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桂常向锁着的柜子看了一眼，说：“那都是你自己瞎想的。”

    “存在决定意识，要是那封信不存在，我就不会瞎想。我看你还是把信处理掉算了。”

    “怎么处理？”

    “我相信你会有办法。”

    “我没办法！”

    丈夫不高兴了：“说白了我看你是旧情难忘！”

    “什么叫旧情难忘？我怎么旧情难忘了？写信的人都死了，难道连一封信都不能留吗！”说到写信的人死了，李桂常顿觉伤感倍生，眼泪夺眶而出。

    和往常一样，一见把李桂常惹急了，丈夫就不说话了。

    停了一会儿，等李桂常情绪缓解下来才说。他说得静着气，像是生怕再把李桂常惹翻。他以自己作榜样，说他对李桂常爱得一心一意。自从和李桂常结婚后，他连一次老家都没回过，也没给农村老家原来那个离婚不离家的老婆写过信。这都是为李桂常负责，为儿子负责，为家庭的幸福安宁负责。

    不见李桂常对他的话有什么反应，他就给李桂常出了一个建设性的主意，让李桂常把兴趣转移到集邮上去。没人写信也没关系，可以到邮局买新发行的邮票。反正邮票不会贬值，只会增值。

    李桂常仍没有说话。她为自己情急之中说出的那句伤感的话伤心伤远了，一时还在那句话里不能走回来。

    后来，那封信到底还是失去了。一发现信不见了，李桂常马上向丈夫讨要。丈夫笑着，把李桂常稳住，说要给李桂常一个惊喜。李桂常说她不要惊喜，她什么都不要，就要那封信。丈夫对她打保票，说她一定会惊喜的。李桂常耐心等了几天，迟迟不见“惊喜”出现，就失了耐心，立逼着丈夫把信还给她。没办法，丈夫只好向她交底：丈夫把信作为稿子寄给矿工报社了，希望矿工报给予刊登。丈夫说，信一登在报纸上，保存起来就方便了。听丈夫这么一说，李桂常惊是惊了，但没有喜，而是恼了。她脸色煞白，双手发抖，坚决反对把她的信投出去发表。她质问丈夫，有什么权力把属于她个人的信投寄出去，要丈夫马上把信追回来。丈夫大概没想到李桂常会这样厉害，火气也上来了，指责李桂常不知好歹。二人吵得不可开交，动手撕扯起来。丈夫一不小心，碰到大衣柜上的穿衣镜，把穿衣镜碰碎了，露出了后面的木板。镜子一碎，柜子里虚幻的空间就小了，似乎连卧室也变得逼仄起来。玻璃质的穿衣镜破碎时发出的声音有些大，对二人起到一定的镇定作用。丈夫说：“你看，碎了吧？”

    次日，李桂常坐车到矿工报社追要她的信，人家说没收到那样的稿子。

    1999年11月6日于北京

    （原载《北京文学》200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