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昌文简介：

    1931年出生于浙江宁波，1949-1951年就读于上海私立民治新闻专科学校采访系，1951年进入人民出版社，先后任校对员、社长秘书、主任、副总编辑。从1980年起，进入《读书》杂志社，1986年1月-1995年12月退休前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并兼任《读书》杂志总主编，退休后亦一直活跃在出版界。

    导语：

    前《读书》杂志主编、三联书店总经理沈昌文，七十多岁了，人称“沈公”。尊崇他的人说：他主编的《读书》杂志，曾是中国读书类杂志的范例，延续了一代人的精神追求和文化梦想。熟悉他的人说：“他不知道有多迷人，女的迷他，连男的也迷他。”而他形容自己是一个不良老年，背一个笔记本电脑，脖子上挂个U盘，骑一辆破旧“永久”，出入饭局，贩卖资源，以荤面素底为幽默，招摇过市，不亦乐乎。业内人都非常敬仰沈昌文尊他为前辈，而他却谦虚地称自己只是一个“知道分子”。

    在中国有着这样一份刊物：20世纪70年代末，它创刊之始就提出“读书无禁区”的理论，这在当时可谓振聋发聩。它聚集了一代一流知识分子被压抑的才学和能量，这就是《读书》杂志。

    《读书》杂志曾经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表达声音的理想之地，它延续了一代人的精神追求和文化梦想。

    在20世纪80年代它一直被认为是一本先锋杂志，是中国读书类杂志的典范。在刚刚经历了10年“文革”迎来了一个气象万千的春天之时，《读书》杂志应运而生。

    沈昌文就是这本杂志曾经10年的主编，三联书店的总经理。

    把一个思想评论杂志《读书》长期坚持下来，读者越来越多（从两三万到十三四万），靠的无非是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和无能。

    ——沈昌文

    许戈辉：您真正把自己的精力还有热情投入到自己的事业当中来，是不是应该从创办《读书》杂志开始？

    沈昌文：《读书》杂志是1979年4月创刊的。1980年5月份，上面把我调到《读书》杂志编辑部。

    许戈辉：对了，您好像不是《读书》杂志最早的主编。您前面还有两任，就是还有两位比您资格更老的。

    沈昌文：不止两位了，包括吴彬，都比我老。当然了，杂志是老前辈创办的，陈原、陈翰伯、范用，是他们创办的。主要的执行编辑就两位，一位叫史枚，一位叫冯亦代，他们年纪都大了，而且改革开放以后，他们变成名人了，要做的事儿多了，于是要有一个人去主持日常工作。

    《读书》杂志的成功难以复制。那时候众多老知识分子和出版家为它塑造了一个独特的风格。它刚刚问世，就站在了一个很高的起点上。

    《读书》杂志是由时任国家出版事业局局长的陈翰伯发起并扶持起来的。主持商务印书馆的陈原担任主编，范用、倪子明、冯亦代、史枚任副主编，于光远、夏衍、黎澍等14人组成编委会。这些屡经沧桑的老人们是知识精英，也是理想主义者。他们当中有的人编辑过20世纪30年代的《读书生活》，有的主持过20世纪40年代的《读书月刊》，大都有着丰富的办刊经验。他们因每期杂志的选题、定位、文风等大小事情而聚在一起讨论，有这些在中国文化界名噪一时的人物的共同努力和扶持，这本杂志的定位与风格如今就被确立了下来。那个年代越来越久远，这些老人中，陈翰伯、史枚、陈原、冯亦代、吕叔湘、夏衍等几位已相继离世，而在《读书》的历史上，他们的名字永垂不朽。

    许戈辉：这个中间是怎么样的一个背景？

    沈昌文：当时都在破除禁区，已经提出了科学无禁区，这个是上面认可的。《读书》杂志第一期主稿的那篇文章的作者是当时中宣部的，很解放思想，他写了“读书也要破除禁区”。你们没有经历过，当年是连《安娜?卡列尼娜》都买不到啊，所以呢要破除禁区，把这些东西放出来。那么无禁区是《读书》杂志的一个编辑改的，据说改的就是那位史枚先生。史枚先生当时任《读书》杂志的副主编。和我有关系的就是，到以后做检讨都是我去做的，因为后来我主持工作了，上面批评了，要一个党员去做检讨，那当然是我了。我主持，所以我经常去挨批。

    许戈辉：那做检讨，您做出什么经验来了？

    沈昌文：我觉得当年做检讨，我是立了一功。我承认我们有种种不对的地方，做检讨必须要承认错误，可是不能承认自己有根本立场上的错误，只不过是水平不高。

    许戈辉：是不是因为您的为人，还有您的这个处事的方式，就团结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在您自己的周围？也团结在这个《读书》杂志的周围？

    沈昌文：对。事实上很简单，连批评你的人，他也懂这些，是不是啊？尤其改革开放以来，大家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认识有很大的改变，所以都应该相信。我又要用政治语言了，有这些信任，才有建设和谐社会的可能。我又把不住要拍马屁，真是要命。

    许戈辉：那您是哪一年真正担任主编的？

    沈昌文：1986年1月，我担任主编。

    许戈辉：《读书》杂志的风格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确立的，大家是怎么样一个思路把这个风格确立起来？

    沈昌文：应该说是一创刊就开始确立了。说实话，连我都不能适应，因为我是从做政治宣传工作出来的，喜欢听话的。可是《读书》杂志一出来就有一种特别的主张，这个主张连我都很惊讶，所以一到那里，我也是很长时间不能适应，但是慢慢就能适应了。

    20世纪40年代，一些开明的知识分子，提出了关于发展中国思想文化的主张，但他们在当时并没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理想。20世纪70年代末《读书》杂志创刊，重续了他们的主张，确立了杂志的宗旨：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创办思想评论刊物，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能够把《读书》杂志办得有声有色，成为一代人精神的引领，这其中沈昌文功不可没。

    沈昌文：我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发现，我们当时批评“卡尔考斯基”“修正主义”“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列宁老用一个理论来批判他们，说他们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跪着造反。因为他们不敢反抗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讲了一点所谓第二国际的特征，就是讲了一点不同的话，自己认为造反，实际上是跪着造反，完全不触及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因此叫他们修正主义。

    许戈辉：后来我看到您还专门在文章里写过，您是很提倡这个跪着造反的。

    沈昌文：我觉得受启发了啊，我们今天干吗不跪着造反呢。就是说，我不反对无产阶级**，我不反对共产党，可是我有不同意见，我提出来了，那不就是跪着造反吗？根据列宁所说，跪着造反就是维护这个制度。

    许戈辉：但是跪着造反，听起来，完全是有点两面派。

    沈昌文：我想，我只能做两面派，我甚至欣赏这个两面派。这是一个对人生很好的解释。所以我就一针见血，我赞成你，我就是一个两面派。我心里得到平安了，别人再三说我，我有一点没改变，就是我没反过党。我自己没什么想法，我支持有很好意见的人发表这些主张，我觉得这个应该说它是两面派或者一面派都可以。我觉得这样使得我的心灵得到安慰，这种安慰一直到现在。

    从20世纪70-90年代之间，《读书》杂志恰恰伴随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沈昌文曾经担任了《读书》10年的主编。多年后，人们评价说，他主持的《读书》杂志，是启蒙时代最重要的知识分子思想阵地，是一代人精神上的营养。

    沈昌文：我从编杂志的时候就深刻地感受到，你要相信读者比你聪明。我们的读者相当有智慧，我经常发表一个人家觉得很荒唐的意见。现在办报最有意思，你到不可讲的时候，用一个什么办法，你讲德国的经验，你讲欧洲的经验，你讲这个秦王朝的经验，你讲什么，然后大家得到启发，于是觉得有改革的必要。

    每个月的25日，是ServiceDay，即读者服务日。和读者的交流探讨，是沈昌文在20世纪80年代最大的娱乐活动。他创办《读书》杂志读书服务日，并提出“没主题、没主持、没开始、没结束”4个服务日口号。

    许戈辉：所以我相信在《读书》杂志的10年，应该是您觉得最带劲儿的10年，是不是？

    沈昌文：我最高兴的是什么呢，在编《读书》的时候，我从哪里得到力量的呢？是读者来信，我现在还保存着很多读者来信。有时候我讲了一个拐弯曲折的话，其实这话不是我讲的，或者多半是作者讲的。远在千里以外的一个县城的中学老师，就给我寄来一封信，表示会心，表示懂了，我看了多高兴啊，所以这就是力量，这是给你一种信心，给你一种力量。我们这些做传媒的就靠这些。所以我们《读书》杂志后来就是不参加任何评奖，我觉得我已经有最好的奖了，干吗去参加评奖？评奖麻烦。比如说我告诉你有一条《读书》杂志是评不上奖的，因为《读书》杂志不用阿拉伯数字，都用汉字。

    许戈辉：这个也是评奖的标准吗？

    沈昌文：那当然了，国家规定用阿拉伯数字呀。直到现在，还是我们的印刷出版物的一条重要的标准啊，必须要用阿拉伯数字的。

    许戈辉：但是这个是小节呀，在这样的细节上面，小事上面，你为什么那么执拗呢，你反倒很倔了？你为什么不用一点阴谋啦？

    沈昌文：这当然要坚持了。不改损失也很小嘛，最多是评不上奖，而我本来就不想去评这个奖嘛。我有那么多读者的来信，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奖，我的印数，每个月都上去。我接手的时候是2万，我移交工作的时候是13万。

    许戈辉：今天的三联书店，和以前的这个结构布局是一样的吗？记得当年是请了一位法国的设计师来设计。

    沈昌文：嗯，基本上一样。这里都是学术的书。

    沈昌文的家很小，二十几平方米的两间屋，他的书房几乎摆不开我们的摄像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沈昌文开创了《读书》杂志的辉煌年代。他推崇的外行办杂志的理念影响深远，而他却说把一个思想评论杂志长期坚持下来，读者越来越多，靠的无非是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和无能。

    许戈辉：您为什么主张应该由外行来当编辑啊？

    沈昌文：不是主张由外行。什么叫专家，专家就是对某一件事情特别内行，因此对别的事情必然外行，你说一个人可能样样事情都内行吗，不可能的。这个谁说过这话，我引不出话来了，越是专家越傻帽儿……

    许戈辉：这一定是您说的，这不像别人说的，您又想推卸责任。

    沈昌文：可是编辑样样都要接触的呀。你说我是历史编辑，你今天编的是宋史，也许下个月就编明史了，你懂明史吗？中国史也许你都懂，而哪有一个出版社保证不编外国史呢？因此我提出来一个编辑，要有掌握基本材料的本领，特别是要懂得，用一个时髦的词，就是敬畏作者。最近“敬畏”两个字老提，敬重的敬，害怕的畏。因为作者是专家呀，他一辈子是搞宋史的，他可以说对明史不懂，他可以说对外国史不懂，他就是搞宋史。你对他必须要敬畏。我说我去指挥他怎么可能。

    “知道分子”是沈昌文欣赏的一个词，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说这个人不是知识分子而是知道分子，我觉得真是说我了。”而他这个知道分子对知识分子的敬畏，也用他自己的方式来表达。

    许戈辉：但事实上作者是很敬畏你们的嘛，因为觉得生杀大权在你们手里。

    沈昌文：所以我觉得，我现在联系作者也这样，还保持这个习惯，我要跟哪一个作者联系了以后，我头天必须看看Google，以便他明天说的话我能理解。这个作者最冒火的是什么呢？就是他跟你说了半天，你没听懂，你给他做了一个傻帽儿的回答，那是这个作者最冒火的。他讲的话，你能听懂，不但表示Yes或者No，而且许戈辉一讲这个主张的时候我就说，许小姐，我知道你去年2月28号那篇文章里边就讲到过。许戈辉一听了肯定高兴，这个沈昌文真是值得交啊，咱们是老朋友了，对不对？

    许戈辉：我也基本上明白了，用您特别喜欢说的一句比较时髦的词，就是一个编辑，他不需要是一个很专很专的知识分子，他只需要是知道分子就可以了。好像您就总强调说，我不是知识分子，我是一个知道分子。

    这是一个好玩的人，而他经历的，是一个并不好玩的年代。1931年，父亲去世的时候，祖母和母亲收拾了细软，祖母抱着姐姐，母亲抱着3岁的沈昌文，连夜出逃，从此在上海飘摇不定。

    沈昌文的父亲是一个旧式家庭的没落子弟。由于吸食鸦片，在沈昌文3岁时父亲就去世了。童年的生活很艰辛，沈昌文做过佣人，伺候过有钱人打牌，为交学费给资本家做过假账，在首饰店里当过学徒，做过摄影师，专门在影楼里为模特拍照……20岁以前的生活俨然是上海的一个“小瘪三”。

    许戈辉：我听说您小时候还在银铺里做过银匠，是这样吗？

    沈昌文：我是很苦的，据说我的父亲有钱，我的家族有钱。从我有记忆开始家里就是穷，因为我父亲是抽大烟的。我才知道大烟为什么在当时的上海泛滥。据我祖母讲是当时的有钱人家要让孩子抽了大烟，这个孩子才会不变坏。所以我用一句语言现在叫作，“学音乐的孩子不变坏”。在当时是“抽鸦片的孩子不变坏”。

    许戈辉：为什么呢？怎么会呢？

    沈昌文：我祖母跟我讲的非常有道理。因为我们的家产如果很多的话，孩子只有嫖跟赌才能把家产败掉。那么抽了鸦片，不嫖、不赌了，他的生活没有这方面的追求了。我父亲就是不嫖、不赌，可是家产也没了。用现在的语言讲就是，家产还是需要管理的。

    沈昌文的朋友这样评价他，貌似嬉皮笑脸，但内藏诚恳；确乎玩世不恭，可其实行端坐正，谨严不苟。他的“雅皮风致”与“慧眼人心”其实互为表里，相互牵动。沈昌文在文人圈里颇有人缘，他那外圆内方的处世方式为他赢得了推崇，而这一切都源自于他从小在上海底层的生活。

    沈昌文：回到上海，我就不叫沈昌文了，不姓沈了，我姓王，所以有很长时间我叫王昌文。我原来叫沈锦文，锦绣河山的“锦”，后来改成王昌文，可以说我是上海最穷的人。我住的房子，你们大概难以想象，上海叫棚户，那些房子全是木板钉成的临时建筑。所以我记得我最大的乐趣就是通过木板看街上那些木板不钉上的房子。

    许戈辉：那就是木板上还有缝，是吗？

    沈昌文：是啊，一两年以后木板就有缝了，我就一边做功课，一边看街上，那有乐趣得很。祖母同我母亲经常的家教就是，必须跟好人家的孩子打交道。我比周围的工人还穷，可是家里不许我跟工人子弟打交道。所以我参加工作以后，当年我要经常自我检查、自我批判。我自我批判的内容就是说，我看不起工人阶级的孩子。可是现在，真糟糕，我发觉我的思想有点回潮，老觉得好像这样还给了我一条出路。许戈辉呀，你发现我会有很多缺点，可是有一条优点你以后会牢记不忘的，就是无论在哪一个场合跟你打交道，我嘴巴里很少有脏词。那就是孩子们从小养成的，上海的孩子，北京孩子，不论高兴不高兴，都要用一个脏词，这个词我没有，家里禁止我讲。

    许戈辉：你真的就学过那些做首饰的一些具体工序，是吧？

    沈昌文：对，我不是做得很好。为什么不是做得很好呢，因为后来我上过初二。初二居然上过一个月，是最大的知识分子，所以我不久就表现了这个才能。

    许戈辉：怎么个表现法呢？在银楼里边有什么表现的地方呢？

    沈昌文：那很多了，我待会儿告诉你。接着就很快地叫我管账了，让我学习管账，就等于是做秘书。我给老板写信，我有多方面的才华，在当时不得了啊，才华横溢呀。

    许戈辉：那时候你自己也是这么认为吗，觉得自己才华横溢？

    沈昌文：我的才能就是说，首先IcanspeakEnglish。我这个English到什么程度呢，我从“one”能讲到“eleven”，“twelve”我还不认得，可以“elevenandone”。1945年3月24日开始做学徒，9月抗战胜利了，很多美国兵到了上海，上海有一种妓女是专门接待他们的，当时我们叫她们“咸水妹”，就是当时英文翻成咸水妹。咸水，因为水兵，咸的水。那些咸水妹老是敲美国兵的竹杠，要买首饰到我们这儿来呀，有时要想办法做成功这个买卖。

    许戈辉：这简直就像你们的托儿一样。

    沈昌文：我的那些师兄弟都不大敢跟他们接触，我年龄小，可是我敢接触。

    许戈辉：所以这个时候你的才华就显示出来了。

    沈昌文：我有才华，而且我很滑头的。我去跟人家请教，他们告诉我看见美国兵怎么说，后来我一说，美国兵都愿意到我这买东西。

    许戈辉：你怎么讲的？

    沈昌文：我叫美国兵时喊他们总统的名字。哦，这美国兵高兴死了，我叫他罗斯福先生，杜鲁门先生，所以这买卖就肯定能成功了。所以看见高鼻子，远远地就叫，美国兵就过来了，这都是取巧的办法。

    刚刚解放时，沈昌文抱着找一份工作养活自己的打算，报考了三联书店，不曾想却因学历低吃了闭门羹。命运阴差阳错，30多年后的1986年，他成为三联书店的总经理。

    许戈辉：那如果你要是那个老板很得意的一个学徒的话，他有没有说过把女儿嫁给你这一类的事？

    沈昌文：你怎么知道的？实实在在要把他女儿嫁给我。到了1951年3月，就是六年以后，当我要离开的时候，他说，我想把女儿嫁给你。

    许戈辉：这是艳福啊，那你以后就应该是这个银楼的老板了。

    沈昌文：1951年，银楼还有老板吗？我的天啊，如果有老板我大概就娶了吧，当年我是一心向往革命。1949年北京解放了，这儿叫西总布胡同29号，这儿的一些楼过去就是三联书店。后面那个楼过去也是个平房，是很有名的韬奋图书馆，现在没有了，那是用邹韬奋先生命名的一个图书馆。我1951年3月到北京的时候，这里还都是办公室。到了1951年8月，三联书店就归并到人民出版社，这个地方就改成住家了。到了1966年改成楼房了，我就搬进来住在这儿。

    1986年，沈昌文担任了《读书》杂志的主编。而在这之前，他已经在出版界度过了半生。1951年3月，沈昌文考入人民出版社做校对。1951年8月，人民出版社和三联书店合并。到1954年，因为出版了《苏联出版物的成本核算》一书，他从校对提拔为编辑，并开始担任社领导的秘书。从一名校对到社领导的秘书，为了保全来之不易的位置，沈昌文注定要在1957年后开始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心灵的煎熬。

    沈昌文：我当上领导的秘书了，后来的地位也越来越高了。在单位里边，我的级别很高，行政17级，工资99块，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是28块，没多少年后，就是99块了，这在当年的科员里边算很高的。可是各种各样的斗争马上也来了。

    许戈辉：在那个年代，是不是您自己心里也会像大多数人一样，经历过那种苦恼啊，斗争啊，诚惶诚恐啊，从这样起伏动荡中过来？

    沈昌文：是，我从小是主张委曲求全的。因为我是苦出身，所以我很能够委曲求全，因此我在这方面比较能够适应。我即使当了社领导的秘书，还是很安分守己的，从未有过飞扬跋扈的时候。最多就是地位改变了，开始初恋，如此而已。

    许戈辉：初恋的对象是现在的夫人吗？

    沈昌文：不是，初恋对象已经死了。当年她也是做校对的，可是她喜欢美术，后来她去做美术了，学习做美术、设计封面等。

    20世纪50年代，沈昌文和那个年代的青年人一样，对俄国小说和歌曲甚为迷恋。屠格涅夫的《初恋》《贵族之家》的中文本和原文本，他都读过多遍，也因此而欣赏俄罗斯奇特的爱情观。这种对爱情的浪漫幻想，在他当了社长秘书后，有过一段和社里的一位胡姓女士的恋情。

    许戈辉：虽说是初恋，但是我刚才听您一讲，觉得好像在男女方面，您已经蛮有理论经验了嘛。

    沈昌文：那当然了，我可以告诉你我更有经验的地方。上海当年出版了一些小说，是讲唐诗的，它把每一首唐诗都做性的解释。最早是看了这个，我才知道唐诗的。唐诗里边说一个山，它给你的解释就不是山，而是指女士身上的某一个部分。这是上海的恶劣，我首先受到的是低级的教育。现在我不得不老实交代，我不像个高雅的知识分子，我是从非常低俗的那个地方出来的。

    许戈辉：在您初恋的年代，您头脑里的这些花花思想，会不会把初恋的对象吓一大跳？

    沈昌文：没有。因为我要说实话，我是要向上爬的，我不甘心，我要求进步。而那位小姐呢，学艺术的，她不主张求进步。到了1957年，我们产生了很大的矛盾。我当年其实是跟右派沆瀣一气的，可是等到反右斗争来了，我立刻要改变了，我要去斗争右派了，她觉得我不能这样。我记得非常清楚，她跟我用爱情的语言讲了一句话，她说，“当我看到你在批判右派时候的发言，我觉得你丑陋极了”。两个人不大一致，可是倒没分手，还是很好。可是她越来越不能适应那个现实了，以至于得了病，以至于1959年死了，就是这样。

    许戈辉：那你自己回过头来去看自己在反右时候的所作所为，你自己觉得自己丑陋极了吗？

    沈昌文：是相当丑陋，因为，总之是适应潮流，改变自己的主张，那当然不应该了。

    许戈辉：那种改变是很积极主动的，还是违心的呢？

    沈昌文：有积极主动的一面，可是违心占了很大的成分。

    许戈辉：那违心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生存，还是为了保存自我？

    沈昌文：为了生存，这以后我经历的政治斗争越来越多，越来越发现这个问题，当然，我想出一些办法来适应。不是说人生需要一种解释吗，我不断地解释，当然从解释中，我也取得了某种安慰，可是毕竟还是一个很大的苦恼。

    许戈辉：我想知道你在这些历次的政治运动中，又是怎么样去解释自己的。因为人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往往为了保全自我，有可能就要伤害到别人，在这两者当中，你怎么去解释的，怎么去找这种权宜之计？

    沈昌文：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你知道当秘书就要揭发走资派，而这个走资派还是过去提拔你的，这个时候心里的矛盾当然非常尖锐。比如说，我不是当了领导的秘书嘛，领导中间有一个副手陈原先生，他是语言学家，跟我非常好，我们非常谈得来，他很注意提拔我、关心我等等。那么我也揭发他，我说他居然在家里请我吃饭，吃饭的时候，要我多读书，这是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我。用当时的语言，就是用资产阶级思想来毒害我们的知识青年，这是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于是这一张大字报出去，又好像勉强把我的立场站稳了。就是这样的违心活动，在我们当年是非做不可的，而我还做了不少，这是我抱憾的地方。当然这样我就生存下来了，这是那个年代没办法的事情。但我不能用没办法来掩饰自己的不是，那应该说，也的的确确是那样一个大环境。我至今对你们年轻朋友，可以说是有一个劝告：别觉得委屈呀，你们真是生活在一个太好的时候。只有一个时候是最糟糕的——“文革”的时候。那时候你任何话也不能讲，你讲什么都是“打倒许戈辉”。

    许戈辉：您现在还经常来三联书店这边吗？

    沈昌文：来呀，我必须到这儿来了解最新的动向。

    许戈辉：你觉得感动不感动？

    沈昌文：最虔诚的读者全坐在这儿。这里我也是经常来的，想了解了解文学书的最新的情况。当然里边还有点小小的私心，比如说，我的这本书销得怎么样。《阁楼人语》就是在《读书》杂志社时写的。

    1996年，沈昌文离开了《读书》杂志。他把自己当主编时写就的《编后絮语》收集成册，纪念自己在《读书》杂志的10年时光。

    《阁楼人语》是沈昌文一生编辑生涯中的思想的集锦，同时也是对主持《读书》杂志工作多年的回忆。

    他谦虚地说：“在阁楼里可以做的大事，中外通例。我辈阁楼中人绝不可自怨自艾，更不必自轻自贱，要时刻想到，阁楼外面有那么多眼睛望着自己，彼此相睇，心灵相通，由是之故，以后把自己写的鸡零狗碎统叫《阁楼人语》。”

    许戈辉：《读书》杂志给您留下这么多让您想起来还很得意的记忆。那当您离开的时候，您觉得失落吗？我记得您当时离开的时候，还有一些争议？

    沈昌文：我跟你说实话，虽然下面的话又是非常糟糕的了，可是我必须直说。在当年的情况之下，当国营企业的领导，如果不贪污，这损失太大了；而贪污，我的胆量不够，所以我愿意离开。不管外面的舆论怎么说，对我个人来说是愿意离开。所以当年倒并不是很委屈，如果委屈也无非是说对某个工作的评价等，这个无所谓。也可以有另外一个说法，即使碰到委屈，我这个人也可以找到一个解释，使它变成不委屈，然后变成幸福，所以我很快找到了我的幸福，这个幸福一直延续到现在。

    在我们和沈公约定拍摄日期的时候，他特意嘱咐我们说当日中午他有一个饭局，是和老朋友的定期聚会，而且还是轮到他做东，所以采访时间要定在饭局之后。

    许戈辉：我知道您到这儿来接受我的采访前，就去吃喝玩乐了，至少是和一帮老朋友去吃了。吃得还好吗？

    沈昌文：吃得挺好，我们几个老人家，在老人家面前，我是小孩，我才74岁，他们最大的都92岁了，不过我们还是经常要聚的。

    许戈辉：我是听到在您周围，不少认识您的人说过，沈公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很迷人，不但女人迷他，连男人也迷他。您觉得您这个魅力到底是什么，您自己怎么给它定义，您这个迷人是怎么一个迷法？

    沈昌文：无非是因为我没学问，我也没专长，我是杂学，所以我很注意看各种各样的东西，要了解了解。现在年纪大了，智力衰退了，按我过去的习惯，我跟许小姐见面，我先得把许小姐有关的书看看，或者怎么样，然后我谈的时候，我有意无意地说了一句，许小姐一听，这人不简单，还看了我的书籍。我昨晚上才看，这个没有什么的，这不过是我们文化商人的那些花招。

    许戈辉：您要是再说没学问，谁还敢说自己有学问啊。

    沈昌文：哪里，哪里。另外一个，我可以显得比过去更有学问，我昨儿没有做这个工作，现在知道了查Google，查百度，我查了以后，人家一讲，更不得了了，这个家伙，什么什么都知道。

    许戈辉：您上网的，是吧？

    沈昌文：对，其实我刚在Google看来着。

    许戈辉：我听说您那个脖子上还经常弄个U盘挂着。这里边都储藏了一些什么啊？

    沈昌文：我有两个U盘，我必须要经常用的。储藏了我当天需要的各种小信息。我早晨3点钟就起来上网了，上网后把有关的资料放在里边。

    许戈辉：不过如果要是早上3点钟就开始的话，那您晚上还经常和“狐朋狗友”吃喝玩乐？

    沈昌文：那也可以，所以现在我随时随地都可以睡觉，而且跟别的事情一样，不要计较效果，就能最好地睡着。

    许戈辉：随时随地都能睡着的人，是特别幸福的人。

    沈昌文：对，我想这至少有一个前提呢，就是说他心里没有什么烦恼，思想上没什么压力。要解释，一定有烦恼，有各种，可是你把烦恼解释掉了。所以我老跟年轻朋友说，“人生就是一种解释，你把它解释了，你就痛快了”。

    许戈辉：这个解释就是意味着化解、释怀。

    沈昌文：化解，对。我们宁波人从小家长就教我们解释了，只是我当时没接受。宁波人有一种解释叫……“除死无大事，讨饭的永不穷”。就是除了死就没有更大的事了。因此呢，你即使要饭，你也不会觉得穷，因为你还活着。这不就是60年代的时候，我们党批评的“活命哲学”嘛。

    许戈辉：是啊，听上去好像一点追求都没有了。

    沈昌文：一点追求都没有。用这个来解释的话，就是即使你今天丢了钱包，丢了里面2500块钱，哎，一想，我命还在呢，是不是，这2500块我再想办法跟许戈辉商量，怎么去赚它3000块等等的。

    人称“沈公”的沈昌文已迈入古稀之年，却前卫且是个万人迷。下至十几岁的小女孩上至七十多岁他的同龄人都为他倾倒，他还拥有许多男性“fans”。沈公喜欢听邓丽君的歌，喜欢吃最好的馆子，喜欢泡最时尚的咖啡馆，喜欢上网冲浪。他的想法活跃，才思敏捷，笔记本电脑、U盘、MP3，眼下最时髦的电子产品他一个都不少。他则笑谈自己是“不良老年”。

    沈昌文：你听说过这20个字没有？

    许戈辉：我听说过您的8个字，20个字都有什么？

    沈昌文：嗯，20个字都是不正经的。就20个字的实质来说，是完全符合党员先进性的，可是就形式来说，是完全不符合的。

    许戈辉：您说说看，我能想到“吃喝玩乐”，好像是4个字，4个字已经概括了人生的很多？

    沈昌文：第二是“谈情说爱”。我每天都跟文化人交往必须真情真爱，不能虚情假意，所以要谈情说爱。然后，这下面的4个字更差劲儿了，要“贪污盗窃”，真情真爱的目的是要贪污盗窃。

    许戈辉：我想起来了，您曾经强调过这个“窃”是“偷”的概念。就是要从别人那窃取知识啊，文化啊这些。

    沈昌文：对，对。盗窃有形资产是不行的，即使我从许戈辉口袋里掏两毛钱出来也是犯罪的，可是可以盗窃无形资产。我可以问，“哎呀，许小姐，你最近读什么书啊？”许小姐说，“我昨天晚上看了一本书，感动极了”。我立刻要问什么书，感动在哪里，就等于把你的无形资产给盗窃过来了。

    退休后的沈昌文最大的乐趣，就是定期和老朋友的聚会。

    整整50年的出版工作经验，令他退休后并未真正离开事业的舞台颐养天年。

    杨绛先生的《我们仨》是沈昌文退休后编的第一本书，并成为当年的畅销书，卖到七十多万册。

    他又将台湾的《蔡志忠漫画》《朱德庸漫画》和《几米绘本》推荐到内地出版。他笑言这是把干出版几十年的经验和资源再次整合“出卖”。

    许戈辉：您原来在出版社工作，又做过《读书》杂志的主编，您这整个一个“监守自盗”，有着很多很多优越的条件去“盗”。

    沈昌文：所以我必须要跟有知识的人交往，要听他们讲，然后“贪污盗窃”完了，就要“出卖情报”了。因为我知道了这些知识，我的目的还是要出售啊，我是商人哪。我海内外的朋友特别多，比如说外省的出版社到了北京，要找王蒙组个稿子，怎么办呢？那我说，我怎么告诉你呢，还是明天晚上在什么饭馆见吧，那等于出卖了。他请我吃饭，我就告诉他王蒙家里电话怎么打。不过这个情报出卖得好像价格也不太高，一顿饭就给打发了。

    许戈辉：我是在不同的地方看您强调过这20个字的不同侧面。那咱们总结起来来看一看啊，有“吃喝玩乐”，有“谈情说爱”，有“贪污盗窃”，有“出卖情报”，整个就是一个“罪大恶极，十恶不赦”的形象。那么刚才您跟我说的这20个字，在您的人生哲学和生活内容中的20个字，还差的最后4个字是什么？

    沈昌文：我现在就是老年，老年痴呆症。我刚想出来了，4个字是“坐以待毙”。因为刚才我讲了这16个字，这16个字都是共产党员不应该做的，因此你必定完蛋，叫坐以待毙。那么我不想完蛋怎么办呢，我只好把这个“毙”改了一下，改成人民币的“币”。因此我把请客吃饭的单据寄到凤凰电视台，然后许戈辉把人民币给我寄来，我就在家里等许戈辉把人民币寄来叫“坐以待币”。

    许戈辉：所以用一句时髦的词，您现在这个生活方式越来越和国际接轨了，越来越国际化了，还可以扩展到海外，坐以待币。

    沈昌文：可是我不能接受这种事情。如果许戈辉和我讲完话以后，钱包里塞给我2000块钱，这个不能接受，我必须把单据给你。我跟你言明在先，我看你好像又要有给我塞2000块钱的意图了。

    许戈辉：我们还是请您去吃喝玩乐吧，谈情说爱是不敢了。我听说您特别了解北京吃喝的好去处，还有一个掌中宝，专门记什么地方什么好吃。您现在的口味，喜欢吃什么？

    沈昌文：我是主张，跟文化人，跟思想工作者，或者思想家要搞好关系，我没别的手段，只有一条——吃。因此我要到哪里去吃，重要的是要了解他们喜欢吃什么。比如说吧，有些身份地位很高的人，特别是海外来的，什么饭馆都吃过，我就不会请他到三联书店的咖啡馆，也不请他到咖啡馆旁边的两家饭馆去。我去老字号，最便宜，大概一个人30块钱就可以了，还可以吃到北京最地道的豆汁啊什么的。人家什么大饭馆都去过，所以我要有点小阴谋在里边。更多的是概括一句话，我之所以喜欢吃饭，是为了取悦对方，包括取悦许戈辉小姐。就是这样，取悦。

    许戈辉：这个“取悦”非常有学问，我发现它贯穿您的一生，就是用最低的成本追求最高层面上的享受。

    沈昌文：对，对，而且事先要调查、了解，是为edit（编辑）。这跟做菜像极了，做菜无非是把各种东西拼在一起嘛，edit也是这种事情，所以edit就是cooking（烹饪），或者cooking就是edit。我在这中间又得到乐趣，那今天中午比如说我搭配这个，那个，我一定要像一个cooking来搭配，什么是头条的文章，什么是压轴的。今天中午，我访问了（那家饭店），我已经去研究过了，有一种笋，把那个笋不剥皮就煮了，然后加各种佐料，让你当场吃的时候再剥皮，吃得那些老头、老太太高兴死了，诸如此类，所以这对我来说是最主要的一种交际手段。

    许戈辉：如果我要让您用最简洁的词语来概括您自己，您会怎么说？

    沈昌文：做无聊的事来度过这个有涯的人生，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