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94年的甲午战争，是日本蓄谋已久的一次侵略扩张行动。忍者如猛兽，蛰伏数日，只为最后的致命一击。回望历史，在中日千年较量中，野心勃勃的日本，如凶残野兽蛰伏，一直在等待中阴骛地捕捉着进攻时机。危险，自海上而来。血色黄昏中，昔日曾征战东亚大陆的八旗子弟们却仍然肩背弓箭手拿长矛，斜倚着高高的城墙看夕阳西下，浑然不觉利剑抵喉，大清王朝即将走向覆灭。要全面读懂今日之日本，必须深入了解发动甲午战争之时的日本，甚至要了解与中国有着千年恩怨的历史上的日本，了解日本隐忍狠绝的忍者之术。
透视日本历史，可以看到，在日本人的骨子里，隐隐传承着一种可怕的忍者精神。
翻看历史，不难发现，浪人与忍者，是岛国日本人文历史上毒辣无比的罂粟花。浪人无良，在日本的幕府时代，手拿武士刀的浪人四处流窜，砍杀肆虐，乐于冒险，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或求暴利或求富贵。而忍者则是浪人群体中最为阴狠的高手，其数日蛰伏，只为搏取最后出其不意的致命一击。因此，欲深入了解近代日本，必须要全面了解浪人与忍者畸形扭曲的武士道精神，那些被推崇备至的剖腹自杀，看似神圣庄重实则疯狂至极，宣扬成仁成义实则惨无人道，是一种独有的自虐文化中的残暴行为。
纵观日本历史，武士刀是日本扩张主义的代表符号，忍者则是日本武士道隐忍狠绝极端性格的代表符号。老子讲：“行于大道，唯施是畏”。追根溯源，日本在冒险主义者的操控和蛊惑下，一直是“大道甚夷，而人好径”。因此，日本，是中国一个心怀叵测而又反复无常的邻居。中国有邻如此，又岂能高枕无忧？
地缘性地历史俯瞰中日关系，公元1894年的甲午战争，并非只是中日之间一场孤立的战争，它是中国与日本千年战略较量中的一次独特的战争。只是这一次战争非同寻常，一战扭转了近代中日之间的乾坤大局，中国主宰并引以为自豪的华夷体系彻底土崩瓦解，日本则如蛇出洞顺势而上开始了称霸亚太的不归之路。回望漫长历史，中日之间的历史恩怨由来已久。岛屿如虫，擅长于咬噬蚀木。岛国日本，历来在战略纵深的梦想中挣扎沉沦。作为太平洋边缘的一个岛国，日本土地面积十分狭小，资源贫瘠，向大陆扩张，获得陆地资源，取得战略纵深，一直是日本历代当政者梦寐以求的首要战略目标。对于中国主导建立的以华夏文明为核心的东亚体系，日本历代执政者更是觊觎良久。因此，一海之隔的中国大陆，始终被日本野心膨胀的当政者视为地缘政治上的历史性障碍和试图取而代之的战略目标，欲走出茫茫海洋称霸于大陆，必先走出中国巨龙的影子，踏上东亚大陆。因此，在长期的历史交往中，中日之间的心理冲突、情感冲突、文化冲突、利益冲突和发展冲突时强时弱，随着中日两国的强盛衰落之势，日本挑战中国的欲望也随之时起时伏，或战或和，或强或弱。
千余年来，中国与日本反复进行较量，其中，有三次大的较量：第一次，公元663年，唐朝军队在朝鲜半岛白江口海战中大胜日本援军，焚毁倭舟400余艘，百济国灭亡，日本仓皇退缩本岛；第二次，公元1274年和公元1281年，日本斩杀元使者，蒙古黄金家族的尊严不容侵犯，忽必烈大怒之下先后两次派军队会同高丽东征日本，但是腥风浊浪，时不逢运，在陆地所向披靡的蒙古骑兵在海上登陆作战中终未获胜，最终使日本游离于东亚大陆体系之外，并威胁着元朝帝国的东亚秩序；第三次，公元1593年和公元1597年，明朝出兵朝鲜将野心勃勃的丰臣秀吉军团或围歼或重创，使丰臣秀吉“图朝鲜，窥视中华，此乃臣之素志”和“渡海登朝，迁都北京，定居宁波，征服印度”的狂妄野心灰飞烟灭。公元1894年之前中日之间的三次较量，第一次和第三次都是日本企图挑战华夏文明，瓦解华夷体系，通过占领朝鲜半岛陆地通道入主华夏，建立新的以日本为主导的亚洲秩序。特别是丰臣秀吉作为日本扩张主义的始作
俑者，野心之膨胀，构想之狂妄，尤其是他“天皇居北
京，丰臣秀吉居宁波，同时征服印度”的称霸图略给日本刻下了深深烙印，影响深远，不可轻视。
隐忍狠绝，伺机而动，一剑封喉，一招制敌，是日本冒险主义者一向崇尚的忍者精神，也正是这种以小搏大、火中取栗的冒险精神，促使日本在对外战争时多选择以偷袭的方式先发制人，在随后的甲午海战中又一次上演这种偷袭的把戏。千余年来，在对中国主导的华夷体系控制权的争夺之中，日本的忍者精神更是表露无遗。处弱势，则示之以弱，以中国为师，发展壮大实力；处强势，则如蛇出洞，以中国为敌，伺机打破平衡。公元663年，在白江口海战中大败于唐朝大军之后，日本立即意识到其实力尚不足以与中国抗衡，便以胜者中国为师，激发了学习唐朝的热情，一次次派遣大规模的遣唐使，如蚂蚁搬家，船塞于道，全面学习唐朝先进的文化和政治、经济领域的经验技术，使日本成为唐朝的一个异类的浓缩型的翻版，甚至时至今日，“唐”的烙印在日本依然十分深刻。在郑和下西洋前后，中国的航海技术领先于世界，中国的陆权实力争霸世界，海军战力也是天下无敌，在亚洲大陆制陆权和世界制海权上拥有绝对优势。彼时，东亚国家几乎都承认天朝上国不可挑战的宗主权。公元1404年，即明朝永乐二年，日本正式进入中国的册封体制，融入中华文明体系和华夷经济圈。公元1598年，野心家丰臣秀吉在挑衅中国惨遭失败后死去，日本立即从朝鲜撤军，德川家康取代了丰臣秀吉势力，建立统一的日本户幕府，又马上采取对中国表面上的睦邻友好政策。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表面上与大清极力和好，暗地里却积极扩军备战，伺机侵略中国，日本政府甚至还贼喊捉贼，多次向大清朝廷通报俄国侵略朝鲜的野心，诱导大清将防御重点由防日转为防俄，而大清帝国的帝后臣僚也被日本虚假的表象所迷惑，最终在生存和毁灭面前被日本别有用心的诱导下误入岐途。
公元1598年之后的300年，中国的大陆文明在康乾盛世曾一度达到历史的巅峰，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滋养和灌溉下的中华大河文明，兼容并蓄，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于一体，面向海洋，称雄大陆。但时移世转，世界已进入海权时代。18世纪中期工业革命后的欧洲在航海技术和海军势力上突飞猛进，海洋文明席卷世界，经济全球化大幕快速展开，坚船利炮开始游弋于远洋。公元1792年，英国外交官玛噶尔尼携带英王亲笔书信来到中国，次年9月，他两次觐见乾隆皇帝，提出开放通商口岸等要求，被大清政府驳回。此时，玛噶尔尼已经敏锐地洞察到中国的衰败之势，回国后甚至断言：“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需几艘三桅战舰即可摧毁其海岸舰队”。公元1840年，一个与大清王朝相隔万里、由寥寥数艘舰船组成的英国舰队，冒着黑烟，逶迤千里，从广州湾到渤海湾横行无阻，叩关而入，打败了庞大的大清王朝。这一年，是中华民族近代灾难史的开端。也正是从此时开始，让世界看到大清王朝庞大外表下的脆弱不堪。世界丛林的法则，向来是在弱肉强食中一次次得到印证，此时的大清王朝，也终将在世界丛林中难逃被动挨打的厄运。因此，公元1840年，是中华民族百年灾难的滥觞。
危险，自海上而来。血色黄昏中，昔日曾征战东亚大陆的八旗子弟们却肩背弓箭手拿长矛斜倚着高高的城墙看夕阳西下，浑然不觉大清王朝即将走向覆灭。曾几何时，八旗子弟是一支叱咤风云的虎狼之师，此时已经狼性全无，羊性十足。金碧辉煌的紫禁城里，皇帝和股肱大臣们摆弄着腰间精致的鼻烟壶，上面镌刻着中华大河文明的秀美风景，京城的胡同里处处飘着烤鸭的香味，遍布皇城的戏楼里水袖飞舞，不紧不慢地一遍遍唱着婉转如诉的京剧曲目，入戏太深的王爷们甚至换上戏服跑上戏台体验人生如戏的感觉，朝廷重臣和八旗子弟们流连忘返于味觉和视觉的盛宴中日日沉沦，他们早已忘记了祖先反复告诫的“贵而不显，华而不炫，安不忘危”的古训，帝后争权，臣僚争利，浑浑噩噩，随波逐流，夜郎自大，灭顶之灾在即，依然过着奢侈享乐的生活，浑然不觉海洋文明的浪潮已经狂飙般席卷世界，恐怖的黑烟鬼船即将以跨时代的超凡战力颠覆性地改变世界格局，进而也很快改写中国命运，使大清帝国在哀歌四起中一步步走向无底深渊，他们也终将沦为败军之将和亡国君臣，饱尝国破国亡的滋味。
国势更迭，危机四伏。野心家擅长于寻找机会，谋略家擅长于利用机会，忍者则擅长于在潜伏中捕捉机会。作为野心家的忍者日本，如凶残野兽蛰伏，在等待中阴骛地捕捉时机，酝酿着新的阴谋。此时，国运变化导致命运迥异，中日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