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回卢沟桥日寇寻衅上海滩国军会战（上）

    话说宋庆龄要求入狱，经新闻媒体大肆渲染，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爱国运动，直闹得蒋介石肝火旺盛，寝食不安。正在他骑虎难下之际，从卢沟桥又传来了隆隆的炮声，彻底扰乱了蒋介石的神经。

    卢沟桥位于北平西南十五公里处的永定河上，是北平通往南方各省的重要交通枢纽，也是中日双方在军事上的必争之地。当是时，由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初步形成，致使日本军阀十分恼怒。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向日本政府上书，提出了“首先对南京政权加以致命打击”的作战建议。新上台的近卫内阁采纳了东条英机的建议，决定将对华政策由蚕食转变为全面侵略。据此，日本参谋本部制订了新的对华作战计划，准备出动十四个师团的兵力，占领华北、华中、华南地区，一举灭亡中国。自1937年上半年起，日本调兵遣将，加强备战，在华北完成了从东、西、北三面对北平的包围，只剩下西南横跨永定河上的卢沟桥，成了北平通往南方的唯一门户。因此，日军经过长期预谋，决定占领卢沟桥，封闭北平的南大门，孤立平津，借以迫使国民党华北当局不战而降。

    1937年7月7日下午，驻丰台日军的一个中队，在中队长清水节郎的带领下，荷枪实弹，开往卢沟桥附近的龙王庙一带，进行军事演习，在中国守军驻地外围蓄意挑衅。是夜，宛平城东忽有数声枪响，引起城内中国守军的密切关注。子夜时分，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久太郎打电话给北平市政府，提出交涉，诡称由于中国军队鸣枪惊吓了日军，导致一名日军士兵在演习中失踪，日军要立即进入宛平城中搜查。对于日本方面的无理要求，北平当局以中国军民正在熟睡、不便打扰为由，予以断然拒绝。松井进一步威胁道：“中方如不允许，日军将以武力强行进城搜查。”驻守北平的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北平市长秦德纯闻讯，为了防止事态扩大，同意双方共同派员前往卢沟桥调查。

    然而，当双方代表正在宛平城内会商之际，日军悍然开炮，向宛平城发起猛烈进攻。二十九军司令部立即发出“要确保宛平城和卢沟桥”的作战命令；军长宋哲元电令旅长何基沣、团长吉星文道：“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尔等不得后退，要与桥共存亡。”中国守军呼啸而起，奋勇还击，打响了惊天动地的自卫战争。顷刻之间，宛平城外，枪炮轰鸣，弹雨纷呈；卢沟桥头，杀声震地，火光冲天。团长吉星文亲临城头指挥作战，广大官兵同仇敌忾，英勇杀敌。激战到天亮，打退日军数次进攻，击毙日军大队长一木清直。中方驻龙王庙附近的一个连全部战死。

    次日，天降大雨，道路泥泞。日军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后，逐步占据了宛平城北、永定河东岸的龙王庙和平汉铁路桥，直接威胁着宛平城。形势异常严峻，但由于日军的后续部队尚未赶到，桥头的日军不敢贸然向河西运动。旅长何基沣与团长吉星文计议，应抓住战机，趁敌人立足未稳，予以反击；遂命令加强营紧急动员，准备夜袭敌阵。是夜，营长金振中率领加强营全体勇士，荷枪实弹，每人配备大刀一把，夜袭龙王庙和平汉铁路桥。其时，天地漆黑，细雨霏霏，日军戒备不严。加强营战士悄然接近敌军，突然发起进攻。枪声暴起，大刀飞舞，勇士们如同猛虎下山，扑进敌阵，白刃搏击。日军猝不及防，死伤一片，残敌从梦中惊醒，仓促应战，负隅顽抗。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白刃战，盘踞桥头和龙王庙的日军被全部歼灭。此即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

    卢沟桥事变刚一爆发，中共中央率先向全国发出通电，大声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中共中央的通电符合中华民族的利益，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愿。

    紧接着，中共中央召开全体机关工作人员会议，毛泽东到会讲话，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和抗日的革命者，应该沉着冷静地完成一切必要的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并致电蒋介石：“红军主力已做好抗战准备，可随时出动，奔赴抗日前线。”随后，延安各界数万军民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中共中央负责人全体出席。演讲者言辞激昂，听众无不摩拳擦掌，热血沸腾，皆愿奔赴抗日战场，与日寇决一死战。同日，中共中央派遣周恩来前往庐山，就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等问题，再次与蒋介石展开谈判。

    搏击潮头指方向，万众响应起狂飙。共产党人的积极主张，一扫国内沉闷的政治空气，各党派、各阶级、各军队、各团体群起响应，抗日热情空前高涨，中华大地一片沸腾。

    在全民要求抗战怒涛的冲击下，蒋介石被迫做出表态。7月17日，他在庐山发表谈话，宣布：“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有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蒋介石的内心是矛盾的，他既想抵抗侵略，又想妥协退让。在空前严重的民族灾难面前，他感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机，又不愿放弃对日媾和的幻想，仍然希望把卢沟桥事变限制在“地方事件”的范围内。他向宋哲元、秦德纯等人发出了“不屈服、不扩大；不求战、必抗战”的指示，又发布了“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卢沟桥、长辛店万不可失”的命令。

    此时，日本方面因进攻受挫，便玩弄阴谋诡计，提出了“现地谈判”的花招。日本驻华北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一面派出代表与宋哲元谈判，一面加紧调兵遣将。在蒋介石错误方针的指导下，宋哲元与日方代表谈了十多天，签订了地方停战协议。“现地谈判”使日军赢得了增兵华北的时间，但却蒙蔽了北平当局的视线，迟缓了二十九军布兵迎战的准备，给随之而来的平津抗战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和蒋介石的优柔寡断、心存幻想相比，毛泽东洞悉玄机、英明果断，显示出了领袖群伦的雄才大略。7月23日，毛泽东在延安发表了《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旗帜鲜明地提出了面对日本的进攻，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方针、两套不同的办法和两个不同的前途。一种是坚决抗战的方针，一种是妥协退让的方针。我们要坚持抗战的方针，就必须实行全国军队和人民的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否则，中国就会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人民就会成为牛马奴隶。毛泽东认为，日本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是要灭亡中国；亡国灭种之祸，已迫在眉睫，任何企求妥协、苟安的幻想，都将会遗患无穷。

    事实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毛泽东的判断。7月25日，日军调集了六万兵力，完成了对平津作战的军事部署。日军司令香月清司立即撕毁“现地谈判”协议，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要求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从卢沟桥、八宝山、宛平撤至长辛店一带。同时，日军有意制造纠纷，猛攻廊坊，切断了平津间的交通。另一路日军自丰台出发，经广安门强行进入北平城。日本的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也同时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帷幕。

    日军大举进攻的消息报到庐山，蒋介石感到和平解决已经没有希望，被迫走上了抗战的道路。蒋介石具有明显的双重性格，他既要保存中央军，又要削弱地方实力派。他一面致电保定行营主任徐永昌，仍认为“日方似有和平之望”；致函何应钦，鼓吹“此时以努力忍耐为宜，以小屈求大伸”。另一方面，他连续电令宋哲元，要其“巩固北平城防，立即备战，切勿疏失”；“要严令各部，加深壕沟，固守勿退。中央军必星夜兼程，全力增援”。他又通令增援部队的“各军长、师长，凡到达目的地，应星夜赶筑强固野战工事。如有贻误战机者，即以纵敌违命论罪”。他还致电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察哈尔省主席刘汝明，从察、绥方面向日军之侧背出击，以支援平津战场。蒋介石的部署虽然晚了一步，但毕竟是在奋起抗战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27日，宋哲元拒绝了日方的最后通牒，通电全国，表示要“为自卫守土，克尽职责”。

    从表面上看，蒋介石确实在调兵遣将，但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中央军与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矛盾，各地方军队只顾自扫门前雪，精于隔山观虎斗，致使部队进展迟缓，缺乏周密、全面的作战部署。宋哲元虽然表态要抗战，但对蒋介石依然心存芥蒂，竭力谋求在冲突中保存实力，故在军事上疏于防范。

    28日凌晨，日军对北平近郊实施总攻击。当是时，第二十九军计有五个师，约十万之众，分别集结于张家口、天津、北平以及南苑、北苑和西苑等地，处于消极防御状态。日军出动一万多兵力，在一百多门大炮和装甲车、四十余架飞机的掩护下，分别向南苑、北苑、西苑大举进攻。二十九军仓促应战，在各自的驻地殊死拼搏。其中，南苑是日军进攻的重点；驻守南苑的三十七师全体官兵同仇敌忾，奋勇还击。日军以重炮猛烈轰击，飞机轮番俯冲投弹，中国守军的阵地变成了一片火海。弹片漫天呼啸，大地飞沙走石，枪声响彻云霄，血肉化作忠魂。经过五个多小时的激战，中国守军死伤惨重，副军长佟麟阁、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壮烈牺牲。南苑、北苑、西苑阵地相继失守。宋哲元见大势已去，便命令部队向永定河右岸退却。是夜，宋哲元率部撤出北平，日军长驱直入，北平沦陷。次日，三十八师在副师长李文田的率领下，攻击天津火车站、海光寺等处，遭到日军飞机的猛烈轰炸，伤亡极大，遂奉命撤退，天津失守。十万大军败给了一万日军，其个中原委发人深省。后人有诗议之曰：

    正惊叹血满卢沟，转眼间平津失守。宋哲元贻误战机，蒋介石难辞其咎。

    日寇步步紧逼，国土天天沦丧。万众振臂怒吼，舆论齐声谴责。宋哲元电呈蒋介石，表示“身受国家重任，终不能达到任务，实有亏于职责，请予以处分。”蒋介石亦自知难辞其咎，当即复电慰勉，并在与新闻记者的谈话中表示：“所有平津军事失败问题，愿由余一身承担责任。”次日，蒋介石发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称：“现在既然和平绝望，只有抗战到底。”他号召道：“将士们，现在时机到了，我们要大家齐心，努力杀贼，有进无退，来驱逐万恶的日寇，复兴我们的民族。”接着，他连续致电刘汝明、傅作义、汤恩伯、阎锡山、徐永昌等，紧急部署平绥、平汉、津浦线防务，随时迎击日军进犯。

    是夜，中共代表周恩来进见蒋介石，盛赞其坚决抗战之决心，又建议其尽快释放爱国民主人士。蒋介石绕室彷徨，扪心反思，终于良心发现，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命令江苏高等法院将爱国七君子“停止羁押，具保释放”。

    7月31日，江苏高等法院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对沈钧儒等人发出《裁定书》，称：“被告因家庭困难，裁定停止羁押，具保释放。”消息传开，成千上万的爱国民众、大中学生、新闻记者、社会贤达涌上苏州街头，云集于高等法院门外，隆重迎接七君子光荣出狱。下午五时，当七君子步出法院大门时，人群顿时一片欢腾，齐声高呼口号：“爱国无罪、抗日有理”；“欢迎七君子光荣出狱”。霎那间，军乐高奏，爆竹轰鸣，欢呼声、口号声，伴随着抗日救亡的歌曲声，汇成一片欢乐的海洋。在响彻云霄的欢庆声中，七名女大学生向爱国领袖献上鲜花，表示崇高敬意。沈钧儒热泪盈眶，神情激动，代表七君子向各报记者发表感言：“钧儒等今天步出狱门，见抗敌之呼声已普及于全国，心中万分愉快。我们当不变初旨，誓为国家民族之解放奋斗不息。”次日，七君子从苏州回到上海，当即举行新闻发布会，向中外记者郑重宣布：“我等惟有准备牺牲一切，重新投入抗日救国之洪流，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尽一份绵薄之力。”何以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民族大义在心间，蒙冤不忘救国难。出狱立誓再奋斗，越是艰险越向前。

    八月上旬，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最高国防军事会议，商讨抗战大计。中共中央派遣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出席。会议改组了最高统帅部，推举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何应钦为参谋总长。会议讨论并制订了持久消耗的对日作战方针，决定采取“纵深配备、重点固守”的战略，即以保守大城市和战略要点为主要目标的阵地防御战。会议将全国划分为五个战区，调整了军事部署：第一战区辖平汉、津浦两路北段地区，由蒋介石兼任司令长官；第二战区辖山西、察哈尔、绥远，由阎锡山任司令长官；第三战区辖江苏、浙江，由冯玉祥任司令长官；第四战区辖福建、广东、广西，由何应钦任司令长官；第五战区辖山东、河南，由李宗仁任司令长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根据国防会议制定的战略方针和军事部署，调集大量兵力，从华北到华东、华中，形成了正面战场的防御体系。

    会议期间，周恩来与蒋介石就两党间悬而未决的问题不断交涉，反复重申中共愿与国民党合作抗战的真诚愿望。蒋介石允诺合作，但对周恩来提出的许多具体问题则不置可否。周恩来建议制定一个共同纲领、确立一个组织形式，作为双方合作之准则。蒋介石对此没有异议，希望起草方案后再谈。周恩来立即拿出早已准备好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请国民党新闻机构公开发表。随后，蒋介石针对中共的宣言，发表谈话称：“对于国内任何派别，只要诚意救国，愿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旗帜之下，共同奋斗者，政府无不开诚接纳，使其集中于本党领导之下，而一致努力。”

    国难当头，大战在即。蒋介石仍然念念不忘把共产党置于国民党领导之下，把双方的合作说成是政府“开诚接纳”共产党。尽管如此，蒋介石终于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国共两党新的合作正式开始。然而，由于新的合作没有一个共同的纲领，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组织形式，因而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没有任何约束力；致使两党貌合神离，执行了不同的抗战路线，在后来的岁月中多次出现分歧和摩擦。蒋介石并未从根本上放弃**立场，只是在抗日救亡大潮的冲击下，与共产党人实行了一段表面上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