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人的心里应该有这么一个去处。我注意到你写矿区题材的作品，我觉得你的小说把矿区这样一个在以前极易简单化模式化的题材领域拓展了，小说具有真正的艺术品质，你的写矿区的小说别具一格。

    刘：矿区也是文学的一个富矿。世界有不少写矿区生活的作家，左拉、劳伦斯、沃尔夫，他们笔下的矿区和我们的矿区在精神上是相通的。我看过《剑桥史》，里边有对各个国家矿区生活的考察，我觉得就世界范围来说矿区是具有同质性的。

    夏：我编过一本《20世纪先锋艺术史》，知道还有不少艺术家和矿区有紧密的联系，像摇滚歌手鲍勃一迪伦、画家梵高，他们都阅历体验过矿区生活，矿区生活也同时给他们的艺术以丰富的养料。

    刘：整个世界的矿工都是相似的。劳作的艰苦、劳工之间的矛盾、械斗，我前段时间到马来西亚访问时就去找他们的矿井。我看左拉的《萌芽》，看他写的矿工——希望出点事，出事就可以停工，就可以休息，跟中国的矿工心态都一样。

    夏：矿工也是中国农民的另一种命运形态。

    刘：是，矿区多是城市和乡村的结合部，里边有城市的生活习惯，有乡村的生活习惯，是杂交的、复杂的人群。农民的心态、农民的文化传统，像过年、过节，舞狮子、跑旱船，民间自有民间的社会属性，它不是政治意识、意识形态能影响的。矿区真是一个文学的土壤。

    夏：有人说认识中国就要认识中国的农民。我们说，认识中国的农民就要认识中国的矿工。

    刘：这话有道理。年初徐州大黄山矿出水了，四十多个矿工困在井下，我去采访，采访的经历让你在北京想不到，真是痛彻心肺。被大水困在井下的人四天四夜以后才救出来，往上抬的时候我就在跟前，当时正下着大雪，哭声震天。那种情景真是难忘。

    矿区的女孩们待业，其实就是失业，靠父亲的一点微薄的工资过活，工资还不能按时发，快过年了，还要出事，父亲不知死活，多揪心揪肺。

    那儿的矿工下岗，到处给人打工，有一天没一天。有一个矿工家的两个孩子上学要交一百块钱的学费，交不起，老师不让上学，两个孩子背着空书包回家跟大人要钱，大人说给你们借，跑出去又没借到，连着三天，第三天老师连校门也不让孩子进，孩子回来抱着爹娘的腿哭，男人抱着头叹气，女人贫血，身体又弱，说不成话，我在场，也说不成话，但又不能不说，我的声音颤得特别厉害，鼻子发酸，眼睛模糊。我掏了一百块钱给孩子，陪我去的工会主席掏了五十，我说怎么也得让孩子上学呵。

    像这样的现实，你不实地去看是想象不出来的。除了写小说我还写报告文学，用这种更加逼近真实的文体写煤矿的生存状态写矿工的疾苦。作家还是要讲良心，我觉得劳动人民是一个巨大存在，不把他们的疾苦反映出来心里很有愧。

    关心民间疾苦，应该是作家的良知所在。

    我到了矿上，有矿工听说我来，好多人排着队等着跟我喝酒，这事让我特别感动。

    王安忆去矿区跟人说：到陕北，只要提路遥就有人管你饭；在矿区，只要你提刘庆邦的朋友，就有人管你酒。她也是听人说的，这个说法真让我高兴，我愿意听这样的话。

    夏：坚持平民的立场，我记得以前张炜也一直有这个说法。

    刘：我一直认为张炜是一个优秀的作家，在我们没见过面时就是朋友，后来见面，彼此一见非常亲近。作家，你有时看他的书就觉得亲近，如果他是真诚的作家，他的书就写的是真诚的东西，写他内心深处的东西骨子里的东西。张炜跟我说，可能咱俩关心的东西一样，我说是，包括性格都一样，性格深处有感伤的东西，忧郁的东西。

    夏：有的作家的作品你读它的时候能感觉到他的才华，有的作家却能让你感动。

    刘：对，是这样。有人说作家的写作有心写、脑写和手写三种，用心写作的人是可以看出来的，他用心写的东西能去碰你的心，然后引为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