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冠中简介：

    吴冠中（1919-2010），江苏宜兴人，当代画家、油画家、美术教育家、散文家。1942年毕业于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曾任教于国立重庆大学建筑系；1946年考取教育部公费留学，1947年到巴黎国立高级美术学校，1950年秋回国，先后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清华大学、北京艺术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代表作品《长江三峡》《鲁迅的故乡》《春雪》《长城》等。

    导语：

    吴冠中曾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大厅里举办了自己的画展。对于年轻的学生们而言，能够在校园里如此近距离地与当代艺术大师接触，近距离观摩大师的作品，机会实属难得。吴冠中不仅是当代著名的画家也是美术教育学家。作为善思考的艺术家，他勤于著述，立论独特，而且文字生动流畅。其中关于抽象美、形式美、形式决定内容、生活与艺术要如风筝不断线等观点，曾引起美术界的争论。

    已经87岁的吴冠中老人，至今依旧笔耕不辍，2005年、2006年连续两年举办年度新作品展。不断地拓新，被老人视为生命延续的动力。在这次新作品展的序言中，吴冠中写道：“老年，明悟自己的生命近尽头，虽然‘希望’永远在诱惑所有的人们。如果失去了‘创造’的激情，失去了‘希望’的诱惑，我想也就失去了生之欲。”

    画家

    吴冠中是一位学贯中西的艺术大师。几十年来，他一直探索着将中西绘画艺术结合在一起。吴冠中早期的作品多以江南水乡为题材，画面充满诗意。近年的画风有些变化，更多以粗线条来自成意境。

    吴冠中：创造任何一个作品，它都是忘我的，必须有一种忘我的精神，什么功利都不考虑。像猎人要打豹子，你要追那个豹子，在追打的时候，你什么都忘了，哪怕地上是坑，都管不了，只想把那个猎物打到。所以当时追那个画追自己想要的艺术，一定要把那个画搞完以后才能够放心下来，那时候胃才开始工作，才能够吃东西，才能够喝水。在这个之前，什么都停下来了。所以这比妇女生孩子还要痛苦。

    许戈辉：您是这么形容的，比妇女生孩子还要痛苦，我就经常看到您的文章里出现“怀孕”两个字。

    吴冠中：确实是这样的。“怀孕”最困难了，画家一般不容易“怀孕”，他能“怀孕”，他能够成长，他将来“分娩”不是很大的问题，关键是能不能“怀孕”。我们很多画，都是叫“无孕分娩”，没有“怀孕”，他就画画了，实际上他没有真感情，是这样的。所以文艺作品，不完全是哪一行的，是文学或是美术的，他必须有真感情。没有这个，他照样可以画，大家都会画。但是要的是艺术，而不是技术。

    1992年3月26日-5月10日，伦敦大英博物馆推出吴冠中个人画展。画展收录了他自1970年以来所创作的油画、水墨和素描共44幅作品。这是大英博物馆第一次为中国在世的画家办展览，这也成为吴冠中绘画生涯的里程碑。

    多年来他致力于油画民族化与国画现代化的探索和创新。素面朝天的作品背后往往蕴藏着浓艳炽烈的情感。而由创新所引发的艺评界的争论，却也伴随了吴冠中几十年。

    许戈辉：您是在您的国画里引入西洋画派的，像这个“面”，还有在西洋画派里引入国画的“线条”。我觉得在不同的时期，您一定也遭受过一些争议，比如说吴冠中的画，中不中，西不西。那您面对这些争议的时候，您自己……

    吴冠中：不仅是不同的时期，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不认你是中国画，你这是西洋来的，不是国画什么的。这个问题在我看来，不值得一争。因为我们古代的审美同西方的审美，实际上美的本质是一样的，真正的好东西都是相通的。

    香港的《资本家》杂志创刊号载文说：吴冠中的绘画充满了最能集中反映本世纪中国艺术面貌的各种特点，即东西方艺术的汇合与杂交。

    吴冠中比其他受到西方艺术影响的中国画家都要走得远。

    吴冠中：我在报告里还打过一个比方，就是说中国古代的很好的东西，同西方现代的很好的东西，好像差距很远，时代也不同。我说它们是哑巴夫妻，虽然语言不通，但他们是相爱的。我一直是这么比方。我们的作品，不管你是用什么材料，不光在中国能够欣赏，在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地域的人也都能够欣赏，那才是艺术品。我的作品怎么样能够感动人，就是更重视真的感情。假设在技法上有时候生疏一点关系不大，但是它主要是讲真话，好像你们广播，宁可口齿不流利，但讲的话是实际的，我就爱听，就怕讲那个虚伪的流利的话。

    许戈辉：我要记得您说的这话，宁可讲不流利的真话，也不要讲流利的假话。

    回首来时路，对那份“真感情”的追逐，竟一直牵引着吴冠中的人生方向。就像一只翻飞在林间的美丽蝴蝶，吴冠中一路追着它从年少走到暮年，从故乡宜兴远赴巴黎再回到祖国。蝴蝶的美丽身影一直不曾让吴冠中迷失方向，而路边丛生的荆棘却让路上的行者遍体鳞伤。时至今日，吴冠中还是把这条不归路称为“歧途”。

    许戈辉：我记得我读过您的一句话，特别喜欢，还特意抄下来，是您在文章《歧途》里面说到的。您说人的一生只有一次选择，您坚持向自己认定的方向摸索，遇到歧途，也不大哭而回，错到底，作为前车之鉴。我觉得您的这番话，表达了自己的一种即便是悲情但也义无反顾的那种坚定的决心。

    吴冠中：因为我原来是在浙江大学里面一个工业学校学工科的。

    许戈辉：而那个时候学工是有前途的，所以全家都以您为荣。

    吴冠中：很有前途，而且很难考，浙大也是名校。家里就说将来的生活有保障了。那么后来去参观了杭州艺专，第一次看到美术品，看到那么多油画、雕塑什么的，那么美，我一辈子没有见过这么美的美术品。因为过去没见过这样，这就像是初恋，第一次看到这个，看到人是那么美丽，可以说是恋爱，什么都不要了。那时候大概也就十六七岁，高中了，自己有独立的想法了，觉得我什么都不要，我什么都可以牺牲，我一定要爱上她，所以变成初恋的感情。学艺术是要受穷的，我觉得我是属于我自己的。甚至我觉得父母他们那么爱我，但这也是个包袱，觉得如果没有父母爱我的话，我会很自由。我要毁掉它也可以，但是另外有家属，就觉得不能那样，所以矛盾。我既然选定了就不能改了。但却很幸运，这是不幸的幸运。后来我们国家打仗了，老百姓都去流亡了，家乡都沦陷了，父母也没有消息了，从此断了许多年，一直不知他们在哪里。当然他们忧虑、担心等等，但对我讲来，我可以暂时看不到他们的悲哀，他们认为我也许死了，也许怎么样了，那么我倒觉得，我这个时候可以拼命地搞我的艺术了。

    1936年，吴冠中违背父命，执意放弃了已就读一年的工科专业，考入国立杭州艺专。后来，吴冠中把当时的杭州艺专比喻成法国美术院校的中国分校，因为当时艺专的林风眠①、吴大羽②、刘开渠③等教授，几乎是清一色留法的。而那时的吴冠中和同学们也早已爱上了塞尚、梵高、毕加索这些还完全不为中国人民所知的西方现代美术大师。

    留学

    1942年，吴冠中从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毕业。4年后，他的人生发生了重大转变。

    吴冠中：当时都想到法国去学美术，但是抗战出不去。日本投降以后，教育部觉得日本投降了，国家要兴盛了，就搞公费留学考试，送到英、美、法、丹麦这些国家，送了100多个。那是8年来第一次送公费留学生。全国有9个考场同时考，人也很多，每个科目都是只取前两名，这个考试就很难考。考试很紧张，竞争很激烈，差一分你考了个第3名，差一分也考不上，所以这对我来讲是生死挣扎了，是生命中很大的一个转折。如果这次考不上，那我根本出不去。出不去的话，我的人生轨迹会有很大的改变，会完全不一样。

    1946年，是吴冠中人生中最值得纪念的年份。他在这一年中同时尝到了“洞房花烛夜”和“金榜题名时”的大喜滋味。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公费留学绘画专业的名额，得到法国最高美术学府——巴黎国立美术学校的入学资格。次年，他和百余名留学生踏上了远赴欧洲的“海眼”号轮船，开始了充满激情和梦想的留学之旅。

    许戈辉：我看到您的画上有一个题名“荼”，如火如荼的“荼”，这个字怎么讲，您怎么会给自己命名为“荼”？

    吴冠中：这个字本来是强烈的意思，如火如荼嘛，如火，是强烈的意思。还有呢，因为都是油画，开始都是画油画，用油画笔签名。油画笔不好写，不像毛笔那么方便，所以写一个“荼”字就代表了。不要写“吴冠中”3个字，少写一点。写洋文就好了，像毕加索一笔勾就签名了，但中国字写起来比较麻烦，不好写，所以写一个“荼”字比较简单。

    巴黎，这个世界的艺术中心，让吴冠中大开眼界、如饥似渴。对艺术的热爱，让他心中燃起了熊熊烈火，就如同他的笔名“荼”字一般炽烈。每当课余闲暇，他都扎在各大博物馆和古文化遗址中，疯狂地汲取西方文化的养分。在国立巴黎美术学校中，吴冠中先后进入丢巴(J.Dupas)教授和法兰西学院院士、美术界一代巨子苏弗尔皮(J.M.Souverbie)教授的工作室学习。

    许戈辉：我记得您曾经说过，说在法国学习的时候，苏弗尔皮教授有一句话，对您有影响，他说小路艺术是娱人，大路艺术是撼人，是震撼的“撼”。

    吴冠中：对，震撼的“撼”，这个很重要。因为他是我的主要导师，他就讲艺术有两路，一路是小路艺术，他叫Mino，他说艺术是娱人耳目的，让你感觉到好看、舒服。他认为这是漂亮，他是把漂亮和美分开的，漂亮和美不是一个字，法文里也不是一个字，不是一个概念。一个是漂亮，一个是美，他的意思是说要走小路艺术是漂亮，是使你感觉到耳目舒服的；大路艺术，它是震撼你心魂的，这是完全不一样。所以觉得应该走大路艺术，它震撼的是人的心魂，这让我有很深很深的印象。从这一点讲，我们把艺术看得非常神圣，比什么都伟大，当时是这样。那时候我想成为很大的艺术家，很想有成就，所以就不管一切，也不管法国的优越生活，等等。我想的是怎么样能够搞出真正的好艺术来，在这种情况之下，后来回国了。

    法国作为世界艺术之都的诱惑，使吴冠中在去与留之间，不断犹豫徘徊。

    许戈辉：在那个时候，您没有犹豫过吗？您没有考虑过，国内是经过了战乱的，而法国一直是一个艺术的殿堂，您是否应该留在法国？

    吴冠中：犹豫，不只是我犹豫，我们所有的留学生都犹豫，这是我们的生命选择。我们一会儿想回来了，一会儿又不想回来了，这是主要矛盾。像我们这样，过去也穷惯了，倒并不觉得法国一定生活好，认为我们穷困就一定想过好日子，不是这种想法的。我们是想怎么样艺术能够上去，法国是世界艺术的心脏，当然见得也多，可能发展得更多，回来可能就闭塞了。

    生活还是其次，法国是过得好一点，但当时也不大好，战后的法国也很可怜，生活也是这样。那么回来当然更糟糕了，但生活不是主要的。想回来就是说，在自己土地上是不是没有那么多失落感了。因为在国外，人家歧视你，在教室里，老师、同学中间，都觉得你画得好，但是你出了学校到街上，法国人都瞧不起你。那时候中国人很少，他们看到我们是黄种人，以为我们是越南人，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他们一般歧视得很厉害。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不可能成为一个大艺术家。最后觉得还是应该回来。

    回国

    1949年，游历欧洲的留学生们即将结束自己的学业，这时的祖国正发生着翻天巨变。留在国外还是回祖国去，吴冠中和同学们又一次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在给尊师吴大羽先生的信中，吴冠中说：“踏破铁鞋无觅处，艺术的学习不在欧洲，不在巴黎，不在大师们的画室，在祖国，在故乡，在家园，在自己的心底。赶快回去，从头做起。”法国导师苏弗尔皮教授听闻吴冠中要离开，遗憾地说：“艺术是一种疯狂的感情事业……你似乎应该回到自己的祖国去，从你们祖先的根基上去发展吧。”

    吴冠中：梵高在一封信里讲，他的兄弟说你是麦子，你的位置是在麦田里，你不要在巴黎浪费你的生命了。这个话对我影响很深，我觉得我也是麦子，我不能在巴黎开花，应该种到麦田里去，这样就回来了。当时我们在政治上很幼稚，因为国民党很腐败，我们很讨厌这个政府，那么共产党呢，我们也不了解，没有看过马列主义。当时宣传的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至少是对帝国主义不怕了。在这种熏陶之下，总的讲政治上我们是拥护共产党来把新中国建立起来，因此我们是抱了很大热情回来的。回来后，政治上，他们也还算不错，有专门接待留学生的，比较优待，给分配工作等。但是后来发现根本的问题，因为我们是把艺术看作是唯一的上帝，一切都为它牺牲，但是列宁讲的是“文艺是政治的螺丝钉”，毛泽东讲，“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因此艺术完全变成打工仔，艺术变成政治的打工仔，这对我们来讲是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回来最大的打击是这样的。

    1950年，吴冠中回国后便到中央美术学院任教，向学生们介绍西方现代绘画，将艺术称之为“疯狂的感情事业”，强调自我感受、感情独立、形势法则等观念。然而很快，在文艺整风中，他被划作“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堡垒”，并被批评道，“自然主义是懒汉，应打倒，而形式主义是恶棍，必须消灭”。

    吴冠中：但是我又不愿意屈服于那些东西，也不愿意搞。而且我讲的就是苏弗尔皮说要搞大的艺术，要搞感人的艺术。什么东西感人呢？穷困，贫穷落后的中国是感人的，因此我想的一些题材都是我们故乡的，比如死了人送丧的，农村的渡船里那些可怜的老百姓，我是想画这些东西。

    许戈辉：显然在那个时代是不可能的。

    吴冠中：统统通不过，都不能画。所以就是“死胎”，胎死腹中，永远生不下来了。

    由于不愿按照当时的流行模式画人物，吴冠中在中央美院期间创作的人物画，都被扣上了“丑化工农兵”的帽子。1953年，无法在中央美院待下去的吴冠中，被调往清华大学建筑系。尽管被挤出了全国最高美术学府，但他的艺术抱负并没有因此而收敛。

    吴冠中：只能离开中央美术学院了。因为中央美术学院是一个最焦点的文艺的观点，思想的观点也可以说最极“左”的。那么我就到了清华大学建筑系，就是教技术而不是艺术了。所以没有思想意识问题，反正是在边缘了。但我还是不甘心，还是想搞自己的东西。我一看这个大势啊，我是拧不过这个时代的，那你又不能妥协。因此我学风景画，搞风景。风景、祖国的土地、大自然，它与社会的冲突不那么尖锐。而且王国维当时讲，一切景语（风景的语言）皆情语，都是感情的语言，景里面都是有情的。所以我想从风景里面来表达我的感情。就从鲁迅的故乡开始，从我的故乡开始，宜兴绍兴，到江南，从那里开始，从家乡的风光、风景里面来开始走这条道路。

    尽管曾经钟爱着人物画，文艺界领导一番“风景画无害论”，使吴冠中感到觅见了奔向自己目标的独木桥。然而这座独木桥是通往天堂，还是地狱，又有谁人知晓？吴冠中19岁的时候，为自己取了笔名“荼”，喻示自己如火如荼般强烈的性格。在留学巴黎期满面临去留抉择的时候，为了能够创作出震人心魄的作品，吴冠中决定丢下西方的艺术摇篮，奔回自己的家园——祖国。然而他的艺术抱负、他坦率并执着的性格，都如同是当时环境中的一根芒刺，遭到了猛烈的批判与打压。在一个艺术家将近二十年精力最为旺盛的创作期，吴冠中经历着人生最炽热的考验。

    吴冠中：我的幸运，也是我的苦难，我的遭遇。也就是说在国民党时代，这么腐败，这样贫穷，然后遇到八年抗战，流浪、落后、苦难都尝过了。后来一下子好了，到了巴黎，西方的花花世界什么都看到了。回国后，却是另外一种形势。经过这样几种反复以后，我把客观情况看得很清楚，如果我没有能够在年轻的时候出去，可能我都比较相信，对什么东西都容易相信。正因为像我这样经历了那么多，我不容易相信，我会有个比较，到底哪个是真理，哪一部分是真理，所以我坚持我相信的东西。

    “文艺整风”后，吴冠中不得不放弃人物画，开始创作风景画。他背着画箱到处写生，有人以为他是修雨伞的，还有老太太问他是否下乡来收鸡蛋。浪迹天南海北的写生，让吴冠中找到了宣泄对艺术的爱的出口。

    然而“文革”爆发后的5年里，吴冠中却一直没能摸过画笔。直到1972年他下放到农场，管理有所松动，他才被允许在个别的星期天画一点画。

    许戈辉：那个年代还要（把画）藏起来，或者是撕毁。

    吴冠中：像裸体、人体那就得毁了，不毁就不得了。在法国画的那些东西都是人体，红卫兵也来毁，否则影响到你一家的生命安全。后来到了农村劳动，画的一些都是庄稼、麦田，那些东西就无害了。有时候可以画一点，但是有时候部队领导看了之后也批判，“你又画画了，你又搞什么”，就是这样。我那么辛苦画了之后送到老乡家里，藏起来。

    许戈辉：那您刚才说的这一段，是被称为“粪筐画”的那一段吗？

    吴冠中：对，那时候就在农村。开始不让画，到后一阶段松一点了，可以画一点。没东西，于是就把粪筐找来当画架，找农村用的那个黑板，纸压的，拿来刷个胶，当油画板用。用这些材料，在农村画，画了一些东西就藏起来，藏在老乡家里，不让指导员知道。

    许戈辉：在这个过程中，您有没有过非常苦闷的时候？

    吴冠中：苦闷很多，都是回来之后，在文艺思想上的苦闷。每天要被批判，经常是报纸上批判我，或者在学校里批判我。我经常是批判的对象。当时我老伴跟着我，她也知道我的苦闷。

    许戈辉：怎么样排解呢，怎么样度过这段苦闷的日子呢？

    吴冠中：我不管，因为我相信，我走的路是正确的，我相信。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相信我的东西将来是会有人认识的。我的画当时是不能发表，更不能卖，当时没有商业。那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发表了，发表一张画就是最高的待遇了，也没有地方收藏，反正画了之后就收起来，否则还要被批判，“你还画这些东西你什么意思？”画了之后，我说将来等着当出土文物了，只好这样。当时我这样来安慰自己，我说将来它还是出土文物，所以我还是要很好地保护它。我觉得还没等到我过世，它就出来了，这点对我来讲是很幸运了。

    吴冠中曾在散文中写道：“鲁迅先生说过因腹背受敌，必须横站，格外吃力。我自己感到一直横站在中、西之间，古、今之间，但居然横站了50年，存在了50年。”

    吴冠中：我最遗憾的就是艺术观点不能发挥。艺术观点同政治观点之间的矛盾，不是我能够解决的，这是我痛苦的根源，也是我无奈的奋斗的一个焦点。因为我不知道艺术和政治之间是这样一个关系，如果我早知道这样的情况我就不搞艺术了。

    伉俪

    1946年，吴冠中和朱碧琴在南京完婚，这时的吴冠中已经在绘画上展露出超出凡人的天赋，得到多位画坛名家的指点与赏识。陈之佛为他的婚礼担任证婚人，林风眠为这对新人题词祝福。只是那时的新娘子还不曾想到，等待她的不是如胶似漆的新婚生活，而是即将来临的长达4年的别离。新婚不久，吴冠中就离开妻子和未出世的孩子，只身赴法留学。似乎从那时开始，就注定了朱碧琴陪伴在丈夫身边的日子充满了磨难和艰辛。

    许戈辉：那时候的日子是特别艰苦的。但是对于一个二十六七岁的青年来讲，可能又是相当意气风发的。

    吴冠中：恋爱第一，爱情第一，那个时候是这样的。就像初恋的人，这样讲，非要她不可，什么都可以牺牲，对艺术也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我那个老伴儿，后来我认识她的时候，我们谈恋爱，当谈到婚姻时，她父亲只是觉得，学艺术的将来都会很穷。

    许戈辉：所以特别舍不得把女儿嫁给您。

    吴冠中：所以她后来穷了，也还是嫁了。

    在50年腹背受敌的挣扎中，唯一让吴冠中感到欣慰的是，妻子朱碧琴一直陪伴在身边。

    许戈辉：刚才您讲的时候，就说“我夫人说……我老伴儿说……”我觉得老伴儿是您的最高领导。一个艺术家，他在艺术上越有才华，可能他在生活中越不容易相处。

    吴冠中：是有这种情况。

    许戈辉：我不知道您老伴儿对您有没有怨言？

    吴冠中：是这样，她说，“除了我，谁也不能跟你在一块儿，你有再大本领我下辈子也不嫁给你了”。

    许戈辉：可是你们已经共同走过60年了，听说今年（2006年）是你们结婚60周年纪念。您这一生最感谢的人，就是您的老伴儿，她陪伴你走了这么久。

    吴冠中：她对我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我觉得我的画，必须是专家鼓掌，就是行家看了说真是好东西，但是我还需要群众点头，让一般人能够接受一点。不能说猛地一看完全不懂，尽管不能够辨别得很透，他还是觉得能够接受一点。所以我需要有两个观众，一个是比较高的高人、专家，一个是比较一般的老百姓。那我老伴儿开始就是群众，因为她不是搞这个的，所以她是群众的代表。

    许戈辉：但是她跟您时间久了也变成专家了。

    吴冠中：对。画出来第一个观众就是她，先看看她的意见，再看看群众的意见。这样子她后来也慢慢地变成专家了。

    许戈辉：很多人往往会觉得艺术家很神圣也很神秘，但是我看到您在自己的回忆录里面写着，在几十年前有一段日子是非常非常清苦的，而且老伴儿也为此付出很大的代价。要生活在很狭小的空间里，要带孩子，还要骑自行车上班，每天都要走很远很远的路。

    吴冠中：是有那段故事。我对家里的生活基本不管，因为我的工作太多了，除掉教书以外，还要搞艺术创作，而且一有机会就下乡，下到生活里去，所以我到生活里去的时间是最多的，恐怕比哪个画家都艰苦，很多是自费的，也没有稿费。我老伴儿就不大愿意我去，她说吃那么多的苦你还要去画。还有一次她母亲生病了，我们经过桂林去看她母亲，我就一路画画，画的时候下雨了。她就心疼我了，就找了把伞撑着画画，因为我只要画画，什么都不顾了，她也只能淋着雨陪我。

    许戈辉：只给那个画打着伞？

    吴冠中：对，只把画遮着，我们两个淋雨。我画画是经常移动的，画了一部分要搬到那边去画了。后来不下雨了，要上山去，山上风大，刮得那个架子支不住，我就哭了，怎么办呢？也没有几天假期，现在就一定要画。她就用她的身体来帮我把这个架子扶好了，等于她当我的架子。本来要去看她生病的母亲，路上却画呀画的。这种情况下我还要画，她心里当然是很反感的，因为生活已经很困难了，我却还要画画，费钱，浪费时间，把家里搞得一塌糊涂，她觉得我不要再画了。但是她始终没有讲出“你还画什么画”这句话，但她实际上这样的矛盾也是很多的。

    前些年因老伴受病痛折磨，吴冠中受到很大的触动。他为妻子写下散文《他和她》，其中道，“他和她也许正挣扎在夕阳中，夕阳之后又是晨曦，愿他们再度沐浴到晨曦的光辉”。去年，这对相濡以沫60载的夫妻刚刚度过他们的钻石婚纪念。

    如今，物质生活条件改善了许多，创作的环境也宽松了许多。吴冠中在自己大病一场之后，更加紧了创作的频率，作品也更凸现出强而有力的生机。

    许戈辉：记得您在清华与学生进行交流时，有个学生问您的艺术道路，差不多走了70年了，怎么在这动荡的半个多世纪里保持一颗平静的、淡然的心？您当时回答得很有意思，您说您从来没有平静过，您一直在战斗。您现在还觉得您在战斗吗？

    吴冠中：是，我老伴儿说，现在没有人打你了，我说还是有，不管是明的还是暗的，比方说有些是观点不统一。不能说因为现在我的作品受欢迎了，我的地位高一些了，他就服我了，不可能的，他有他的观点。还有一种是妒忌，这是人类的天性，必须看到这一面。所以韩愈说，死修而谤息，德高而毁来。德高了毁誉就会来，所以钱钟书是从来不接受你们电视采访的。

    许戈辉：杨绛先生也不接受。

    吴冠中：他生怕一出名，人家就有反感了，就有毁谤来了，免得落俗，少露面。

    许戈辉：我知道，您也很少很少接受采访，所以我特别感谢您这次接受我们采访。

    吴冠中曾把风景画的创作，喻作通往艺术伊甸园的羊肠小路，因为它偏僻而孤独。今天，收藏市场的火热，却是吴冠中当初决定改画风景的时候绝对不曾料到的；而收藏热引出的烦扰，也是本来乐于看到自己的作品有所归宿的他，所不曾料到的。在吴冠中最悲观的时期曾经安慰自己，如果有朝一日自己的作品变成出土文物，只要出了土，重见天日，也算是一种慰藉。而今在他有生之年看到自己的作品不断在拍卖行中拍出天价，他却感到并非如愿。

    许戈辉：我看还有一类让您会比较伤心的事情，就是看到自己以前赠给友人的画，最后进入拍卖市场了。

    吴冠中：这很多。送给友人的画，送给公家的画，都拍卖了。

    许戈辉：是因为现在您的作品市场价值高嘛。

    吴冠中：这些作品拍卖的价格我也知道，但是在我看，这个不是很重要，因为它还没有经过历史的考验。现在有些炒作，有些是看不准，或者是各种因素加在里面，价格与价值还不是很准确的对等。但是我相信这个实际的价格应该是什么样的将来会有更公正的评价。梵高生前自己卖不掉画，但是他自信，他说我的画将来要卖五百法郎一张，他有这种自信。我自己同样有这个自信，我知道我有多少分量，不必要别人来称的。虽然这些画都已经卖出去，我尽管得不到这个钱，但是它的（价钱）高不高低不低，我觉得这个还不能够完全肯定就是这个价格，可能还要低下去，也可能还要远远高上去，所以我对这个问题始终不是很感兴趣。

    许戈辉：您在2006年秋天捐给故宫博物院三幅画，对吧？

    吴冠中：对。目前来讲生活上大家都过得去，可以了，我们也不需要太豪华的生活。现在我们的作品，这些画将来怎么办，主要就是把这个“女儿”嫁到一个可靠的人家。可能每个画家都是这样想，能够嫁到合适人家就安心了。每个人对自己的作品总是爱惜的，有的是自己搞一个博物馆，在家乡或哪里保存下来，这种心态是完全可以（理解），不管它是美是丑，他自己生的“女儿”，他是很爱护的。但是这个是很悲哀的事情，因为保不久，保不住的，时间长了还是不行。他靠县里靠乡里给搞，搞不了多久将来画都给卖掉，博物馆就变成文化馆了，变成下棋的地方了，都是这个下场。但是他生前还是要看到自己的东西能够保存下来，这是画家的悲哀，都有这样的心态。

    吴冠中的艺术观念，就如同他的性格一样直率。他说造型艺术就应该“形式大于内容”，对作品的要求是“专家鼓掌，群众点头”，脱离了具体画面的孤立的“笔墨”其价值“等于零”等。过去50年中，他的理念常常引发口诛笔伐。如今他德高望重，荣誉齐肩，而对真话实话的渴望有增无减。

    许戈辉：您看啊，到了今天，可能您身边的学生或者是业界的人还是对您的赞誉多，您觉得您今天还能够听到真正的批评吗？您还希望听到真正的批判吗？

    吴冠中：我很想知道，但是不大容易听到，因为我现在活动也不大多，那些学生都是讲好话的多。我说，“你们一定要把真正的声音告诉我”。所以清华要搞我的展览，我说坚决不搞。我说这样，学生们想提问题的，就来提问题，我答问题，面对面，他们尽管提最尖锐的问题。

    许戈辉：那您能接受？比如说一个年轻人站在您的画面前说，说吴冠中我一点也看不懂你这个画，我一点也不喜欢，这个和一个三岁的孩子画出来的画也差不多，您能接受吗？

    吴冠中：能接受，我非常喜欢。我完全愿意听到这样的话，因为我就是来为他们服务的，同他们交流的。那他是这样反感，就使我反思。我往往听别人讲，“哎呀你的画很好，可惜我不懂”。不大懂，我心里很难过。你不懂，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我的画你不懂那就是我讲话你没懂，是我没讲清楚。作者应该让读者能懂。一件好的作品，应该很容易抓住读者。所以他一看，说他不懂，我觉得这是骂我了。

    许戈辉：老伴儿给您的赠言是说，“如果有下辈子我肯定不嫁你了”。那如果，您要是有下辈子的话，您还想当画家吗？

    吴冠中：下辈子我就不想当画家了。因为我觉得绘画有它的局限。我开始当画家是因为单纯地爱它，但是爱它还有个原因，因为在中学我喜欢文学，特别是受鲁迅的影响，所以想当文学家，但不可能了。再后来是移情别恋了，好像是这样的情况下学了美术。

    吴冠中对鲁迅极为推崇，他曾经希望在美术上起到如鲁迅在文学上的作用。他有这样的看法：一百个齐白石，抵不过一个鲁迅的社会功能。

    吴冠中：但是从社会功能来讲，我感觉，我们如果多个齐白石，少个齐白石，当然也都变化，少个齐白石很可惜，多个齐白石更好一些。但是如果没有鲁迅，那么我们这个民族，这个民族的精神那完全完全不一样了。因此到后来，我在美术中始终感觉到没有办法达到鲁迅那样对社会的冲击力，所以现在我就写《民族魂》去回忆他。他死的时候我还上高中，那时候我记得在他的棺材上，是盖了“民族魂”三个字，大概是沈钧儒写的。这我才知道，民族也有魂的。所以我讲是我负丹青，一方面是我没学好，是谦虚；还有一方面我又讲丹青负了我，我不搞丹青我可以搞别的东西，可以搞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