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简介：
1958年生于上海，以中、英双语创作小说。好莱坞编剧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奥斯卡最佳编剧奖评委。其作品被译为英、法、日等多国文字。代表作品《少女小渔》《一个女人的史诗》《小姨多鹤》《第九个寡妇》《金陵十三钗》等。
导语：
在严歌苓的小说世界中，人复杂而又单纯、卑贱而又高尚地活着，很难想象有着优雅姿态的她，能写出那些苍凉而凄美的文字。她可以用中、英文双语来创作小说，是中国少数多产、高质、涉猎度广泛的作家。其作品无论是对于东、西方文化魅力的独特阐释，还是对社会底层人物、边缘人物的关怀以及对历史的重新评价，都折射出人性、哲思和批判意识等。从《一个女人的史诗》到《小姨多鹤》，从《少女小渔》到《金陵十三钗》，严歌苓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动的人物形象。不仅她的小说在文坛享有盛誉，根据她的书改编的影视作品也有很好的收视率和票房成绩。
好友陈冲这样评价她的作品：“她的小说有提炼，有升华，有思想性，故事在表面上是一个样，认真思考后会有截然不同的体会，作品里有内涵又有冲突性十足的人性，很深层，不是普通人写得出来的。”
极高的文学天分加上自身的刻苦努力，使她的作品不断向纵深发展。她的作品被《芝加哥太阳报》评作“以诗一般精细的语言进行陈述”。在严歌苓笔下讲述的每一个关于中国人的故事都是独特、复杂，并富有深深的感染力。
三十多年前，一身绿军装，一双红舞鞋，她走入了舞蹈的世界。
二十多年前，她迈着优美的舞步开始在文字世界起舞。
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到好莱坞专业编剧，她的经历宛如一部精彩的小说。
她写“文革”、写移民、写女性……《天浴》《扶桑》《少女小渔》《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金陵十三钗》。
一幅幅生动的人性画卷铺展于她的笔下。
许戈辉：其实你看，在你的名字前面加的头衔，一定是旅美华人作家。但是你最近的作品，好像给人的感觉是风格完全变了，充满着乡土气息。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
严歌苓：我希望我是孙悟空，七十二变，写一部就得变一次。
2006年3月10日，严歌苓的新长篇小说《第九个寡妇》面世。它的出现，被认为是“2006年中国文坛最重要的收获之一”。在这部作品中，严歌苓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中原农村的、传奇的“藏人”故事。
严歌苓的第一任丈夫是作家，他是创作电影《李双双》的著名作家李准①的儿子李克威。80年代末期，他们双双出国，严歌苓去了美国，而李克威去了澳大利亚，夫妻就此离异。
许戈辉：我们都知道你是上海人。对于这样一种中原地带，中原农村的方言，你是怎么样去掌握的呢？
严歌苓：我是一个对方言极感兴趣的人，而且我跟我妈妈相似，是学一种语言就像一种语言。她很巧，嘴巴很巧，跟八哥似的，所以我就是很爱跟人学方言。我原来的丈夫，他们全家都是河南人，他的父亲是著名作家李准，我在他们家生活了七八年，跟他们学这个方言。
李准一家说话诙谐幽默，话语间满是生动、形象的河南方言，令严歌苓在他们家里七八年间也成了半个河南人。她学会了河南特有的方言和土语。即使是离异后，严歌苓依旧把李准夫妇当成她的第二父母。
《第九个寡妇》的写作得益于李准夫妇生活中给予她的河南生活和农村风俗教育，还有传统家庭具有的温暖与热闹。
许戈辉：我挺难想象，你能够操着一口河南话。
严歌苓：河南话咋着，我很喜欢。我觉得非常有力、简洁，有时候还带一些古字，很有意思。
与前几部作品不同，严歌苓放弃了对于旅美生活的写照，挑选了一段远离自己生活环境、远离自己生存时间的故事，描写了一个20世纪40年代的童养媳，为了保护自己的公公，将他藏匿于红薯窖近30年的故事。
小说《第九个寡妇》写的是一个名叫王葡萄的女子，从少年、青年直至暮年的故事。她是一个背着巨大的、不可告人秘密的寡妇，自幼在孙家做童养媳，土改时将被错划为恶霸地主的公爹从死刑场上背回，藏匿于红薯窖几十年。这段岁月正是中国农村发生纷乱复杂的变化的历史阶段。每一个人都经历了严峻的人性、人伦考验，大多数人不得不多次蜕变以求苟活。而强悍朴拙、蒙昧无邪的女主人公王葡萄则始终恪守其最朴素、最基本的人伦准则，她凭着自己的勤劳和聪慧，使自己和公爹度过了一次次饥馑，一次次危机……
严歌苓：这个故事我听来已经有二十多年了。不知怎么搞的，虽然我成长了，我的境遇变迁了，它却总是在我的印象里面，在我的记忆里面，不断地出现。后来我写小说了，我就在想，怎么来写这部小说。对传奇的东西，有的时候你总是要觉得，你不要弄出来像一个通俗故事似的。所以，我觉得这本小说我花的最大的工夫就是搜集这些细节呀，语言啊，使它的血肉让人感觉到很真实，有质感，然后使它的这种传奇性淡化，使它变得无奇。
为了将传奇化为无奇，严歌苓将这次创作拖延了20年。
2004年，严歌苓的丈夫因工作调到非洲，她跟随丈夫定居非洲。那里原始的民风，自然得让人忘掉城市里攀比的生活，忘掉物质生活带给人的心理压力。严歌苓说，自己在非洲被泡洗了一遍，“我在那儿写了很多东西，写得开心而丰产，《第九个寡妇》就在那写的。”
许戈辉：这部作品充满了中国乡土气息，跨度有40年，这么有着文化背景的一部作品，居然是在如此遥远的异域写出来的。
严歌苓：是的，其实它们也有一点相像的地方，就是那种洪荒的感觉，就那种没有被现代化、没有被工业文明影响感染的那种感觉。土地，那里的土地是红的，到处可见，然后还能到处见到小村庄，很原始的生活状态。这些东西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还是挺刺激我的想象的。当时从大使馆的居住区走出来，我们就能看到很多很多黑人妇女的劳动情况。男人很懒的，坐在一边抽烟或者是喝酒，那些女人们总是像蚂蚁一样在那儿无声无息地忙。男人总是坐在那儿，我不知道她们的男人是有什么功用，大概就是造了这些孩子吧。所以我就一再验证，就是女人的那种顽韧和柔韧，一方面是忍辱负重的，另一方面就是易受伤害的。这两种结合起来，我真的只想塑造出这样一个很立体、很质感的女人。
尽管王葡萄这个小寡妇生活在闭塞的中原、闭塞的年代，但她和严歌苓所有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一样，懂得主动去爱，去享受性的快乐。严歌苓把这归纳为女人的佛性，一种天然而来并且不被改变的佛性。
严歌苓：我觉得理想的女人不是作为取悦男性的一种人，她本身也是一个被取悦的人，就是相互之间都在取悦，在共同地share（分享）一种pleasure（快乐），所以我想这是我的一个wish（愿望），不知道能不能存在，当然小说都是寄托了一些梦想的。
严歌苓12岁来到西藏当兵，是部队文工团里最小的舞蹈演员。都市优越生活的过早结束，却让她接触到最辽阔的东西。在创作中，她的脑海里闪现的尽是壮阔的意境，摆脱了小女子的纤细情怀。
许戈辉：我发现你的作品里边，不断地塑造各种各样看似柔弱的女性，但事实上一点儿也不弱。而且你自己也强调过，说你认为女性不是第二性。我觉得这一点，是不是和你的部队生涯有关系？
严歌苓：对，其实在部队里面，女兵的对立面就是成年的、比她们有权力的男兵。实际上这对她们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威胁，就是说你一再地感受到作为一个女人的那种弱势。因为有这样一段经历吧，就促使我好像也就是下意识地去想，我们为什么成了第二性呢？我常常在说，难道阴柔的就是接纳体，就是客体吗？你说太极图里阴和阳的关系，其实它这种退，这种守，实际上已经把这种进，掩埋在退当中了。就是说从宇宙、阴阳，整个地看起来，女性就是这种包容，不能说她是第二性。我觉得男性、女性都是第一性。
严歌苓20世纪60年代生于繁华的大上海，童年经历了父母离异。
1971年，能歌善舞的严歌苓被成都军区歌舞团选中，以12岁的年龄幸运地成为了一名舞蹈小兵。
二十几岁的时候，她在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前线，成为一名战地记者，频频目睹死神的降临。
而立之年的严歌苓自费赴美留学攻读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学院文学写作系的研究生。和大多数自费出国读书的人一样，在美国求学期间，她为赚取生活费和学费，体验过做餐厅服务生、带孩子、照顾老人的生活。
严歌苓：在部队时我是一个异己分子，因为当时在部队的大多数人的家庭背景是和我们家不一样的。当时是在“文革”当中，我爸爸还在被批判，还在农场被改造。
许戈辉：所以你说在那种情况下，你能被吸收到部队，挺意外的。
严歌苓：对，所以有时候讲话，比如说我耍一耍幽默，耍一耍贫嘴啊，就会有人说，哎，你注意啊，你这样讲话是不对的。这样我就变得比较有自我意识，就觉得，我为人处事要当心一点。当时我又干了一件坏事，就是在15岁时谈恋爱。我一谈恋爱呢，它就不是一个小孩儿违反纪律的一点小事儿，它会联系到你的家庭，说你是坏书看多了，资产阶级的书看多了，然后使你这样小小年纪就看到这么复杂的东西，对吧？那么在这种时候，你就非常伤感，你觉得你好像是很孤独的，很不安全的。在这种时候，你完全没有朋友。这个成长阶段，我觉得是一个创伤累累的成长。
严歌苓坦言是基因决定了自己的写作身份。她来自真正的书香世家，祖父是留美博士、翻译家，曾与鲁迅是同事，回国后曾执教于厦门大学，父亲是著名作家萧马，母亲是舞蹈演员。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面，父母给予了她文学、美术、音乐等各个方面的艺术修养，因此严歌苓走上写作之路是命中注定的。
许戈辉：我觉得好像你是很孤独，很不安全的。在这种时候，你完全没有朋友，是吧？
严歌苓：那个时候我们舞蹈演员要拿顶，五分钟不许下来。那我就不下来，别的人会下来，上去，下来再上去，那我就是一直不下来。我是一个表面上很顺从的人，但是心理上，我是很不服的，所以我是一个蔫儿叛逆。
许戈辉：那种叛逆的刺儿，后来被折断了吗？
严歌苓：真的是没有。它就是内向化了，越来越内向。所以我觉得它就变成了我，我觉得外部和内部的冲突越大，才越会形成一个很丰富、很复杂的内心，所以我就变成了有一个内心独白很多的人。
在严歌苓的大多数作品中，总是夹杂着第一人称的叙述。这些充满自恋的叙述，就是她在镜中的影子。文字的表情，流露着她那不合时宜的顾影自怜、我行我素，当然还有她纤弱外表下的执着和坚强。
***年，严歌苓远赴美国求学。思乡之苦，异化之苦，令严歌苓再次步入脆弱和敏感的沼泽。
严歌苓：到了美国以后，我就成了个外乡人，我所在这个班、这个学校的这个系是一个写作系，这个班的学生将来都要当作家的，我是班上唯一的外国人。
我在班上必须口述自己的故事，你的小说在写下来之前，你要口述，而这个口述对我来说最开始是多么艰难。常常就觉得，哎哟，我怎么又说了一个这么愚蠢的句法，所以那会使你紧张，浑身都是自我意识。
许戈辉：但是你也可以给自己开解呀，你可以说这里边只有我一个人的母语不是英文。
严歌苓：你也不要忘了，我是一个神经质的完美主义者，随时随地都觉得我可以做得更好，我是一个自我批评很多的人。
在对自己近乎苛刻的严格要求下，严歌苓的学习慢慢步入了正轨。
在学校里，她必须跟所有的美国本土学生一起，放弃母语而用英语写作。在美国求学的经历，作为一个自由思想者，完成了从一个经验型作家向一个知识型作家的转变。
严歌苓曾经把自己比作是“中国文学游牧民族”之一员。这种离开中国文化背景，又处于异国文化边缘的身份，使她肩负着一种使命。她的感受是，真正融入其他语境的最佳途径便是用他们的语言去写作。经过多年的奋斗，严歌苓已经获得了与美国读者直接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做了无数个报告。现在她的创作方式大多是双语齐下的。
严歌苓：当然我想我这个人语言上还是有天分的，学得还是比较快。在美国，同学非常地谅解我，教授也总是鼓励我。在他们那种谅解和鼓励下，第二个学期我的小说就在我们学校的杂志上发表出来了，然后第三个学期又发表了。这样的话，我就觉得我在学校里，大家是承认我的写作功力的。大家也说你看我们的老师都对你那么好，所以我自己也挺得意的，这样就过来了。
1996年，严歌苓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哥伦比亚艺术学院硕士学位。
走出学校的大门，她发现，有些事情可以自己证明给自己看，但有些事情，自己却无能为力。
十多年的海外漂泊，东西方文化的碰撞，特别是初期艰苦的打工生涯更使严歌苓从做人到作文都出现了新的变化……
严歌苓：刚到美国的时候，应该讲我是一个很天真的人，会相信人都是平等的。后来在美国就看到，白人肯定和黑人是不平等的，然后黑人和亚洲人也是不平等的。在饭馆里打工，你也会碰见一个莫名其妙就把你骂了一顿的人。
记得有一次给一个老太太洗澡，她的朋友叫我Lady，然后那个老太太就说，“Lady，你怎么能叫她呢？Lady是你自己这样的人”。所以有的时候，心里还是有一定的创伤感吧。想到卢梭说的人生来就是平等的，就觉得都很天真，这是一些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愿望，其实在生活当中，这些愿望都处处碰壁。
正是在无数次的碰壁中，严歌苓创作出了《少女小渔》《扶桑》等一系列移民题材的作品，同时也奠定了自己作为一个新移民作家在美国华文文坛的地位。
严歌苓对自己的文字坚守着固执。《扶桑》在美国出版时，她的经纪人希望把小说改成第三人称，否则没办法找出版社。严歌苓的回答是：不能改，宁可没有出版社出版。一直坚持了3年，直到1997年她的小说在美国获奖，《扶桑》才得以出版。“这个人以为美国的商业市场对我有强大的作用，他错了，他不了解我这个人。我整个的乐趣都在文字里面，商业化根本改变不了我。”
严歌苓：我的小说里是没有怨妇这个形象的。在《扶桑》里面有一段这样的描写，女性和男性像海浪和礁石的关系：礁石的那种破坏性，那种尖利，一次次地撕破平静的海浪，但是海水会马上就愈合，马上就包容，把它淹没在下面。所以我觉得女性那种愈合力，那种慷慨，使她成为一种强势，用她那种退让，那种包容，使她自己成为强者。
许戈辉：但是很显然，像您笔下的这些女性，在中国的女性里边，不管是行为上，还是观念上，一定是属于少数的。
严歌苓：其实我在过去当兵的这些年里面，接触了一些农村女性，包括我们家的小阿姨、老阿姨、中阿姨……就是离我们所谓的现代文明比较远的吧。她们的讲话，你静静地听，静静地分析，你就会发现，真的，她们有一种非常宽容的心态。
许戈辉：说说你笔下的这些女性，她们身上具备的很多很美的东西。你觉得和你本身的性格特点，是不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严歌苓：我是很欣赏这些人，但是我真的是很惭愧，也很遗憾，我不是像她们这样很懵懂的、很自在的状态。有的时候我就变得有一些不自在、很忧郁。不自在的人怎么会快乐，对吧？
许戈辉：你在审视自己啊。可是你想想看，如果不是因为你的审视的话，我们可能永远也看不到作品里面那一些懵懂的人物，懵懂而自在的人物。
严歌苓：我想是，那我就拿我自己做一个牺牲好了。有的时候读很多书的话，这个人就失去了自在状态。
在严歌苓大部分作品中，男性都是被动的、灰色的。
而在现实生活中，她的另一半是位美国外交官。因受当时外交官不能和社会主义国家女性结婚的法律禁令，她的先生为这段爱情等待了十年之久。
严歌苓：我觉得我两个丈夫有很多很像的地方。我父亲老说，你找的爱人好像都是一个类型的。他说，用平常的话叫作没用场的，就是在社会上，他不是那种进攻性很强、很能张罗的那种人。但是他又学问很好，读了很多书，属于那种有才的。怎么讲呢？就是说能力高，心不高，就不想做很大。比如我跟我先生说，你有没有想到要做大使？就像拿破仑当时说的，一个好士兵要想到做将军。他说，我没有想到，我为什么要做大使？
许戈辉：你四岁的时候，就说过你自己想以后要出名，而且说要出大名。四岁的时候怎么就有如此的雄心壮志啊？
严歌苓：因为诗人在那个年代是最受人瞩目的。诗人走上台去，风度翩翩地念他们自己的作品，下面有那么多人为他们陶醉，送上掌声和鲜花，然后我就想，这才像一个真的名人，要做就这样很辉煌地去做，我小的时候就是这样想的。
后来参军，那时是一个小姑娘嘛，我就想我要嫁给一个营长就可以了，因为当时觉得营长很帅。然后一直到后来我又开始写作了，那么我就在想，搞艺术就是这样啊，要么你不要搞，要搞就搞到登峰造极。我爸爸和我爷爷都是那种属于性格清高的人，这都不是他们教导我的。他们都讲，不要这样，这样不好。
许戈辉：就是啊，你看你和你爸爸，还有你的两任先生多么不一样啊。
严歌苓：对呀，他们就是要做这个绿叶嘛。
许戈辉：看来只有他们这样的人才有可能和你结合在一起，才可能这样互相地包容，互相地接受。
严歌苓：对，年轻的时候会想，哦，激情，让你眩晕的那种激情才是爱情。现在就想想，那是激素所致，那种东西会过去的，它会被一种平和的、相依为命的、极其信赖的、舒适的感情所替代，我现在很enjoy（喜欢）这种舒适的情感。你什么样子，他都见过了，就是说你发脾气的，早上起来蓬头垢面的，生病的，睡不着觉的，写得鼻青脸肿的，什么样他都见过，他都接受了，他都欣赏了，我觉得情感到这个时候才是最最靠得住的。
这几年，严歌苓一直与外交官丈夫生活在非洲，从中国到美国又到尼日利亚，吉卜赛般频繁地空间转换使严歌苓常常感叹自己身处漂泊之中，“等我先生的任期结束，我可能还会回到非洲，法语的非洲”。她很享受非洲的淳朴生活。
许戈辉：现在应该是你最找到自我的一个阶段，就是生活里边最有成就感、也最自在的一个阶段。
严歌苓：对，是最不会失控的。因为就怕自己不能掌控生活，而让生活驾驭着我走。我现在就是不想做我就不做，那么有剧本来找我写，我可以不写，因为我写小说写得很得意、很开心。在台湾我的书出版得很好，大陆也有我的读者群。在美国，我的英文小说，直接用英文写的第一本小说，下个月要出版，应该说我很自由。我的中文是本职，是我的本分，那么英文和电影剧本是票，去票一把，反串一下，然后回到中文来。应该讲中文写作像我的宗教一样，我对它是非常非常虔诚和认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