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影简介：

    1962年生于重庆，作家、诗人。曾在鲁迅文学院、复旦大学读书。1981年开始写诗，1988年开始发表小说。代表作品有《饥饿的儿女》《水》《阿难》《上海王》等。

    导语：

    作家虹影注定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她的长篇自传体小说《饥饿的女儿》曾经轰动海外，不过在国内却引起了诸多是非。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她的长篇小说《K》成为中国第一部由法院判定禁止出版的小说，于是乎，虹影的写作和生活自然成了众人关注的焦点。不过她心无挂碍四海为家，周游列国去寻找创作源泉，任外面风吹雨打她依然笔耕不缀，有人评价她是女性作家中的“脂粉阵里的英雄”。

    许戈辉：没想到你那么爱笑。

    虹影：对，我一见射手座的人就笑，你完了。

    许戈辉：什么都被你了解了。

    虹影：对，我是一个上网的人，网是一个间谍，什么都知道。关于你的，基本我都知道了。

    许戈辉：那你别忘了，我也知道你。

    虹影：那好，那我们这样聊起来就比较有意思。

    许戈辉：我虽然知道，但是有很多东西我还不明白。比如说“虹影”这个名字，我不明白你是在什么时候起的这个名字，我只是在网上读到过这个“虹”就是“淫奔他乡”的意思。

    虹影：对对对，我知道你肯定会这样说的，你在网上看到的吧。

    许戈辉：那你的原名叫什么？

    虹影：我姓陈，我把“陈”字给丢掉了。

    许戈辉：原名就叫陈虹影？

    虹影：肯定不是，但是它的英文名字是这样的，护照名字也一样，至于“淫奔他乡”之意，实际取自《诗经》，言女子有行，应远父母弟兄，而且宜西不宜东。

    许戈辉：所以一切都在冥冥之中？

    虹影：仿佛一切都被固定在那里。不过我觉得姓是很不重要的东西，是外在的符号，没有什么意思，一个人的存在才是非常重要的。

    许戈辉：你这么一说，我觉得你的人生经历比一部小说还复杂、还曲折。

    虹影：对，人可能还要精彩一点，但是小说是一种艺术，我不知道我自己是不是一种艺术，所以我不敢这么说。

    许戈辉：那你自己觉得呢？

    虹影：我觉得我比较有意思。

    许戈辉：是，我觉得你全身上下都好像透着一种不一样。你觉得你身上有哪些东西是特别需要别人了解，而又被别人忽略了的？

    虹影：我是作家，最好是谈论我的作品。而有些人，总是想知道我所经历的很特殊的一些事。

    许戈辉：别人真的是很想知道。不光是你的作品不断地有各种争议，你的经历也经常被人谈起，大家在猜测：哪一部分是真的？哪一部分是小说？哪一部分是虹影在炒作？哪一部分又是她的心灵真的在诉说？这些我都很感兴趣。我们先说说你最近打官司的事情。那本小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据说因为这个官司，市面上都见不着这本书了。

    虹影：他们说《K》是一本淫书，是一本黄书，法院也是这样判的。

    许戈辉：哪个法院判的？判决结果是什么？

    虹影：吉林长春中级人民法院。我是第一被告；第二被告是《作家》杂志社，因为它刊登了小说，转载台湾出版的《K》；然后第三被告是《四川青年报》。关于这本书的判决结果是：我们三家一共赔了21万，说是侵害了对方先人的名誉权，这是第一个处罚；第二个处罚是这个书在大陆不准以任何形式出版。

    许戈辉：什么叫作侵犯了人家先人的名誉权？

    虹影：其实我写这篇小说，是由于我在西方住了10年，而以前在中国度过的日子正是我的成长期，对东西方的文化冲突和理解，我觉得自己可能比其他的中国作家要了解得多，有这个义务或责任来写一本有助于东西方相互沟通的书，在文化冲突不可调和的情况下，它有助于我们找到一个解决的途径。我写的是英国诗人朱利安?贝尔的故事。朱利安?贝尔是著名作家伍尔夫的侄儿，他像登徒子一样，人长得很漂亮，而且出生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家庭。20世纪30年代，他到武汉大学来教书，他特别同情中国的革命，渴望加入中国革命。我最先在图书馆读到他公开出版的诗和书信，书里还有一封遗书，我看了，非常感动。一个英国人为了表达对中国革命的同情，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这个故事真的震撼了我，所以我就把他的故事，按照真实的一部分和虚构的一部分放射出来了。而中国方面我没有任何一个人是用真实的名字。

    小说创作来源于真实生活。小说家有想象的权利，把真实生活重新塑造成另外一个世界。我觉得这不是关于我一个人的事，这关系到中国文学的前途命运。很多人认为我说这种话非常好笑，说我把个人化和国家化连在一起，其实不是。中国文学本来就是经历了很多的坎坎坷坷，应该说到了新的世纪，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景象，作家想写什么，一般都能够达到，如果现在在性描写或者其他方面，我们没有虚构和想象的权利，我们中国文学怎么走向国际化？怎么跟世界上其他的作家来一个较量？在这一点上自己限制自己，肯定是不行的。

    许戈辉：你是把这个看成一种标志，是吧？

    虹影：我觉得很重要。以前我说过：“我有9条命，跟猫一样，经过很多劫难、很多不幸，包括我的童年，我成长的那个时期，现在我还剩下一条命。”那么这一条命就要分成两半，一半我觉得我献给了文学，另外一半我一定要为作家的权利抗争到底。

    许戈辉：我忘了是哪一个机构评说，去年文坛上，你是最受争议的一个作家。

    虹影：我觉得受争议没有什么不好的。但是如果老把我放在这么一个位置上，我觉得非常地尴尬。为什么呢？误读这样的作品，是因为误看你这样的一个人。读者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永远搞不清楚。我们谈这个官司，很难有一个人比我更清楚了，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我觉得国内的媒体非常活跃，非常open，和以前非常不一样。媒体可以评出这样那样的角色来，对我也是一种变相的支持，我非常地感激。

    许戈辉：官司的事呢，现在有点说不清楚。接下来我特别想听的是，因为我看过你那本《饥饿的女儿》，我特别被震撼，可能和很多读者一样很好奇，说那真的是虹影自己的故事吗？

    虹影：绝对是百分之百的真实的故事。自传，就是自传，你可以沿着我书中描写的每一个地方每一个细节找到我的家。我觉得那里的人生活真是可怜，而我自己是非常幸运的，出生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那样的一个背景，如果我没有走出来，天知道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虹影的家就在重庆，在《饥饿的女儿》一书中，虹影描述了一个生于贫民窟的女孩的成长经历：她是一个私生女，从小没有父爱，在没有粮食也没有爱的饥饿中，她让自己与“历史老师”的xing爱充塞于自己的身体，以填补那恐慌、绝望和饥饿的深渊。童年和青年时代的一道道伤口，在多年之后，变得越发明白清晰。在承受这些天生的苦难的同时，虹影不止一次对自己说：记下这一切，让人们在蓝天下快乐而坚强地生活。

    许戈辉：这段经历你回想起来还是否觉得像噩梦一样？这不像大家经常所说的，童年是很美好的。

    虹影：我基本上就没有像样的童年，但是反过来说，因为童年，我才找到了写作的原因。

    我的作品总是和国家和历史变革联系在一起，这个国家发生了什么，总会反映到我的脑子里面，反映到我的作品里面。比如三峡大坝，从1992年人大通过修建三峡大坝的决议开始，我就没法把自己的注意力与它分开。长江是我们从小生活的地方。昨天有很多评论家在出版社搞了一个专门讨论《孔雀的叫喊》的会议，我觉得陈晓明说得特别对，他说我写三峡，根本不是因为现在三峡大坝6月份就要蓄水了，赶这个热点，而是因为长江和我的生命连结在一起。我就在长江边儿长大，我就是长江的女儿，我就是三峡的女儿，突然有一个大坝在我心中横着，你说我会怎么想？

    许戈辉：你能不能告诉我你童年的时候最可怕的经历是什么，让你至今还会经常做噩梦？

    虹影：我经常坐在长江边上，看船。有一天，渡船从对岸朝天门开出，朝南岸驶来，开着开着，突然就翻了。我看见那些人浮在水面，像一个个气球，不一会儿，那些气球都在水面消失了。这样的翻船，在长大的过程中，我似乎看过三次。我经常做梦，梦见我自己也在船上，落水了，我找不到救生圈，找不到救生衣，我就在水里挣扎，叫也叫不出来，喊也喊不出来，水淹没了我。

    这还不是最可怕的记忆。最可怕的就是去江边看死尸。到江边去，你会发现很久找不到的人，他们的尸体突然从一个回水滩浮起来了。浮起来的男女姿势都不一样，男的是脸背着天，女的是仰面朝天，而且如果是那人的亲人或者仇人去了，他的五官就马上出血。

    许戈辉：这个是传说还是……

    虹影：我亲眼见的。对长江我有可怕的记忆，也有美好的记忆。我父亲曾是船上的水手，他经常说起他在船上的经历。想起长江，我就会想起父亲，使我有一种动力。我写的小说几乎都跟长江有关，《K》是在武汉，《饥饿的女儿》是在重庆，《孔雀的叫喊》干脆就在三峡地区，包括重庆。我在长江流域建造我的文学王国，江水跟我个人的命运和作品息息相关。

    许戈辉：长江是你的一种给养，你直接从这里面提取了很丰富的元素。

    虹影：不管我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压力，遭遇到什么样的劫难，只要我回到长江边，我就能拿起笔来写作，我的原创力就在于此。

    许戈辉：在18岁以前，在你离开家之前，你就已经很爱写作了？

    虹影：那个时候就写日记，后来一步一步写诗，之后才是写小说。

    许戈辉：什么时候写小说的呢？

    虹影：1983年的时候写得比较正规，老用第三人称写，现在正好20年。

    许戈辉：真的？你觉得小说和诗歌对你来说有什么不同？

    虹影：诗在我的生命中很特别，我把诗比喻成我的血肉，把小说看成我的骨头，这两者谁也离不了谁。当我用诗歌表达我自己时，很难有人能读懂，能理解我的心，当我用小说表达我自己时，更多人能明白我想说什么。

    许戈辉：你的小说因为把它标明是自传体，所以很多人当然就会从这里面读到你真正的生活，可是中国人有一种文化习惯叫家丑不外扬，你的小说里面却把自己的身世，从父亲到母亲，到哥哥、姐姐、弟弟什么的，都写到了。你为什么会选择去写这些揭伤疤的东西，还不怕告诉人家说这就是你自己？

    虹影：我想这需要一种勇气。我18岁那年，我知道自己是一个私生女的时候，我觉得整个心都震裂开了，从小迷惑着我的许多谜，周围的人都知道，包括我的姐姐、哥哥和亲戚，就我一个人不知道，他们与我之间一直有着隔膜，我的邻居也因此而欺负我。

    当所有的谜底都被揭开时，我就特别想写，如果那个时候我写这本书，最多不过写成伤痕文学中的一本，或者说跟其他在西方出版的中国人写的控诉别人之罪的书差不多。这类书有一个特点——非常缺少一种自我反省、自我忏悔的精神，认为所有的错都是别人做的。

    18岁时我没写，一直等到16年后，我才拿起笔来写。这有两种原因。一是我已经心平气和了，不再带有个人的情感在里面。当我记述过去的一切时，我觉得就像做一个黑白的电视纪录片一样，把每一个场景，当年发生的一切都忠实地展现出来。我的笔就是一把手术刀，它把我自己毫无保留地划开。作为一个作家，很少人具有这种勇气。每一个人都会说，你不能这样做，首先我的家人肯定最反对。但我这么做了以后，我非常非常地释然，我觉得这本书达到了一种目的，就是让我的家人更了解我，更理解我。我的母亲非常地骄傲，再也不觉得因生下了我，就像霍桑的“红字”一样是一个耻辱在她的脸上印着。她当年抵制了一切把我生下来，把我养大，她觉得非常值得。另外，我想我也是为了最下层、最普通的不识字的妇女，为她们说话。她们有她们的情感，但是她们根本无法发出任何声音；她们的命运、她们的痛苦没有任何人能代她们表达。我觉得既然命运或者是上帝选择了我，我就有责任把她们的故事写出来，我有责任为她们说话。

    许戈辉：这种责任感你是怎么意识到的？18岁时你是怎么离家出走的？

    虹影：18岁时，每天都处在恐惧当中，因为我发现有一个男人经常跟着我。那天我终于忍不住跟母亲说了，我母亲马上反应特别激烈。在我的追问下，母亲讲了我是如何出生的，我有一个从未见过面的亲生父亲。于是我对母亲提出，我必须见这个人。

    在我的一生当中我跟他只见过一面，我和他见面的时候，他特别希望我叫他一声“爸爸”，但是我没有，我觉得我非常残忍。我写书的时候，也算是一种自我忏悔。他实际上也是为了我母亲，为了我们这个家，为了我，做了非常大的牺牲，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许戈辉：在那个时候没有叫他爸爸是因为你恨他？

    虹影：对，我觉得我受的所有的痛苦，经历的一切都是因为他，那时我根本不理解他，也不理解我母亲，觉得我母亲对我特别不好。现在我明白了，我写了这本书，并且把这本书献给她。实际上母亲是没有办法，她很爱我的生父，但是我们家里有5个小孩，我父亲眼睛又瞎了，她没有办法跟我的生父走，只能靠她的体力来养活这个家。

    带着生父攒给她的微薄的盘缠，虹影离开了家乡重庆，开始流浪于各个城市之间。她考上了鲁迅文学院和复旦大学作家班，告别了过去的世界，开始了新的生活。

    许戈辉：能不能告诉我，18岁时你为什么要离开家呢？

    虹影：当时我爱上了一个人，那个人自杀了，那是我第一次恋爱，这一切突然发生在我知道自己身世的那几天，很多偶然性你根本无法去解释，但偶然性就是必然性，我决定离家出走。

    之后我有10年的时间在路上。你知道1976年打倒“四人帮”后，在80年代的中国文化艺术界出现了一个非常灿烂的百花齐放的新局面，我们称之为黄金时代。无论是小说电影，还是诗歌绘画，都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状态，出现了很多很优秀的人。

    许戈辉：在那一段时间里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思想在影响着你呢？

    虹影：有很多的人，我无法一一说他们的名字，这完全出于一些特殊的原因。

    在80年代，我觉得我们那一代人的思想和行为都走得非常远，和西方的60年代有些相似。我们爱上谁，当天就跟这个人在一起了，不管他的身份，他有钱没钱，不在乎他做什么，我们只是喜欢这一个人。那个时候我们经历的，不管是情感还是性，都是到了一种非常自然的状态，对我的整个生命而言，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跳跃。

    许戈辉：你觉得那个阶段是一种从封闭突然间走向开放的状态，是一种特别不成熟的表现，还是特别成熟的表现？

    虹影：不能用成熟或不成熟来说，它是一座冰山突然倒下之后，冒出的一种特别奇异的树或者是花，我们就尽情享受这花或这树和新鲜的空气。那个时候出现张艺谋、陈凯歌、陈丹青，还有很多优秀的小说家，包括莫言、余华，还有很多很多的人，一点都不偶然。

    许戈辉：还是给我具体讲一讲你那个时候的经历吧，因为你18岁以前的经历，我们更多地可以在小说里面看到，而你出国之前很重要的那一段经历，比如《康乃馨俱乐部》什么的，我们了解的渠道相对比较少。

    虹影：《饥饿的女儿》里，我主要写18岁的时候怎么发现身世、离家出走，至于我在路上的10年，我想那是另外一本书，我以后会写。

    说到鲁迅文学院，我曾碰到一个大学教授，他问我是否在鲁迅文学院待过。我说对，我在那里待过。他的眼光马上就变得很瞧不起我。我一问他，他索性就说：“听说鲁迅文学院是一个大淫窝。”他说：“你们那些作家，不分男女，都是孤身男女，同住一栋楼，不出事儿才怪。”在这种人的意识中，一个女作家进了鲁迅文学院，或一个男作家进入了鲁迅文学院，他们绝不会管住自己，必然在里面乱搞。这是不对的，但是人的观念就那么陈旧。

    其实我们进了鲁迅文学院，并没有像那些人说的那样，但是我们的思想肯定是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那个年代完全和现在不一样，刚才我已经谈到了，紧跟着就是***年，每个人都有天翻地覆的变化。之后我写《康乃馨俱乐部》，好多人都觉得我特别女权。就我个人而言，我非常反感“女权”一词，为什么我们不说男人“男权”？从来没有人说“男权”。《康乃馨俱乐部》里面涉及一群女大学生、女研究生，她们组成一个同性俱乐部，穿皮裙短衣，紧身的，非常性感，非常妖艳，半夜开着吉普车出去，干什么呢？去对抛弃她们的男人进行报复，报复的手段非常极端——用剪刀把他们的性器官给阉割掉。这实际上是一种象征，男性的性器官被阉割掉会怎么样？

    我在复旦大学时，曾和几个女友坐在银座聊天，其中有被男人抛弃的，非常痛苦，绝望到想要割腕自杀。大家想了很多很多的办法来报复男人。我说我这个人没什么本事，倒是可以为你们写一部小说，所以我就写了这么一个小说。

    这个小说在《花城》杂志发出来，她们读了特别痛快，说，好，把他们阉割掉了。很多男人却不干了，写信去杂志社抗议。一些男编辑、男评论家，因为读了这个小说，对我很排挤，写文章痛斥，说女人如果都是这样子，我们男人该怎么办？怎么活？

    在路上的10年，虹影尽情体味着外面世界带来的每一次奇迹、邂逅和惊喜，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她遇到了生命中的另一个男人。

    许戈辉：那你是一个曾经被很多男人伤过心的女人吗？

    虹影：我想我是的。很多男人都伤过我的心，就像我伤过他们的心一样。比如，有一个很爱我的人，偶然发现了我不是处女，觉得自己上了大当，他一向认为我很纯洁，怎么会不是处女呢？他觉得简直受不了，当场就把酒杯给捏碎了，从此以后把我的信到处给人看，这对我是特别大的伤害。因为我不是处女，我就该被侮辱不成？像《饥饿的女儿》里面，我说我就没有那张***，但这不能代表没有一个女性的贞洁。

    许戈辉：当那个男人因为这个而鄙弃你的时候，你的心里还是承受不了。

    虹影：现在很多男人都希望找一个从来没有过X生活的女人，非常荒唐！他们把这个东西看成区别好女人和坏女人的标签，不是太可笑了吗？

    许戈辉：是。我想可能在十几年前，这一点足以伤害到很多女人，但是现在有很多人不在乎别人是怎么看自己的。

    虹影：我碰见后来的爱人，第一句话就告诉他，我不是处女。他说我就喜欢你这样的女人。所以我们三分钟不到，就谈得非常投机，三个小时不到，他就向我求婚，我非常高兴，男人也有不一样的。

    许戈辉：三个小时不到他就已经向你求婚了？这点你还要更具体地给我讲讲，我觉得这个经历特别有意思，为什么你总像一本书一样？

    虹影：那我就说说我爱人。

    许戈辉：你们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认识的？

    虹影：应该说我是对他心仪已久，特别奇怪，如果男人来追我，有点麻烦，一般很难追上。如果这个男人我很喜欢，我就喜欢我去追求他，我这个爱人应该说是我追求他。你想我跟他见面，我就说我不是处女，那实际上就是一种信号。当时他见我的样子特别奇怪，我穿了一身红颜色的裙子，皱巴巴的。他怎么说呢？他说：“虹影，你肯定是从另外一个男人那里来的。”

    许戈辉：我说你们两个用的这些言语都太有挑战性了。

    虹影：我说不错，那你怎么想？他就一笑。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个男人能够理解我。我们到外边去吃饭，在积水潭一带。那是一个夏天，我们走了很久很久的路，要找一个有空调的地方，那个时候有空调的地方非常少，终于找到了一家餐馆，坐下来之后我就点蜗牛，蜗牛特别好吃。但他没吃，他就像你的眼睛这样，亮亮地看着我，笑笑的，我就有点不好意思，就开始打岔了。我不像一开始那么有进攻性，而是一下子恢复了我的本性，特别害羞。我跟他说，我特别喜欢海水，海南岛的海水是一层一层的颜色，墨蓝，浅蓝，然后淡蓝，就是你衣服这种蓝，最外面的那层海水是透明的。我说海南岛的仙人掌有半人高，花的颜色是粉红的。我跟他谈景物、谈诗歌，他就像你这样一直笑着，一直没吃东西，我知道我心头特别虚伪，我承受不了。

    许戈辉：你们两个太有意思了，先来个先锋派的，然后是传统的。程序给反过来了。

    虹影：我特别不好意思，天南地北地乱扯，古今中外的书，说得很奇怪。

    许戈辉：然后他就向你求婚了，就是一顿饭的工夫？答应了吗？

    虹影：没有。

    许戈辉：你惊讶了吗？

    虹影：我一点都没惊讶，我觉得好奇怪。他看我眼睛时我就感觉很特别，这个人真的是特别。

    许戈辉：不过真的，你的经历，第一，特别戏剧化；第二，特别有电影的镜头感。真是很奇怪。你说你这样的人，你这样的经历，你不写小说你干吗！你刚才跟我讲的，我觉得要不是你亲口告诉我，我怎么能相信这个人三个小时就向人求婚？关键是他向你求婚不是开开玩笑就算了，大家一起到现在，有多少年了？

    虹影：我们不说结婚，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许戈辉：后来你就飞到广州去了？

    虹影：我飞到广州去了。我在广州有一个做生意的特别有钱的女朋友，跟她见面之前，我就在旅馆里与她通电话说，我碰见这么一个人，特别喜欢他，特别想跟他上床，但是我没跟他上床。为什么呢？因为我太喜欢他了。然后还说，他向我求婚，但是我不想跟他结婚，因为我特别怕婚姻。

    许戈辉：你之前有过婚姻的经历吗？

    虹影：没有。我觉得婚姻只会使男女之间的关系特别固定化，停滞在一个水准上面，没有发展，那个时候我特别欣赏萨特和波伏娃的这种不结婚的方式。

    可是他找不到我，我自己悄悄走掉了。那天我特别孤独，正好躺在床上，一想起从前，更加绝望，好像过去那些事情又全都来了。我觉得不能接受他这么一个人，因为我没法把以前的那种黑暗给推开掉。这时，电话响了，是他打给我的。

    许戈辉：他怎么会找到你的呢？

    虹影：他这个人特别聪明，拐了很多弯费了很多周折，而且是在他临出国之前找到了我，给我打了一个电话，第一句话就是：“你不愿意嫁给我吗？”

    许戈辉：你都崩溃了吧？

    虹影：是的，我根本不好说，那个时候我根本什么话都说不出来。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要回复旦大学，我把我的电话号码告诉了他。我回到复旦大学，住在六楼，几幢楼只有收发室有一个公用电话，守电话的阿姨总跑到楼前叫：“605室的虹影，国际长途！”我要下六层楼去接电话，动作很快，经常鞋都来不及穿，赤脚飞奔下来，因为很多人等着接电话。有一次我的脚被一块碎玻璃划破，血都流出来了还不知道，等到接完电话上楼时才发现，才感觉到痛。我看见玻璃窗前有一面镜子，我整个人都变形了。

    难道爱情会回到我的身上？我真的相信一个男人会爱我，我也会爱他？那天的月亮特别圆，我想一切都不用解释了，可以和这个男人在一起。跟他在一起，肯定是一种天意。

    许戈辉：那么找到他之后你觉得你的心就真正安分下来了吗？

    虹影：我就做了一个良家妇女。我觉得我碰见他之后，我更有女人味，或者说我的心思完全就在这个人身上了。我主张的，是像萨特和波伏娃的状态。

    许戈辉：还可能有各自精彩的生活吗？

    虹影：对。

    许戈辉：还可以？因为彼此都达成这个协议，很认同这种状态？

    虹影：对，不过不用达成协议，就是一种默契。

    许戈辉：你特别喜欢这样的生活？

    虹影：对，我特别喜欢这样的生活。

    许戈辉：在西方人的眼里你一定是非常中国、很有东方魅力的那种女人，所以追求你的西方人一定很多。

    虹影：对，对，别人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但一些中国人，甚至包括我的朋友，对我的谣言特别多。不是有人说过吗，说我从东睡到西，从南睡到北。从南就是说我是从四川来的，从东就是说我是从中国到西方的，其实根本就是对我太夸奖了。你想我写长篇小说，根本就没那么多时间。有人说我有爱人养着我，这也是不真实的。到了伦敦之后，为了经济上独立，我做过时装模特，养活我自己。摄影师喜欢我的脸，认为有东方味。

    许戈辉：你觉得自己美吗？

    虹影：我觉得我的心灵是美的。

    许戈辉：你这个回答有点像以前的那个采访，你说你最美。

    虹影：我根本没说过这话，什么国际美女作家？我只在王朔的网站聊天时，说过中国女作家中，我可能在镜头前面是最美的。为何说镜头？这就是调侃，镜头是最虚假的，难道还不懂吗？

    文坛既可说美女作家，也可说美男作家，什么帅不帅或者丑不丑，文坛就是文而谈之，热闹，其实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少不得闲言碎语。完全没有闲言，都成了君子，也不像艺术圈了。

    我不喜欢用这个做炒作的资本，是不是美女或者美男作家，我想大家看完文章以后，再看看这个人，心里就会有数了。而且这样的问题应该是读者或者观众来回答，不应该由评论家来说。

    许戈辉：那你喜不喜欢别人叫你美女作家？

    虹影：我觉得非常地荒唐，这是两个不相干的事情。作家要靠作品，长得如何是另一码事。

    许戈辉：你在伦敦的那一段写作生涯是你最主要的作品写出来的时候吧？

    虹影：在伦敦的生活，应该说是我一生当中比较重要的一个阶段，虽然实际上那时候我也不经常待在伦敦。从1995年开始，从我的作品被翻译成西方文字开始，到现在一共有20余种文字，三部长篇在世界各地翻译出版。

    许戈辉：我记得你曾经不止一次地强调你特别自豪，因为你是一个在西方靠写汉字为生的中国女人、中国女作家。

    虹影：是中国女人。

    许戈辉：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会为这一点自豪？

    虹影：西方是西方人的世界，别说是中国人，就是他们西方的作家，要进入他们的世界，要出版那么多书，有那么多的评论，受到欢迎，进入畅销榜，那都是很难的，而我这么一个人，靠我自己的这种能力，打开了一个世界，所以我非常地自豪。

    许戈辉：你觉得你是靠什么征服西方读者的？

    虹影：靠我的作品，真实和艺术上的魅力，你读了我的书就没法放下。我的书最早是靠口碑相传，你读了那本书，感觉很好，告诉他，他又告诉另一个人。

    许戈辉：刚才我们谈到的一个问题，我想再补充谈一下，因为我觉得那牵扯大家对虹影的误解甚至是曲解。你说有些对你的传闻是非常不正确的，就是那种说法：从南睡到北，从东睡到西。你觉得是他们所说的不是事实，还是说你对他们所说的这个“睡”，与你的理解价值观不同？

    虹影：他们所说的这个“睡”，价值观和我的理解完全不一样，本来我肯定要睡啊，只是我睡的方式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

    许戈辉：我还是有点不明白。

    虹影：我本来就要睡，人人都要睡觉，与他们说的那个“睡”不一样。

    许戈辉：那么你的意思是，我没有睡，还是说我是睡了，但是我认为这种睡没有什么不行，我想爱那个男人，我就和他睡，我并不是靠“睡”去为生的？

    虹影：我肯定睡，因为我爱什么人，这跟别人没有关系，只跟我自己有关系，这是第一；第二我觉得关于这个“睡”，我们的理解不一样，有时候“睡”是带有感情的，有时候“睡”是带有一种生理的纯粹性；第三我觉得这个“睡”是这样的：我的成功并不是“睡”出来的。为什么？因为我的出版商——西方的出版商几乎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女人，那你也可以说我在搞同性恋，这么说我也没有办法。

    许戈辉：我从你刚才说的这话里得到的信息是：我和谁睡那是我自己生活上的选择，但是我没有靠睡来让我的作品进一步得以推广，我不是靠睡来写作的。是这个意思吗？

    虹影：就是。

    许戈辉：那我就明白了。你现在大部分时间是在哪儿？是在伦敦、重庆还是在北京？

    虹影：最近这一段时间我在伦敦，然后我到北京、菲律宾、香港，之后我马上得回到法国参加一个会，然后又要到意大利，再回到伦敦，可能又会回到北京。

    我总说我是一个飞人，我老是在机场，有时候我没带电脑，我在机场的网吧里面回信，说我现在在机场，你怎么样？如果想找我，那可能的地方之一就是在机场。

    许戈辉：你马上又要回重庆对不对？你每次回重庆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虹影：我马上就会回重庆看我母亲，同时签名售书。每次回重庆我都会打一个冷战，一下飞机我就想这是我的重庆吗？我记忆里的重庆是这样的吗？变化大得让我完全认不出。对重庆的记忆里包括了我的生父、养父，还有我的母亲，我的姐姐、哥哥，其实我对他们有很深的爱，所以写这个书也是对我那些已经不在人世的亲人的一种怀念。

    许戈辉：你能不能用最简单的话来形容一下伦敦、北京和重庆这三个城市对你不同的影响？

    虹影：重庆是我的根，是我的母亲。伦敦是我的情人，异国情调，是我生命的一个转折。而北京对我最重要，就像我的丈夫，我觉得我无时无刻不跟他在一起，我在这城市爱过许多人，也有许多人爱过我。要是我很久没有回到北京来，我的心头就特别地不自在，就像一个人缺少新鲜的空气。我想北京象征中国，伦敦是情人，情人就是情人，而母亲她永远在那里等着我。

    许戈辉：那你的丈夫必须非常宽容，允许情人的同时存在。所以中国就必须允许虹影经常浪迹天涯，最终还要回来。

    虹影：我是一个在自己的文学世界里的漫行者，永远漂流在生活和想象的世界里。但是重庆、北京、伦敦是我一生最记得住的三个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