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秋雨足足下了半个月，红沙河的山山水水笼罩在浓重的雾霾里，雾霾压得人们透不过气。转几天才渐渐散去。一场秋雨一场寒，曾科林想起在庙高五七干校劳动的海志强和马步高两位教授来。在毕业分配的时候，同学间都是不辞而别，连毕业相都没能照上一张。曾科林想去跟教授们道个别，却没能见上面。在学校里，这两位好心人，对自己的培养和教育真是呕心沥血，毕业了对他们说声再见才好，想来心寒。羊都有跪乳之火。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又一场寒潮就会在临冬时到来。“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你们的起居如何？牯蝼之躯，能否抵挡住寒冷？他打开纸箱，翻出父亲留下来的一件老棉袄，这可是母亲一针一线连起来的。就在徐富伯去参加表彰会的这天，曾科林招呼田嫂，就踏上去五七干校的路途。
庙高五七干校，在西沙大队以西，坐划子过河，经过西沙大队，要走四十来里的羊肠小道。曾科林背着用网兜装着的旧棉袄，沿着山路，边走边向过往行人问路，因为他以前从未来过。
庙高五七干校座落在一个大山坡上。原是五七年的时候，省农业厅办的一个畜场。因为地方、水系、山向、草坡，各种条件都好。专家们计划在这里培育出用约克夏猪种与本地猪杂交的五百头良种猪来，放养两白头良种牛。猪栏、牛棚、职工宿舍、运动场都已建好，人员都已到来。五七年，一场反右派的大潮铺天盖地打来，那几位专家刚好合符划右派的指标，戴着右派分子帽子乖乖地离去。畜牧场停办。之后有人试着办个农校，养了猪，养了牛，养了家禽，还放养了鱼。但却没有成效，得不偿失。因为这里远离村落，连个盐米酱醋都要到十里八里的集市去买。吃皇粮皇晌的不愿意进来，没吃皇粮皇晌的觉得进到这里拿工分不如在家里一天得个十分八分的实在。所以办了两年就打起退堂鼓，收兵回朝。直到文化大革命，这个废弃的畜牧场，才派了用场。只有参加过文化大革命的人才知道，五七干校是干什么的。
干校的“学员”们上午劳动，下午学习，或者是上午学习，下午劳动。所谓学习，就是思想改造和改造思想。
这天上午，在“开荒垦地”的劳动中，中间有个十五分钟的工间休息。海志强和马步高一起坐到山坡上。两人都没有什么话好说，因为背政治口号的话已经背烂了。蓄着运动头，高个的历史系教授马步高站起来，望着围墙里的几排牛棚猪圈，望着干校的那块白底黑字的木招牌，脱口吟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有着稀疏长发，个子矮胖的经济学家海志强，也跟着站起来，用手梳着向后托起的长发，向着北方，摇头晃脑地吟诵：“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二人吟罢，哈哈大笑，向着工休后继续劳动的人群走去。
庙高干校的房子设计布局是颇具匠心的。东边是梯度的上？两排平房作牛棚，并排着也是两排平房作猪圈；牛棚建的比猪圈的高，便于搭楼枕备草料，猪圈房子则要宽些。西边是单间平房作职工宿舍。共九间，两头一间凸出来，门相向开。作办公室或管理人员住。旁边建个公共食堂，不大。中间一块大坪有个篮球场，它比四周的地势要低许多，篮球场北头左上打了一口水井，用石头打水井围起来砌好。旁边用红砖砌了个洗衣服的平台子。场院周围砌了围墙，干校大门开在南边，干校的招牌就挂在门口，有个传达室。东边开有耳门，原是放牛出进的，现在锁着，栓着。墙院内杂草丛生，有铲过，收拾过的痕迹。
海志强就住在牛棚第一排中间一间房里。下午的政治学习是全体学员先集中在篮球场训话的是省里来的曲副校长。听说着曲副校长原是省直某机关一个造反派的头头，造来造去后来又不造了，也没当上个什么的，被派到干校来，兼个副校长。曲副校长先是总结前一段“学员”思想改造的情况，轻描淡写地几句带过，接着就话锋一转，来了个“但是”，讲的是另外的方面。并且点了好几个人的名。说到海志强时，他听不想听，因为他知道，老生常谈，不过是那几句现成的陈词滥调，拒不承认里通外国的罪行啦，拒不交代与台湾民党特务有何联系啦，在学生中灌输资产阶级思想啦，云云。
曲副校长训话完了，就要求这些人回房继续交代问题，写检查，深挖根子。
海志强现在正坐在靠门窗边的长桌上写交代，写检查。他早先写过好几次交代，都过不了关。写的检讨，说是不深刻。他是从国外回来的，硬说是里通外国，给外国输送经济情报，叫他怎么去承认？他回国途中，在香港碰到过台湾人是实，但那是我们的人把他从台湾国民党特务手里“抢”了过来，把我们的人指为台湾特务，他绝不会干，简直岂有此理！说他向学生灌输资产阶级思想，这还有挨边，因为他的学术思想有些许资产阶级的东西，还没有达到，也不可能完全达到无产阶级化。他知道，所有这些对他的指控，都是欲加之罪。若真有其事，那他就不会蹲到这牛棚子里来，老早就进了监狱了。他搜肠刮肚，写呀写呀，怎么也想不出适合他们口味的新的话语来。干校里有百十号人，有些人从牛棚里走出去了。他多么希望走出牛棚，到外面呼吸清新空气啊，他提着笔，沉思着，煎熬着。屋里的一只蜜蜂，想飞出窗外，碰到玻璃上，掉下来，爬起又飞，又撞在玻璃上，它沿着窗？爬来爬去，寻找出去的洞口。
曾科林来到五七干校门口，传达室的红鼻子门卫要他登个记。他填上自己名字，在与海志强的关系一栏，写着“师生”二字，红鼻子见是找海志强的，连说“不行不行”。曾科林早料到了，跟他大吵了起来。曲副校长听到吵闹声，走了过来。看见会客簿上曾科林的名字，想起他曾读到过并且一时受到感动，受到鼓舞的“英雄长山春常在”的那篇文章，到底能够分得一点曲直。他对曾科林说：海志强直到现在还不交代问题，承认错误，深挖根源。你要好好开导他，又对红鼻子说，“让他进去。”他给曾科林指了指海志强的房子。
曾科林放下网兜，敲海志强的门：“恩师，恩师。”
海志强开着门，见是曾科林，赶紧把门关上，在屋里连声说，“不见，不见，你走。”摆着手，转过头去。
曾科林愣住了，恩师不愿见，是因这不屑弟子在他危难之际没有帮他，或是他有难言的苦衷？他到窗边叫着“恩师，恩师。”他瞧见海志强木呆地停在房中间，背着他，不应话。曾科林默默地等了两分钟。陡地跪在地上。“恩师，我跪在你门边。”
里面没有动静。
“恩师，我跪在这儿。”曾科林带着笑声恳求。
里面还是没有动静。
僵持了一刻钟。
正在井边洗菜的炊事员老管，看见曾科林进来，听见曾科林在屋里跟红鼻子吵架，也看见曲副校长走了进去，一直看到曾科林找到海志强的房。清楚地听见海志强在屋里说“你走”现在看着曾科林跪在海志强门边老长时间。他放水桶，大步地朝海志强房子走去。一到门边就喊：“海教授开门，我找你有事。”
海志强来干校多次和老管聊天，谈事。老管也爱与他摆龙门阵，一来二往，两人成了熟人，成了朋友。他知道老管找他必有事情，就开门让他进。
老管什么话也没说，就拉起来曾科林，往门一指。曾科林一把搂住海志强，大笑起来：恩师啊，我来迟了哇，海志强也老泪纵横。双手拍着曾科林的背，说不出话来。管师傅把网兜提进屋，说了声“我走了”揩着已经往下掉的眼泪，向水井边走去。
两个人紧紧搂住，好一阵子，海志强如梦初醒一般松开手，“你是怎么来的？”拉着曾科林，两人紧挨着坐到床边。
曾科林把他被分配到红河县来的情况说了一遍。因为抽不出时间，没有早过来，想起秋风秋雨，寒潮频频。恩师年纪大了，如何抵挡得住寒冬，特地把他的旧棉袄送来给恩师御寒。他一边说，一遍看着海志强的变粗糙的脸，眼睑都有点浮了，轻声说：“恩师，你瘦了。”再看着床上，吃惊道：“恩师，你还睡着硬板床？”
海志强摇摇头，“一言难尽。一句话，苦不堪言。我是把窗门紧闭，一床毛毯加一床棉被，滚成卷席筒。钻进筒内，蒙头就睡，靠自身的热量暖和自己呀。”
正说话间，一个不速之客，大步流星走了进来。不叫名，也不道姓。对着海志强，“人家门口跪了大半天，你为什么不开门？”并代替他回答：“是怕连累别个是吧？”他是乐天派。“今天训话点了你的名，也点我马步高的名。点我名恐怕不下一百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他说我是反动学术权威，我说是，也不是；他说你们统治学校多少年，我说我不是校长院长，不是主席总统，怎么个法子统治学校？我统治了五十枝粉笔！”
一说到点自己的名，海志强脸红心慌，可马步高滔滔不绝，没他说话的余地，且越说声音越大。海志强急了，赶紧把话叉开。
“他来给我送棉袄。”
马步高停止说话。看见床上还未来得及打开的棉袄，看着海志强，又看着曾科林，“真是雪里送炭啊。”
曾科林不好意思，“我这只是千里送鹅毛。”
马步高点点头，“对对，礼轻情意重。”
曾科林对马步高说：“我本想先拜访了恩师就—”
马步高摆手，“我这不就来接受你的拜访嘛。听到隔壁的人在谈论管师傅给你叫开门的事，我就知道是你来了，我住在那边猪圈里啊。”然后，也问起曾科林毕业后的情况，曾科林一一告诉他。
马步高见海志强一直低着头站着，沉默不语，便拍着他肩，现身说法开导着，“振作起来，老伙计。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系里几个造反派分子批斗我，说我以权威自居，一霸为王，大学阀，大恶棍。我说听你这话，你至少是个兔崽子，你拿出事实来呀！一点事实都没有，尽说空话。你海志强有什么可怕的？说你里通外国，向外国输送经济情报，你要他拿出事实来，叫他到澳国去调查。说你与台湾特务有联系，你问他是不是看见了，叫他到台湾去试试。何况你还是周总理请回来的，不怕，怕他个毬！”
曾科林见海志强心情如此沉重，又找不出什么好话来安慰他，就说：“恩师，可否请周总理---”
海志强摇头，低声说：“总理日理万机，—而且，他的处境也—”
曾科林试探着问：“可否想个法子离开这是非之地。比如，有个著名的钢琴家，乘“偷渡”船到了香港，然后---”此时此刻，只有曾科林才能挑战胆量的极限。
海志强急促地说：“不，不。中国是我父辈的根，也是我的根，我不能离开祖国。我既然从外国回来了，就决不再回到外国去。开弓没有回头箭。”他额上的两根青筋暴露出来，狠狠地瞪了曾科林一眼。
第二天，劳动工间休息时，海志强与马步高搭起谁也听不懂的京腔来。
海志强：“知—我—者，曾—公—也，”
马步高：“彼—此，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