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的秋季，老天也要跟人间作对似的，连绵不断的阴雨，令人确确实实有种“秋风秋雨愁煞人”“潇潇雨声捣心鼓”的感觉；一派“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凄迷景象，根本没有秋高气爽、明净似镜的样子。也许受气候的影响，罗远也有点心神不宁，连读书都思想集中不起来；不过，他天天吃过午饭来到阅报栏前看报的习惯，就好像吃饭一样，不会忘记，不会落下。他从家到学校大约十五分钟路程，因此，有充裕的时间经常来浏览报纸，关心时事。
自从五六年的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运动以来，罗远好像对报纸的兴趣骤然增加，因为，他已感受到国家大事会关系到家庭、乃至个人的生活和前途；现在，家里生活之所以有了保障，还不是因为公私合营、手工业合作化以后，父母亲和哥哥都成了拿工资的劳动者么？当然，他也能够安安心心地读书了。由于常看报纸，罗远觉得有许多知识、信息是教科书上没有的，像什么“胡风反党集团”，还有揭发出“原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原市公安局长杨帆是反党分子”等。因此，有种新鲜感、满足感，同时，也提升了对报纸的兴趣。
因为常看报，所以他知道了毛主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正是在“双百”方针的指引下，全国文学艺术界形成了大鸣、大放、热烈争论的学术气氛。这本是好事，让罗远了解了以前许多闻所未闻的知识，像醍醐灌顶似地使他开窍不少。然而，时势的发展又使他视线模糊了，这大鸣、大放、到了后来，又变成群众性的大字报相互揭批攻讦，简直是闹得全国上下唇枪舌剑、硝烟弥漫。特别是报纸上天天翻新的一些消息，以及那些并不十分理解的政治、哲学术语，什么“右派分子”“****与**制”“民主与专制”，什么“客观规律和主观能动性”等等；更引起他的好奇和迷惑难解。他不懂，怎么那些部长、副部长、以及知名人士，诸如：“罗隆基、章伯钧、王造时、孙大雨”等都会是右派？为什么要结成“章罗联盟”？为什么“右派要向党猖狂进攻”？报上称“这是射向我们社会主义的一发发炮弹”……啊呀，这怎么跟打仗似的，有这等严重、厉害？……
当然，形势的发展完全按照毛主席、党中央的部署。在各界人士响应“百家争鸣”、向执政的共产党“提意见”、一阵“大鸣、大放、大字报”的鼓噪以后，群众夺过“大鸣、大放、大字报”的武器，开始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报纸上今天揪出了大右派：“章伯钧、罗隆基、王造时……”明天揭发出“章乃器、马寅初、黄绍纮……”还有什么“复旦大学教授、学术权威孙大雨跳楼畏罪自杀”“著名学者、翻译家傅雷也在家自杀身亡”等新闻。
终于，有一天，他发现学校的走廊里也出现了大字报，而且在一天天的增多，同时内容完全偏离了学术的范畴，涉及到很多社会、政治问题。开始是一些不着边际的内容，什么“外蒙古、海参威、库页岛等是我国的领土为什么不收回？”什么“我们为啥把苹果、鸡蛋等送给苏联老大哥吃，而老百姓没得吃？”后来，慢慢衍化成什么“不要****，实行**制民主”、这样一些涉及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后来，也开始挖出学校里为数不少的中、小右派分子，像著名的生物教师刘坚、教几何的印尼归侨裘菲克老师、教音乐的金曼丽老师……
这些老师本来都是西装革履、风度翩翩，在学生中享有很高的声望。作为初二学生的罗远，平时总对这些高中部的老师仰视有加。如今，竟在厕所里邂逅剃着光头、穿着布衣、打扫卫生的刘坚老师——右派分子，他毫无思想准备，脱口一声“刘先生”（那时习惯称老师为先生），使这位右派吓了一跳，并马上低下头连说“罪该万死、罪该万死！”。罗远顿觉十分尴尬地退了出来，总算还好没人看见。
不到二个月时间，全校总共约一百七、八十个教职员工，居然挖出了三四十多个右派分子！真是不可思议。罗远感觉头都大了，他搞不懂：一个学校的老师有这么多右派，那还是学校？教出来的学生不也要成了小右派了吗？为什么解放八、九年了还会出现这么多右派？当初怎么不知道？有不少还当了大官、做了教授、成为作家、名人！如今，学校里弄得人心惶惶，不能正常教学，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呢？后来，为了使学校的教学不停下来，也算是缩小打击面，在有关领导部门的指示下，问题不太严重的右派老师，还是让他们走上讲台戴罪立功，但不许乱说乱动，要接受全校师生的监督。这就造成一种奇特的现象：右派分子的老师只准传授知识给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学生，而思想意识上的改造，又必须接受学生的监督，可悲啊——师道的尊严！
回到家里，罗远见父母亲最近老绷着脸没一丝笑影，而哥哥晚上也常常外出，据说是去喝酒解闷，这是为什么？他几次想问，但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然而，这样的紧张气氛始终没有缓解的迹象，最后，他还是忍不住去问阿姆。
阿姆告诉他：“自从手工业联社转为地方国营的拉丝厂后，你爹被调到热处理车间，做的工作就是和搭挡唐其武两人把一圈圈浸泡过硫酸溶液的铁丝，约有二、三百斤重抬到大炉子上烘烧，待其外面的铁锈烧掉、变软再抬到拉丝车间去拉细。可怜他已五十六、七岁年纪，以前又是个文弱书生，哪能吃得消？每天回到家里喊腰酸背痛、直不起身来。”罗远看到阿姆讲到这里眼眶已满含泪花，心头不禁也揪紧了。稍等一歇后阿姆继续讲道：“你爹本想向厂领导要求调动一下工作，但想到自己的身分又不敢开口。在休息的时候，同事间扯谈未免叹几声苦，说这把老骨头要做煞了。结果被传到上头，勿得了，大字报贴到车间里，说你爹对‘社会主义不满，污蔑工人阶级领导’；还说‘在工人阶级队伍里散布谣言……’就这样，小会批、大会斗，一三五、二四六轮转，真作孽啊！”
“那哥哥为啥要喝酒呢？”罗远问阿姆。
“也是为你爹，在批斗会上人家无中生有，上纲上线瞎讲，你哥实在听不下去争辩了几声，马上遭到工会主席吴华生的呵责，说什么是‘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妄想反攻倒算’。因此，他憋着一肚子闷气，只好借酒浇愁去了。”阿姆接着又说：“这样下去我担心你哥会出事体的。”
“是呀，哥哥的脾气又暴躁，哪能办呢？”娘俩说着、说着，都不免后怕起来，辛酸的泪水便也止不住地流淌下来。
这许许多多的现实发生的问题，弄得罗远思想上越来越矛盾了，一方面从报章杂志、学校里的大字报来看，凡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沦，当然要批、要斗；但另一方面对无中生有、小题大做、无限上纲上线、“拔了鸡毛当令箭”，诬陷、中伤别人的，他也感到心里实在不是滋味，要实事求是么。可在运动的红火头上，又不许你申辩，谁要是说几句不同意见的话，谁就是思想右倾，再严重一点，会沦为帮凶并划归右派，更不要说成分不好的人了。这场声势浩大的反右斗争运动，确实是解放八、九年来最大的一次政治运动，而罗远也刚好步入到青少年的时代，怀着一颗什么都想知道的好奇心，接受了一次思想的洗礼和心灵的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