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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考察谈话
    由于成立县革命委员会的事上面催得很紧。要求在年底,最迟在明年元月份,就要宣布成立。因为明年就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届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国家的重大事项。革命委员会一成立,雷霆很可能就要回部队。对于建议革委会主任一职,他必须要慎之又慎。对于老彭彭县长,他已经听到口风,能够留下了。是否能够担任革委会主任,却很难说;对于于得利,他得到口风,一定要重用。原因明摆着,他是文革特派员胡泽莲女金刚麾下的小金刚。“刘克思”刘克俭同志,已经进了地区财贸局当了革委会副主任。翁定一呢,上面说“还未定”,他是公检法系统的,不大可能用来担任革委会主任。另外没有听到上面另派人来的迹象。为了现在,为了将来全县九十万人民的利益,他要孤注一掷走一步险棋,把彭怀德同志作为革委会主任一职推荐上去。年青的力量,后起之秀,他物色的对象是没有错的,这就是徐富伯和曾科林。彭县长也是这样想的。徐富伯在下乡锻炼期间,表现是不错的。他为全县立了功。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有打砸抢的行为,可说是个污点。但他不是参与到团伙之中,可以说是偶尔为之。事情也小,只要认识过来,是可以原谅的。曾科林呢?他前前后后发表了有影响的文章,是好笔杆子,人材难得。他是两个著名教授的得意门生。红沙河公社反映上来,他前一晌还到过庙高五七干校,给在那里接受思想改造的教授送去衣服。这事也非同小可。但他坚持认为,对于一个老师来说,对优秀学生倍加器重,也是自然的。学生对于他所敬重的老师倍加关心,也是人之常情。问题是他的动机和思想根源。雷政委和彭县长两人不约而同地想到,要对他们进行考察考查。

    他俩把他俩召到了县委会机要室,也就是县革筹召开重要会议的这间房。

    寒暄几句,雷政委就开门见山提出正题:“彭县长和我请你们来,是想请你们当军师,当高参。就全县的工作和今后的发展问计于你们。”

    徐富伯和曾科林几乎同时应声“不敢当。”气氛顿时活跃,毫不拘束。

    瞬间,徐富伯凭着对时政的敏感力,很快领悟到这次会见的意图。县革委会成立在即,时间十分紧迫,人员的配备是个关键。新闻舆论正在大张旗鼓宣传各级领导机耕的班子强调老中青三结合。崔牛白老早就给他透了信息。今日之召见只他与曾科林二人,其用意明摆着:能力考查。是他徐富伯施展浑身解数的时候了!他看了看雷政委,又看了看彭县长,抢先一语破的:

    “我县是农业大县。农业是经济的基础。因此,在抓好革命的同时,必须着力抓好农业。农业的发展有两条路:一是农业的机械化,现代化,二是努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对于农业的机械化,现代化,目前,我们的条件还不具备,只能靠自力更生;至于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现阶段只能是必须创造条件,使农业获得一个好收成,要兴修水利。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这次县革筹开展冬修水利,广积肥料,我认为,这个号召是英明的。恕我直言,前些年我们县在这方面是做得不够的。有些塘坝,水库荒废了,甚至被毁坏。必须加大力度整修。我在红沙河县公社看到山塘多年淤积,水面在逐年缩小。这山塘里的淤泥,把它清出来,既增加山塘的蓄水面积,又获得上好的肥料,一举两得。常常靠化肥来提高产量,只能适得其反。北斗山大队就是这样。结果是,田里只长稻草不长杏子,吃了大亏。我在北斗山大队,就是想帮助队上社员克服单纯依靠化肥的思想。”

    听到这里,雷政委看了看彭县长,微笑着,彭县长点着头。

    “请等等,”雷政委打断徐富伯,“我插一句话,你在北斗山大队拾野粪有多长时间?”

    “有半年多了。”

    “总共拾了多少野粪?”看来雷政委对这事很感兴趣。

    “这个没有统计过。一天中大约可拾三四十斤。反正北斗山大队九个生产队都送到,他们水田都沤了凼肥,是我送的。”说得更现实。

    雷政委向着彭县长,“一天三四十斤,大约---”在他的记事本上记着,一边用手里笔指指徐富伯,“你继续讲。”

    “当然,农业的发展,还有诸多因素,比如说,老天爷作美。但其中有个重要因素,就是要安定团结,领导和群众心要齐,“人心齐,泰山移。”在这方面,我要向彭县长学习,彭县长工作有方法,在红沙河,群众口碑很好。我在红沙河有亲身体会。”这最后几句前瞻性的话,他自己也觉得很满意,这是走马之前的演习。

    末了,他当然要说几句很谦虚的客套话。

    雷政委微笑的眼光跟彭县长的碰在了一起。看来,两位领导人对徐富伯的发言把赞许的成分已经写到脸上。他是正在走向成熟的人。

    彭县长看着曾科林,“小曾,你来谈点看法吧。”

    曾科林有点害羞,“我的想法和徐富伯的差不多,我就不说了吧。”

    “那好。”雷政委说,“文化大革命已经有三个来年头。你们在学校里和走上社会参加工作,中间刚好各一半的时间。无论在学校里,还是在工作中,你们是如何认识的?”直接提问题。“小徐,还是你先说说。”点起将来。

    徐富伯已经意识到,雷政委对他很重视。

    “行,我先说,没说到的,曾科林补充。我说错的地方,请二位领导批评。”

    “文化革命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不大理解。感觉无非是批判一些封资修的东西。只是在学校里开讨论会,写一些批判文章。批判反动学术权威,也分不清哪些人是学术权威,哪些人不是。反正是人云亦云,孔趋亦趋。”他的调子很低,但都是实话。

    “直到北京的红卫兵下来串连的时候,我们才跟着走上街头,造反,破四旧,造省委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我是在这时才知道省委里有走资派的。再后来,造反的人分成两大派系,对于某一个什么书记,有一派去批斗,另一派却要“保皇”。说实在的,我是“骑墙”派。两派矛盾激化,冲击县委大院,冲击省军区,抢枪抢炮,以至于发生大规模武斗,造成“六月惨案”。这些,我都没有参加过,我在学校里。”

    “听说“六月惨案”是,长山市发生打砸抢,有这么回事么吗?”雷政委提醒地追问。

    徐富伯脸红了,雷政委的发问,他心知肚明,崔牛白已透露给他过,这是不可回避的。他只好如实回答,“有。学校和工厂的财产被毁,有些重要物资被抢走。我也犯了个大错误。”他给自己扣上一顶大帽子。“学校办公楼的人都跑走了,楼道里有许多的自行车,我趁乱把一辆车的车锁砸了骑走,到临毕业分配时才交上去。”

    这时,彭县长瞟了曾科林一眼,曾科林不明白其意,答话说,“那是一部老掉牙的旧单车,我见过,好多部件都生锈了。”

    雷政委说:“上交啦!上交了就好,不过以后来碰上这类事得注意点。”

    “那时候单车很少,谁都想拿来学着骑。”曾科林尽心想为徐富伯找点理由。

    “小曾,”雷政委转问曾科林,“你上一回去了庙高五七干校是吧?”

    “政委,”曾科林回答说,“我是去过庙高干校。那里有我跟随多年的导师海志强马步高教授。深秋寒潮来袭,我去给海教授送棉衣。经过门卫检查,是曲副校长陪着我见的。毕竟他是我恩师,不管他处境如何,我得要去看看他们。海志强是周总理从澳大利亚请回来的经济学家。有人说他是里通外国的间谍,又说是台湾派来的特务,这些都没有确凿的证据,纯粹想当然设罪,就把关在牛棚里,我实在想不通。”曾科林越说声音越大,“我也想谈点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认识。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是,从中央到地方,所有党政军领导干部都是被打倒了。都是走资派。设想一下,我们的国家,过去十几年来时什么样子,今后还有什么出路?我就不相信。其实呢,这其中,绝大多数的所谓走资派却是名不副实的,他们是好人,历史将会证明这一点,我的看法,代表着中国最底层的声音。”

    听着曾科林的这一惊人的一番话,徐富伯惶惶然环顾左右,为曾科林捏着一把汗。雷政委和彭县长都不作声。怎么来说呢?他们默认了他的表白,默认了他的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