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录。

    夏榆、刘庆邦

    夏：现在都说文坛浮躁，世风喧嚣把不少作家的坐功都废了，看你心静神安地写着，写得悠然自得，你的状态挺有意思。

    刘：现在作家要面对各种压力、困境和冲突，也不光作家，各行各业的人都这样，这就有个化解压力的问题。

    夏：你靠什么化解压力呢？

    刘：写作。

    夏：你好像特别能写，你的短篇小说有时给人一种覆盖的感觉。李敬泽也说，在中国写短篇好的，汪曾祺之后如果让我选我就选刘庆邦。

    刘：敬泽是年轻、敏锐、极有鉴赏力的编辑家，他的这个说法对我是鼓励也是鞭策。我写短篇倒是比较多，快一百篇了。一个原因可能是我上班，在报社工作，没整块时间，只能抓零碎时间写短篇。你要写一部长篇或者中篇也好，都要整块的时间，在报社要天天坐班，审稿、看大样，就没那么多时间。去年我有一个调动工作的机会，有时间了就写了两部长篇。

    为什么写这么多短篇，想想另一个原因也是我对短篇的偏爱，我觉得短篇小说是非常纯粹的东西，我写短篇是双向的选择，首先是我选择了它，我很尽心地伺候它，把它伺候得很不错，然后它就选择了我，这么长时间的磨合，我跟短篇小说好像达成默契一样，形成一种亲密关系。

    夏：现在，短篇小说这种形式作家们用的好像也少了。

    刘：好多人不写短篇，上来就写长篇，所谓扬长避短，但短篇小说是更纯粹更艺术的一种文体，因为体积小所以也掺不了假。

    我写东西有两个原则，一是要坚持对纯粹文学的追求，再就是与文学商品化的对抗。如今支持文学的，有的靠权力，有的靠明星效应，有的靠金钱支持，也有的靠文学本身支持。短篇小说不挣钱。写一个月，顶多一千块钱，搞电视剧挣钱多得多。但挣钱从来不是我写作的动力，不挣钱成了我的反动力，我就不用写小说挣钱，有一份工作，有一份工资，吃穿没问题，我就可以写，钱多少是够呵，锦衣玉食你能用多少。

    夏：对写作的态度也是对生活的态度对生命的态度。写作对有的人是命里的一种东西，没有什么力量能够让写作和他的生命剥离，就像卡夫卡、普鲁斯特、海明威、索尔仁尼琴，没有什么能让他们放弃写作，包括疾病、迫害、战争、监狱、流亡，都不能。

    刘：是这样。现在要不让我写作不知道会有多难受，设想以前的作家，突然来一个运动不让写了，多难过呵。

    夏：你生活在京都这种文化语境中，这里各种潮流、各种学说特别多。但看你的写作一直没有被潮流影响和污染，一直保持你自己的文学见识文学品质文学理想，你的作品也形成一个自足的体系。

    刘：那些潮流可真不入我的耳目。应该说我的心态还是开放的。对文学现象和观念、理论比较关注，对各种现代学科也蛮有兴趣，也正是对这些信息的接受和理解让我有反观自己的能力，找出自己的位置，坚持自己的追求。我深信一个写作者的价值就在于他对这个世界的个性的独立的表达。

    夏：你好像很少写城市。

    刘：我写作的题材，一个是农村，一个是矿区。我在农村长到19岁，对那儿非常熟悉。家乡的那块平原用粮食用水，也用树皮、野菜和杂草养我到19岁。那里的父老乡亲、河流、田野、秋天飘飞的芦花和冬季压倒一切的大雪等，都像血流一样，在我记忆的血管里流淌。后来我又去煤矿，在此之前，我在矿区生活了九年，耐苦习以为常的矿工艰苦卓绝，在他们面前，我只感到自己的渺小和乏力。所受的艰难困苦一句也提不起来了。

    人印象最深的是少年、青年时期，我到北京二十多年，很多生活还没有入心，以后也可能会写都市的生活，现在不想写，想到城市的生活比较浮躁，比较纷乱，形不成有价值的美的东西，而美的东西是感天动地回肠荡气的。

    家乡我每年都要回去，回去也不刻意去体验什么，一回去心就激活了，那里的山水、草木、人，看什么都有感觉，乡村有让我心动的东西。前几天，我给我母亲打电话，说等我退休了回去陪你，我母亲说你什么时候退休呵，我说再有十来年吧。其实我是在为我母亲鼓劲儿，她老觉得不行了，老想着死这个事，前段时间让我们给她买棺材，我母亲坚持要买，我们就给她钱让她买。老人家今年75岁，我说等到80岁时我回去给你祝寿去。我鼓励她活着给她一个目标，让她提着劲儿活，我说你要活着我们就有地方去，你要怎么着我们就没处去了。我母亲理解了，就说要好好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