穿西服,态度悠闲,旁若无人。法官问道:“你对于共产党抗日持何看法?”章乃器反问道:“抗日有罪吗?”法官道:“抗日当然是无罪的。”章乃器道:“既然抗日无罪,那么,谁抗日我就支持谁。共产党主张抗日,救国救民,让我非常钦佩。我愿意和他们一同抗日。”法官又问道:“你认为剿共是错误的吗?”章乃器道:“日寇入侵,国难当头。每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应该枪口对外,一致抗日,而不应该在内部自相残杀。我请问,法官先生,你是中国人吗?”法官无言以对,只好转换话题:“你是否煽动过日本纱厂罢工工潮?”章乃器道:“很惭愧,我没有这么大的本领。我如果真有这么大的本领,就一定带领工人罢工,和日本资本家做坚决的斗争。”法官不敢再问,急忙宣布换人。

    第三位受审的是王造时,他西装革履,气度轩昂,举止庄重。法官问:“你们的救国会宣言中主张:各党各派进行谈判,要成立一个统一的抗日政权,是否要取消现行政府?”对此提问,王造时如同在大学讲台上授课一样,口若悬河,逻辑严密,侃侃而谈:“你们的《起诉书》把政权和政府混为一谈,真是不知政治为何物!本人是研究政治学的,据我所知,政府是一个国家的机构,政权则是政府行使其职能的力量;政府是具体的,政权是抽象的。政府目前最迫切、最重要、最神圣的任务是抗日,就必须发挥政权的强大力量。政权的强大力量从何而来呢?它只能来自各党各派的团结统一,来自全国人民的齐心协力。所以,我们主张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其意义便是如此。”法官难以应对,急忙制止道:“法庭上不准讲政治。”“哈哈哈……;”王造时开怀大笑道:“你知道什么叫政治吗?孙中山先生说过:‘政者众也,治者管也;管理众人之事,便是政治。’夫国家者政治管理机关也,法庭者政治工具也;爱国还是卖国,政治问题也。当前,抗战救国就是最大的政治。你所审理的是政治案件,却不准讲政治,你不觉得可笑吗?”法官面红耳赤,匆忙转换话题,问道:“你们为什么要援助罢工风潮?”王造时临场发挥道:“不是援助罢工风潮,而是援助罢工工人。‘风潮’不等于‘工人’,‘工人’也不能等同于‘风潮’。工人是我们的骨肉同胞,他们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所以必须援助。我们不但自己援助,而且希望当局也能对工人予以援助。他们虽然是日本纱厂的工人,但也是中华民国的公民,政府岂能不管他们的死活!”如此高谈阔论,实在让法官难以招架。

    接着,李公朴、邹韬奋、沙千里、史良依次受审。法官不敢多问,只是草草履行了一遍庭审程序,便匆忙宣布:“今日休庭,择日再审。”

    是夜,七君子被押回看守所,和五位律师一起协商,对白天的庭审作了分析和判断。大家认为,当局的阴谋是要速审速判,将他们送往反省院羁押。对此,众人集思广益,决定采取“提请回避”的策略,以打乱国民党当局的阴谋。于是,他们连夜起草了《申请回避状》,以“全体执行职务者,显有偏颇之虞,断难求公允之审判”为由,依法向法院提出回避申请,要求主审的法官和推事全体回避。

    次日,律师向法院递交了《申请回避状》,七君子以拒绝出庭相对抗。法院被迫宣布:“停止诉讼程序,由被告审阅笔供。”就这样,七君子取得了推迟审判的胜利,使国民党当局速审速判、强送反省院的阴谋彻底破产。随后,七君子经过精心准备,向法院提出了《第二次答辩状》,进一步驳斥了《起诉书》中所罗列的“罪状”,详细论证了爱国无罪、抗日无罪的事实。

    6月25日,法院更换了全体法官,对七君子进行第二次开庭审理。首先被传讯的依然是沈钧儒。法官问道:“你在学生中散步抗日言论,这是一种危害民国的行为。”沈钧儒答道:“你的审问纯系无稽之谈。当前国难严重,除了抗日外,已别无出路。抗日的目的是为了救国,怎么能说成是危害民国呢?”法官道:“你们既然是救国会,为什么要煽动学生罢课呢?”沈钧儒抓住破绽,连续反问:“你所说的学生罢课,发生于何年何月?是全上海呢,还是某个学校?是由谁煽动的?与救国会究竟有何关系?证据是什么?”沈钧儒不停地追问,将法官问得哑口无言,狼狈不堪。

    法官又审问章乃器道:“你们主张抗日救国,是被共产党利用了。”章乃器立即反问道:“审判长,你也是中国人吧?你是主张卖国投降呢,还是主张抗日?如果你也主张抗日,难道也是被共产党利用了吗?”审判长无言以对,只好低头看卷宗。章乃器便借此机会畅谈抗日救国的道理,宣传救国会的宗旨和政治纲领,把法庭变成了宣讲抗日救亡的讲台。

    检察官看到情况不妙,急忙转移视线,拿出救国会致张学良的电报底稿,质问道:“你们为什么要打电报给张学良,鼓动他举行兵谏?”邹韬奋挺身而出,反驳道:“这个电报的内容是,希望张学良请命中央,出兵抗日,并不是要他举行兵谏。而且,我们也打过同样性质的电报给国民政府。为什么不说我们鼓动国民政府呢?”检察官哑口无言,愣了半晌,才强词夺理地道:“因为,你们给张学良的电报引起了西安兵谏,而给国民政府的电报并未引起兵谏。”史良上前一步,反问道:“比如你开了一家刀店,买了刀的人也许用于切菜,也许用于杀人。按照检察官的逻辑,凶手用刀杀人,难道要刀店负责吗?”问得检察官瞠目结舌,无言以对。沙千里乘机争辩道:“我们之所以给张学良通电,因为他是东北人,应该出来打击日本侵略者。至于西安兵谏是否因我们的电报而发生,应该问张学良本人,所以,我们要求张学良出庭作证。”此言一出,七君子异口同声,要求张学良出庭作证。审判无法进行,法官无可奈何地宣布休庭。后人有诗议之曰:

    身陷囹圄不动摇,坚持救亡斗志高。爱国精神传千古,民族楷模堪自豪。

    法庭内,七君子慷慨陈词,驳斥诬陷。法庭外,各界人士齐声援助,竭力营救。由于各大报纸的连续追踪报道,“爱国无罪”、“团结抗日”的呼声响彻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汇集成一股强大的时代浪潮。国民党当局逮捕七君子,妄想以暴政扑灭人民的爱国主义烈火,其结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反而使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救国会组织更加强大。为了营救七君子,声援救国会,各界爱国人士纷纷挺身而出,强烈谴责国民党政府的暴行。上海、南京、北平、武汉、广州等城市的爱国团体、民主人士组成慰问团、请愿团,陆续赶往苏州,向高等法院提出申诉状,要求无条件释放爱国领袖。旅居欧美、东南亚各国的华侨和国际知名人士也纷纷致电蒋介石、孔祥熙、冯玉祥等,对七君子的被捕深表关切,要求从宽处理,立即予以释放。

    与此同时,宋庆龄、何香凝、诸青来、胡愈之等十六人发起了名震中外的“救国入狱运动”。他们向苏州高等法院呈文具状,明确表示:“我们也是救国会的组织者,与沈钧儒等共同负责因救国而发生之责任。爱国如果有罪,我们愿与沈钧儒等一同坐牢。”他们公开发表了《救国入狱运动宣言》,宣称:“我们准备去入狱,并非专为营救沈先生等。我们要使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绝非贪生怕死之懦夫,爱国者亦绝非沈先生等七人,而是千千万万个。中国人心不死,中国永远不会亡。”

    “救国入狱运动”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全国各界人士积极响应,踊跃参加。旬日之间,数万名专家学者、著名演员、社会贤达纷纷签名,要求“爱国入狱”,与七君子荣辱与共。由于该运动系宋庆龄发起,且采取了和平的斗争方式,所以尽管声势浩大,风起云涌,国民党当局却不敢公开镇压,只能无可奈何地装聋作哑。

    7月5日,宋庆龄率领诸青来、胡愈之等十二人来到苏州,要求法院对他们立即收押。数十名中外媒体记者跟随左右,追踪报道。法院院长和检察官不敢怠慢,连忙亲自出面,热情接待,把宋庆龄等和记者请进会客室就座。宋庆龄义正辞严地宣称:“七君子因爱国而入狱,纯系污蔑陷害。如果他们有罪,那么我们十多人也应共同负责,一同坐牢。如果爱国无罪,那么就应该立即释放七君子。”法院院长不敢正面回答,只能寻找种种借口,竭力予以解释。宋庆龄明确表示:“我们的目的不仅仅是营救七君子,也是为了遵守法律,争取爱国无罪。如不释放七君子,请将我们十多人立即逮捕,关进监狱。”法院院长和检察官面面相觑,只好婉言相劝,反复解释:“你们没有犯罪事实,法院无权关押。”

    经过数小时的对话,法院院长和检察官被迫回答宋庆龄等的提问。众多记者紧紧围绕在身旁,纷纷忙于拍照、记录。宋庆龄质问道:“救国会是否有罪?”法院院长道:“救国会以救国为目的,当然无罪。”检察官抢答道:“救国会内有不良分子,则属可能。”宋庆龄道:“所谓不良分子,究竟有何不良行为?”检察官答道:“他们勾结共产党,主张与共产党联合抗日。”宋庆龄道:“与共产党联合是错误的吗?”检察官道:“是。”宋庆龄拍案而起,指着检察官的鼻子,厉声呵斥道:“联俄、联共是孙中山先生制定的政策,国共合作是孙中山先生大力倡导的,难道孙中山先生错了吗?”检察官大恐,连忙分辨道:“孙中山先生没错,没错。”宋庆龄又质问道:“我是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也是共产党人的忠实朋友,我主张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你说,我错了吗?”检察官面红耳赤,急忙回答道:“孙夫人没错,夫人没错。”宋庆龄继续质问道:“蒋介石不去抗日,专门剿共,才引发了西安兵谏。请问,蒋介石错了吗?”检察官急得满头大汗,结结巴巴地道:“这个……,这个……,蒋、蒋、蒋委员长也没错,没错。”宋庆龄鄙夷地道:“那么,检察官先生,是你错了吗?”检察官垂头丧气,连连叹息道:“是,是,是我错了,我错了。”法院院长目睹检察官的狼狈相,慌忙起身,向着宋庆龄连连鞠躬,频频告饶:“请夫人高抬贵手,高抬贵手。夫人不要再问了。卑职也是奉命行事,身不由己,身不由己。”

    次日,各中外报刊均以大幅版面报道了宋庆龄在苏州法院的行动,在全社会引起巨大的轰动效应,使国民党当局十分狼狈。在国内外进步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国民党当局既不敢对七君子判罪,又不敢暗下毒手。

    宋庆龄返回上海后,立即致电蒋介石、林森、汪精卫、冯玉祥、于右任、戴季陶等,公开宣称:“庆龄等救国会全体同仁,断不敢坐视七君子身陷囹圄。特请求最高当局将我等收监羁押,与七君子患难与共、生死相依。”蒋介石看完电报,暴跳如雷,一个电话打到苏州高等法院,把法院院长骂了个狗血喷头。这才是:无颜面对孙夫人,满腔怒火骂走卒。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