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94年的甲午战争，是近代东亚和世界历史上的关键节点。从历史上看，素以和合文明享誉世界的中国一直是东亚稳定繁荣的基石。甲午大变局，直接导致东亚和世界格局失衡，日本在明治维新以来的扩张之路上越走越远，最终给东亚和世界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回首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观念的落后，是最可怕的落后。落后就要挨打，并非是发展落后就要挨打，即使发展再好，但如果观念落后，战略失当，照样挨打。机遇稍纵即逝，在风云激荡的历史变局时期，海权时代的到来，因理念和选择不同，把中国和日本带入一个重大的历史拐点，并由此改写两个国家的命运。
机遇面前，人人公平，并非厚此薄彼。机遇成为契机，还是成为危机，因选择而不同。机遇稍纵即逝，抓住了，就成为契机；抓不住，则成为危机。海权时代的到来，因理念和选择不同，把中国和日本带入一个危机四伏、迷雾重重的重大历史拐点：一个转向右，保守僵化，内缩于陆，由海失陆，最终在浮华沧桑中变得支离破碎；一个转向左，扩张于海，由海图陆，最终在肆意杀戮中逐步侵略膨胀。
神秘莫测的大海，在人类前行的路上留下了一页页波澜壮阔或悲或喜的历史。同样的一片海，在历史上因观念的不同而给中日两国带来迥然不同的命运。日本近代的崛起，机遇来自于波澜浩淼的大海；大清帝国的灭顶灾难，也同样来自于神秘莫测的大海。中国海岸线虽然漫长，但自古以来，在大陆文明体系中，海洋一向是被排斥和抗拒的，滥觞于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的大河文明止步于海，停滞于入海口。数千年来，在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交织发展的大陆文明滋养下，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习惯于临河而赋，止步于凭海临风，不热衷于乘风破浪并游弋于远海。在中国历代诗人的笔下，江河水是诗意的：桃花流水宛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神秘无边的大海，则被视为畏途或逃避现实的无奈选择；大海彼岸的居民，则被视为蛮夷之族。孔子讲：“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黑格尔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一个事关中华民族发展的重大要害问题：“中国是一个与海不发生积极关系的民族”。在陆权时代，中国的制海权曾经无与伦比，船行四海。唐朝中期，海上丝绸之路开始发展，到了宋元时期兴盛繁荣。明朝郑和七次远洋，庞大的船队曾经纵横远海，牢牢控制着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制海权，使中国对海外的影响力达到历史巅峰。大清帝国早期，也曾经拥有强大无比的海上势力。康熙二十二年，施琅率大清舰队收复台湾。令人惋惜的是，受传统大陆文明思想的制约和影响，到了海权时代，中国的制海权却开始萎缩丧失，大清帝国甚至长期闭疆封海，内缩于陆，严令不许私造大船，不准与外蕃通商。
回顾人类在大陆与海洋之间行走的漫长历史，我们不难发现：环境影响思想，思想又决定性格。在陆权时代，大河文明称雄世界，重农思想成为大陆农耕文明的核心价值观，以农为本，重农轻商，偏重安稳，担忧风险。在海权时代，重商主义开始风行欧洲，成为海洋文明的主导思想。为了发展海外贸易，拓展利益空间，欧洲各国纷纷争夺制海权，眼光向外，鼓励冒险，开疆拓土。19世纪中叶，欧洲列强的战舰开始使用蒸气机为动力，以铁甲和铸炮为装备，海军装备技术发生重大革命，随后美国开始采探石油，并试图用石油取代煤炭作动力，黑烟鬼船犹如幽灵般驶向远海，即将以跨时代的超凡战力改写世界格局。桅杆木船变身为铁甲巨舰，大炮重弹取代大刀长矛，世界走出了金戈铁马的冷兵器时代，技术革新改变世界军事格局，进而改变国家命运，此时，要控制或夺取制海权，必须要认清世界大势，紧跟世界潮流。先进则强，落后则弱；顺之则兴，逆之则亡。出生于公元1840年的美国海军理论家马汉，从公元1890年开始著作《海权论》三部曲，提出争夺海上主导权对主宰国家乃至世界命运将起到决定性作用，并断言：谁掌握了海权，谁就掌握了历史的命运！
19世纪中叶以前，日本还是一个军阀割据、闭关自守的小国。在此重大历史拐点，对海权拥有强烈欲望的日本及时抓住转瞬即逝的难得历史机遇，把西方列强铁甲巨舰洞开国门的危机化为自强发展的契机，确立了“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的战略目标，大力发展海军。公元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率领舰队进入江户，在目睹铁甲巨舰的威力之后，日本于第二年签定了与西方列强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神奈川日美亲善条约》，被迫开放门户，此情此景，与公元1842年大清与英国签定《南京条约》如出一辙。面对同样的险恶困境，日本选择了积极应变。公元1854年8月，荷兰东洋舰队所属的蒸气机船“森宾”号到达长崎，受日本幕府聘请，舰长费比尤斯中校讲授欧洲海军知识，日本近代海军正式开始发展。公元1868年，明治维新后，天皇将幕府手中的权力集于一手，日本开始积极推行对外扩张政策，走上军国主义道路，首先提出把海军建设作为第一要务，确立了“耀皇威于海外”的海军长远战略目标。公元1872年，日本废除兵部省，分置海军省和陆军省。公元1873年，英国海军教官团到日本，同时，日本也派出大批人员赴英美海军学习。公元1875年，日本海军开始远洋航海，对美国进行访问，3年后又远度重洋，访问欧洲和澳洲。短短数十年，日本海军舰队从无到有，大小到大，从近海驶向远洋。
纵观历史，我们不得不说，在日本人的骨子里，是躯壳在岛，灵魂向陆；在中国人的骨子里，则是躯壳在陆，灵魂在陆。当历史进入海权时代，日本在进攻性的海权战略思维主导下，越过海洋，把目光瞄向彼岸的中国，瞄向辽阔的东亚大陆，日思夜想去征服大海彼岸的中国，以获取战略资源和战略纵深。此时，控制亚洲大陆的制陆权，战胜并征服中国继而称霸亚洲，成为日本政界和民间的主流思想。公元1890年之后，日本以国家财政收入的30%作为军费，明治天皇每年还从皇室经费中拿出30万元补贴海军建设，日本官员和民间富商也纷纷捐款捐物。与此同时，日本幕府体制瓦解后，大批失去禄位的幕府武士成为四处流窜的浪人，他们都极其狠辣疯狂，乐于冒险，热衷于侵略扩张，如野狼四处流浪，此时更是蔚然成风，他们鼓吹对外侵略，在日本民间大肆宣扬造势。此时，在鸦片战争中被列强叩开国门的大清王朝，也开始在举国震惊中苏醒，与日本明治维新相对应，开始兴办洋务运动。在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的主持下，相继建设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和海军力量。但是，家有恶邻，却浑然不觉。大清王朝的掌舵者们依然坚持防御性的海权策略，控制临海目的仅仅局限于保护陆地不受侵犯。而以“清流”自居的官僚阶层甚至还坚决抵制技术图强，目光不出三尺之外，依然如井底之蛙，坚称“但修我陆战之备，不必争利海上也”。即使是北洋水师的缔造者李鸿章也认为“我之造船，本无驰骋域外之意，不过以守疆土、保和局而已”。最终，导致大清帝国错失难得的历史机遇，混乱失控，造成毁灭性后果，直至国破家亡。因此，盘点导致大清王朝灭亡的罪魁祸首，首推身处紫禁城的帝后臣僚。甲午战争爆发前的公元1891年，丁汝昌率北洋海军引以为傲的“定远舰”和“镇远舰”等主力舰出访日本，经神户到达横滨港，港内各国舰只纷纷鸣礼炮致敬。站在甲板上洋洋得意的大清官兵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此情此景已经成为大清王朝最后的辉煌，引以为傲的铁甲巨舰发射的礼炮马上就要成为一个王朝最后的绝响。
观念的落后，是最可怕的落后。落后就要挨打，并非是发展落后就要挨打，即使发展再好，但如果观念落后，战略失当，照样挨打。何况一般情况下，观念落后必然导致发展滞后不前。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拘泥于大河文明停滞不前，在利剑抵喉之时却浑然不察；一个急速转向海洋文明开拓扩张，在蠢蠢欲动之中伺机而行，对海权的不同观念和态度，最终决定了中国和日本的未来走向。日本如同一条冬眠之蛇渐渐苏醒，吐着蛇信准备随时对大清王朝发起致命攻击，虎视眈眈，磨刀霍霍。当此历史拐点，中日之间一旦对决，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军事力量的对抗，而是思想观念的强烈碰撞，是国家战略的整体对抗，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生死交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