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晃简介：

    1961年生于北京，1973年作为外交部派选留学生赴美留学，1984年毕业于美国纽约州瓦瑟大学，1986-1996年出任德国某金属有限公司驻华首席代表，2000年创办时尚类女性杂志《ILOOK世界都市》，2003年出版自传《我的非正常生活》《无目的的美好生活》《廉价哲学》等。现为中国互动媒体集团总裁、专栏作家。

    导语：

    她出身名门，曾经是大红门里可爱的花朵。“文革”中，她是纽约空降的“红小兵”。

    章士钊的外孙女、章含之的女儿、乔冠华的继女、陈凯歌的前妻，这一系列不同寻常的头衔让我对《ILook世界都市》的出版人洪晃产生了期待。

    北京798厂，这座历经半个世纪的国营兵工厂如今已经成为北京前卫艺术家的聚居地，我此次采访的主人公洪晃就把自己的家安在了这里。

    洪晃：这是一个屏风，可以转。也是自己焊的。

    许戈辉：你这儿要是不开party才可惜了呢。

    洪晃：我在这儿做过一个fashionshow（时装秀），挺好的。

    许戈辉：真的？你这儿最多的时候来过多少人？

    洪晃：就让那模特儿把这屏风打开，然后就出来，挺好看的。最多？反正这屋子里头装70多人没问题。我们最大的聚会就是一到春节什么的，我们公司在这里开party。

    许戈辉：60多人都过来？

    洪晃：60多人，70多人，差不多，没问题。

    许戈辉：你这家太好玩了，我觉得这肯定和你小时候的生活环境完全不同。

    洪晃：是特别不一样。

    许戈辉：说得邪乎一点好像是一种彻底的背叛。

    洪晃：我实际上就是生在我妈妈现在住的史家胡同51号那个四合院里头。那儿是一种非常传统的、精雕细刻的居住环境，所以跟这儿反差特别大。你可以想象，那个地方应该是很多大家闺秀出溜出溜走着小路、细声细语在那儿说话的那么一个环境。这儿基本上属于盲流地带，大声喊，大胆做任何一种夸张的动作，都不怎么受拘束。

    大红门里的花朵

    北京史家胡同51号曾经住着名门鸿儒、末代名媛和外交奇才，洪晃就出生在这里。她的外祖父是大学者、大律师、毛泽东的故交章士钊，她的母亲是著名女外交官章含之，一度被毛泽东认作身边的英语老师，以高贵、美丽、优雅而为人称道。

    许戈辉：你小时候在自己的心目中认为自己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子，还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子？

    洪晃：我小时候一直因为我是我妈妈的女儿，而我妈妈是个大美女，所以所有人对我的衡量标准就是章含之，我不可能对自己有漂亮的感觉。

    许戈辉：旁边的人也是这么告诉你的？

    洪晃：旁边的人就直接告诉我。小时候我妈妈带我去北京饭店吃饭，那个时候北京饭店只有有点关系的人才能进去。一走进去，北京饭店的服务员就说：“章含之，这就是你的孩子？她怎么长得一点都不像你？她长得可不如你好看。”全部都这么说，异口同声。所以我从小就知道我特丑。

    这个大红门里的童年曾经完全是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小洪晃直到十岁之前，身边还围绕着那个时代在别处已经十分少见的时髦女人。

    许戈辉：从你开始有记忆起，那时候你们家都有什么人呢？

    洪晃：反正我就知道我们家人口比较杂。比如说有一个叫夏姑婆，她是湖南人，在法国留学，回来以后就特别漂亮，你知道吗？每次都打扮得特别洋气。还有一个叫黎姑姑，大名叫黎明晖，好像原来是上海的一个演员，唱过一首歌叫《毛毛雨》，据说还是挺有名的。解放以后，她就在我去的那个幼儿园当阿姨。还有一个干妈，这个干妈是一个非常时髦的女郎，每次回来都自己做一身衣服。当你听到院子里的石板“噔噔噔噔”地响起来的时候，你就知道是干妈过来了，她是蹬着小高跟鞋进来的。还有一个叫梁夕弱，她的父亲好像是被镇压了的，但是她父亲好像原来认识我外公，我外公可怜她，就把她叫到我们家来住，她是上海人。我记得那时候所有人都集中精力要给梁夕弱做媒，然后他们发现这家里头有一个受宠的、惯坏了的孩子，就是我，所以她所有的来这儿的男朋友就觉得：哦，闹了半天，要娶这个漂亮的上海小姐的话，最重要的就是要贿赂我。

    许戈辉：他们都怎么贿赂你？

    洪晃：买玩具。玩具红缨枪、布娃娃……那些玩具基本上都是跟梁夕弱相亲的人给我买的。

    许戈辉：我刚才听你这么一介绍，好像那些人和你到底是一些什么关系，你到现在都有点搞不清楚。除了外公外婆，在你的童年生活里边，谁给你的印象最深，谁对你的影响最大呢？

    洪晃：我觉得我小的时候是那样一个环境，史家胡同51号就像一个世外桃源，解放前的那些“牛鬼蛇神”“遗老遗少”，全都在我们家聚集着。

    许戈辉：你那时候应该算是受尽“流毒”了，那个时候我们都要特别朴素嘛，可是你却天天看到这些喜欢打扮、喜欢时髦的女人。

    洪晃：是的，所以我觉得我小时候的生活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跟我的同龄人脱钩的。为什么呢？就是他们在挺艰苦的时候，而且非常动荡的时候，我却完全是在一个暖瓶里头，说白了是有点腐朽，完全是那个大的政治环境所不允许存在的一种气候。我就是在这样的气候里头长大的。所以在走出这个四合院之前，我特别不识人间烟火。

    四合院里的一切似乎都缘于章士钊和毛泽东交情深厚而受到特殊的保护，然而到了“文革”，谁也无法逃脱时代的厄运。

    洪晃：梁夕弱、干妈、黎明晖，就因为“文革”，一下子就全散了，尤其是原来的这种上海摩登老太太就全没了，全蒸发了。

    走出大红门

    1970年，外婆的去世为洪晃的童年画上了句号，她开始到北京外语学院附属学校寄宿。

    洪晃：那年外语附校招生，基本上招的是工农兵。

    许戈辉：对，根正苗红。

    洪晃：出身要特别好，要么得走后门进去，我就是这样。到那儿，首先一看褥子这么老厚，就觉得这孩子有病。旧的床单是什么呢？真是我们家的一条旧床单，可能还是原来我外公在香港时的床单，那上头都写着MerryChristmas（圣诞快乐），我估计是一块圣诞节用的桌布，不是一块床单。这绝对是很反动、很资产阶级的东西。之后说盆，有三个盆，问这孩子是干什么用的，居然说还有一个是专门洗屁股的，怎么这么腐化啊？反正基本上到那儿的头半年，我天天都有恨不得跳楼的感觉。

    许戈辉：你是一个异类。

    洪晃：突然间一下子到另外一个世界了。

    许戈辉：那个时候，就算是家里条件好，你也一点优越感都不敢有。

    洪晃：在当时我觉得我的那种优越是一种耻辱，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思想是越无产阶级化越好，不是越资产阶级化越好；不是追求物质，而是要贬低物质生活，追求一种没有物质世界的生活。所以我就开始特别恨我家里头给我的这些东西。反抗的表现在于，星期六中午不是回家吗？吃完那顿中饭就可以回家。OK，吃完中饭我不回家，晚上回去。家里头总是给你做点好吃的，不吃。中午打饭，多打一份熬白菜拌米饭。我觉得这样才好，你们太不时髦、太不流行，让我到这个学校里头穷受别人的排挤，就是因为给我带来这么多东西。后来，盆当然就剩一个了，而且我还嫌那个盆不够旧，还要摔一摔它，磕掉一块漆，长点锈，这样才好。

    许戈辉：那老师和同学真的排挤你了吗？

    洪晃：那是肯定的，首先就说我吃饭比较慢。我不知道你在外语附校的时候，是不是还有吃饭时间的规定，就是说20分钟你得吃完，军训似的。

    许戈辉：小学一直是站着吃饭，没有坐的。

    洪晃：是，是站着吃饭。然后在那儿，别人都吃完了，你吃不完，全班在那儿看你站着吃。

    许戈辉：因为得排队去吃，排队回去。

    洪晃：对。该排队回去了，你还在那儿吃呢，那你就站着，全班人等你，你当着全班人的面把东西吃下去。那时我觉得特别丢脸，我怎么20分钟都吃不下三两饭？

    洪晃的生父洪君彦当时在北京大学经济系任教，正下放劳动，而母亲章含之已经荣升为毛泽东的外交翻译官。时代弄人，在风雨飘摇的岁月里洪晃迎来了父母的离异。

    洪晃：1973年5月份，我爸爸妈妈正式告诉我他们要离婚了，当时是我爸爸告诉我的，而且还是“五一”。我以为他要带我出去游园——那个时候“五一”都有游园的活动，结果我爸就在宿舍里头跟我说：“我和你妈要离婚了。”还记得那时候他从北大回来，送我回史家胡同。跟我说完这个事儿以后他就说：“今天我送你回史家胡同，但是我只能送你到灯市口。”他跟我一块儿坐公共汽车，先坐332路，到了动物园换11路，就是现在的111路。坐到了灯市东口，我下车了，他就跟我说：“妞儿，我不能再送你了，因为爸爸跟你说了，我和你妈妈已经离婚了，你自己回去吧。”然后我就要过马路，我爸爸就说：“你别一个人过马路，我还是不放心。”他又陪我过了马路，然后说：“OK，你走吧。”我就特别难受。当天晚上，我妈妈一看这小孩耷拉着脸回来了，就觉得我也知道这事儿了，她就逗我高兴，带我去看马戏、杂技。那天晚上基本都是看杂技，我在那儿哭了一晚。到现在我要是看杂技的话，不能看空中飞人，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一种条件反射的感觉。

    许戈辉：那个结在那儿解不开了。

    洪晃：那个时候离婚对我来讲是个特别恐怖的概念。因为我是特别害怕我太特殊，我已经去过外语附校，我什么都特殊，跟别人不一样，我特别想当主流，特别想跟大家都一样，因为这个对孩子非常重要，他不愿意自己永远是所有孩子里头最个别的一个。我觉得我三年里刚刚把自己转变成一个跟我周围的同学都一样的人，然后我父母又要离婚，我又和别人不一样了，因为别人的父母没有离婚的。70年代，哪曾听过离婚这么一说啊？

    许戈辉：你问过你爸爸妈妈吗？

    洪晃：我想问，有一次我问我爸爸，我爸爸就看着我跟我说：“妞子，你不觉得你应该走你自己的生活道路吗？我们不管做了什么错事，它能够成为你犯错误的借口吗？”就一句话把我堵回来了。从那儿以后，我就再也没问。

    1972年，“外交才子”乔冠华前往联合国。站在总理身后拼命鼓掌的小不点就是洪晃，不知她是否预料到眼前的大人物不久将成为她的继父。

    洪晃：有一次我正在写功课的时候，我妈妈推门进来，说：“妞儿啊，我给你介绍一个人，你见过乔伯伯吗？”然后他就进来了。他真是一个特别特别帅的人，他的大衣永远不穿上，永远是披在那儿的，虽然是一个特普通的长大衣，但有一米八几的个儿的话，就巨帅无比。特帅，你知道吗？就这么一个老帅哥儿进来了，我看着妈妈脸上的喜悦，就基本上知道他俩肯定是一对儿。我就觉得因为我看见的是老帅哥儿，不管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怎么样的，都高兴。

    许戈辉：按说那个年纪，十二三岁的一个小孩子，她的理解力，她的承受力——你那时候应该挺敌视乔冠华的。

    洪晃：我估计我那时候也挺势利眼的。那个时候的小孩特别政治挂帅，尤其是说党要你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样的心理压力还是挺重的。他那时候是开“红旗”的呀，没有部长能开“红旗”的——一般，伏尔加就不错了，前头挂个小鹿，人家前头是一面小红旗，这在小孩的心里，哇，那绝对是大官！第二呢，我可能也比较早熟一点，为什么人家会对你好，为什么人家会对你不好，为什么人家看你顺眼，基本上跟你自己没有什么关系，都跟你家人是谁有关系。

    纽约空降红小兵

    1973年，与洪晃一起的28个孩子被外交部选中送往国外，洪晃成为“文革”时代的小留学生。

    洪晃：12岁的孩子，1973年，要从中国送到美国去，我们觉得一到那儿就应该推翻美国政府了，我们就要解放美国人民了。真的，我那时候的心情就是这个样子的。实际上我们是去学英文的。

    许戈辉：那时候你们的英文是什么程度？

    洪晃：你想我们那时候上外语附校，第一课是LongLiveChairman-Mao（毛主席万岁），第二课是LongLiveCommunism（共产主义万岁），第三课是LongLivePeoplesRepublicofChina（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第四课是MyFatherIsaWorker（我的爸爸是一名工人），IAmaLittleRedsoldier（我是一个红小兵），基本上都是这样的英文。

    许戈辉：你记得第一天踏上美国国土，第一天进入学校的时候，当时是什么情形？

    洪晃：当时中国驻联合国的代表团在66街林肯中心的对面有一个大楼，我们全都住在那里头。

    许戈辉：让随便上街吗？

    洪晃：绝对不能随便上街。上学的第一天早上6点钟，铃响了。代表团有一辆特别大的黑色“林肯”，就像电影里黑手党的那个“林肯”，我们几个小孩就坐在后头，司机把我们送到学校。一下车，4个小孩穿得都差不多，不是深灰，就是藏蓝、黑的，“噔噔瞪”地就出来了。刚开始，全班都在一个大堂里头，我一进去——你想，我们那天早上是小分头梳了又梳，还擦了皮鞋，可是其他小孩基本上就是牛仔裤，这边还有一个大窟窿，还有美国小孩的T恤衫——啊！怎么这个样子呢，这是学校？一进礼堂，就看到一个蓬头散发的“大胡子”抱着吉他，“Hi！Everyone（大家好）!”然后所有小孩就在那儿嚷嚷，那个老师就抱着一个吉他说：“OK，everybodysingwithme（好，每个人跟我一起唱）。”这就唱歌了？看着老师，我们就在那儿傻了，我们觉得彻底完蛋了，这是什么地方？我们肯定到了最流氓的地方。因为我们在国内都是背手上课，举手回答问题。从这样的教育，一下子到了那种彻底不一样的教育，就让你觉得你已经到了火星上头了。

    后来才知道开学典礼上唱歌的人，是大名鼎鼎的摇滚歌星鲍勃?迪伦，他女儿与洪晃同班。

    许戈辉：那些美国孩子没觉得你们也像外星人似的？

    洪晃：他们也觉得我们挺像外星人，一个个穿着跟外星人似的小毛制服在那儿，紧张得都快崩溃了。

    因为没有人能给你解释这个文化环境。代表团的人是国家派去的，有好多东西，他不能够像现在的家长，在现在这样一个开放的社会里面，来给你解释这里面的文化区别，什么叫嬉皮，什么叫什么。其实他们也不一定知道，也搞不清这些美国佬到底是怎么回事。

    开学不久，我们被一个个分别送到美国人家里一起生活。

    你知道在国内，如果你们家来了一个外宾，不得了，那还得了？外宾要来了，家里得收拾得干干净净，外宾得请到上座去。而我一到他们家先是分配任务。你来了，遛狗、换猫屎盒、做三明治、带中饭，还有打扫卫生、洗碗。会做饭吗？要是会做饭的话，再做点饭。你就开始觉得自己成劳工了，成了他们家的阿姨了。我们那个时候发现自己是小阿姨，还过分殷勤，什么脏什么累就先干什么。天天给人家换猫屎盆什么的，也挺让人家笑话的，人家觉得怎么会有这么傻的一个人，专门找这种又脏又累的活干？专门换猫屎盆差不多四五个月之后，突然间反抗了，凭什么天天让我换猫屎盆？我不换了，咱们还是轮流吧。人就一下子顺过来了，融入了他们的文化，然后就不觉得这么累了。

    许戈辉：我还是在你的书里面看到，外交部的发言人章启月居然是你的同学。

    洪晃：对，她还在我们特别小的时候，就是一个发言人的坯子，特别乖。她是一个特别听话的孩子。我们平常闹，还有出去干什么的话，章启月一般就说：“你们就闹吧，闹到最后肯定要倒霉的。”她永远是我们那里面的一个大姐姐，能管着我们。

    许戈辉：其实说老实话，我相信你去上外院附校，包括我那时去上的时候，当时的理想就是成为章启月那样的人，对不对？要到外交部去工作，要做外交官，要做发言人，是吧？

    洪晃：对。

    爱情与婚姻的起伏

    二八少女初长成，走过跌跌撞撞的童年，洪晃会有什么样的青春和爱情呢？

    许戈辉：你什么时候发现自己生活的方式、生活的轨迹改变了？

    洪晃：1977年，中学毕业回来后，我基本上就是一个比较不老实的孩子了。我回来之后，跟启月在一个班，她是团委书记，是班干部，而我就成了永远都被人批评的对象。你还记得晚自习吧，就是吃完晚饭，全给关在教室里，让你写作业。我觉得这挺无聊的，就开始讲故事（可能我讲故事的本事就是从那时候练出来的）。全班男女生都在那儿听我讲希区柯克这种恐怖电影的故事，讲得那些小孩尖叫成一团。这事儿后来让班主任知道了。写检查，臭骂一顿。

    许戈辉：那个时候你应该是上高中了吧？十几岁？

    洪晃：高二，16岁。就算挺不三不四的一个女生。当着男女生一块儿讲什么亲嘴之类的事情。

    许戈辉：你在美国的时候交过男朋友吗？

    洪晃：没有，不敢交。因为那时要是交了的话，估计就得被遣送回来了。

    许戈辉：但是在美国，那个年纪的女孩，就应该交男朋友了。

    洪晃：对。我那个时候特别喜欢……我们学校有过一次乒乓球比赛，我打了一个第二名，输给了一个黑人小孩。输给了他以后就开始暗恋他。

    许戈辉：要是他对你有感觉的话，你就团结亚非拉人民了。

    洪晃：对，就是。我估计代表团考虑到我爱上的是一个黑人，也会比较照顾一下，这还是比较革命的一个举动。

    认识洪晃的人都说她酷，酷在她风趣率真，酷在她不拘小节，更酷在她面对每一次爱情都保持着情窦初开的温度。

    许戈辉：你觉得你是对生活中的这些小节大大咧咧，还是对感情本身就大大咧咧的？

    洪晃：我觉得，如果你说对感情这个事大大咧咧，我可能有这一面，我必须承认这是我的一个毛病，因为我不太愿意在感情上下太大功夫。但是，我觉得我交的男朋友，还都是挺好看的，可能我就是忙里偷闲，对这件事情比较重视。好多人觉得感情是一种付出，你爱他，你就应该付出。我觉得感情应该是一种享受。你爱他，因为你特别想爱他，他也特别爱你，而且这个过程给你带来的是莫大的愉快，而不应该是一种牺牲。我特别怕人家说这是对爱情的考验。我觉得爱情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一考验不就给烤煳了吗？烤糊了，就不好玩了，为什么要考验它呢？非要把一件很好的事情放在一个很艰难的环境里头，它肯定会崩溃的。

    许戈辉：所以你才离了三次婚？

    洪晃：对，当然这也不能成为我离三次婚的借口，可能是我对婚姻的看法有问题。在别人看来，结婚不结婚都是特别大的一件事情。首先这个男人该不该当她丈夫，她会很严肃、很认真地去考虑这个问题，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说在结婚前结婚后，的的确确能看出一个女人的变化，结婚前能经常出去玩儿什么的，结婚以后就的的确确收敛了很多，安下心来了。我没这个概念，我跟任何人结婚不结婚，结婚的前一天和第二天的感觉一模一样，这张“纸”白扯。我永远都不会觉得，就因为我扯了这“纸”，我得对这个人多负一点责任，我就没这感觉。

    还在“文革”期间，12岁的洪晃就被外交部送往纽约，大学三年级嫁给一位法律专业的美国青年。1983年继父乔冠华病重，洪晃携夫回国。

    洪晃：1983年那个时候，没有一个正式的邀请是回不来的，除非我们俩结婚。实际上当时我们是因为想给他混一个回中国的签证。我那时候上大三，特别怕回来之后出不去了，所以也觉得他跟我一块儿回来保险一点儿，所以就这么结了婚。

    许戈辉：你这个结婚的消息是怎么告诉你父母的？

    洪晃：我结完婚就特高兴地给我妈打电话，我说妈没事了，我能回来了。我妈说：“你别回来，你还是上完大学再回来。”我说：“没事，Andrew跟我一块儿回去，我们两个人一块儿。”我妈说：“那签证什么的怎么办？”我说：“没事，我已经弄好了，我们俩结婚了，就可以一块儿回来了。”我妈说：“什么？你干什么了？”我说：“我结婚了。”我妈就半天没说话。

    大红门里的一切都似乎过于沉重了，鸿儒、名媛和才子，到洪晃这一代作为名门叛逆已初见端倪。

    洪晃：后来我才知道，这事儿可能毛躁了点儿，不算太好。

    许戈辉：你那个时候心里对Andrew满意吗？你觉得他是你的终身伴侣吗？想过“终身伴侣”这个词吗？

    洪晃：没有，我觉得挺好的，就这么着吧。我在这方面我缺根弦，缺根筋。

    许戈辉：一定是12岁到美国把你脑子搞乱了，你说中国的女孩子哪有对婚姻没有幻想的？

    洪晃：是，我觉得第一就是我爸我妈的离婚让我觉得家庭不是一个永恒的东西；第二就是在美国的那几年，纽约的那些比较自由主义的感觉，那些嬉皮的感觉，自然会重一点，对家庭真是没概念，所以第一次就这么结了婚，一直到1985年回国。

    1985年，洪晃成为德国某公司的高级职员，据说她的月薪高达7000美金，而当时中国大部分城市居民的平均月收入不过70块人民币。极大的落差让24岁的洪晃不知身处何处，当她坐着奔驰去跟外商谈判时竟觉得意兴阑珊。恰在此时，她遇到了在中国影坛崭露头角的陈凯歌。

    许戈辉：到1985年回国，他回来了吗？

    洪晃：他也跟我回来了。我那时候在一个外国咨询公司工作，给那些想到中国来发展的外国公司当咨询员，那时候挺可笑的。1985年的时候，我才24岁，什么都不懂，但来的全都是国外最大公司的大头儿，然后我们摇身一变就从大学生成了顾问了，实际上我们就是翻译。

    她不算漂亮，但绝对聪明；她不算优雅，但绝对性情。她的魅力源于自信和才情，她被人们称作“名门痞女”。

    洪晃：Compatibility（兼容性），就是你们两个人是不是合适。有的时候跟一个人在一起你可能很有激情，但是你们两个人真的不合适，一到生活的细节，你就发现，每一个关口都是错误的，根本没有办法吻合在一起。

    许戈辉：按理说第二个丈夫陈凯歌，也是大家最关注的。你们都是中国人，两个人有着很相似的文化背景，还有在艺术上共同的追求和爱好，应该说是充满了共同语言。

    洪晃：我了解陈凯歌是由于人家推荐我去看《黄土地》①。我看完《黄土地》的时候，的的确确是非常震撼，因为那个时候好像才是1985年、1986年，首先从我们成长的时候起，中国的艺术就是社会主义写实，然后在美国看了这么多不管是好莱坞的商业片，还是欧洲的片子之后，你就特别觉得不给气儿，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拍一点好的艺术片？我看了《黄土地》之后，就觉得太棒了，完全像一首诗！

    那个时候我们住在友谊宾馆，在苏园租了一个房子。当时凯歌正在制作《大阅兵》的后期，我们就认识了。认识之后，陈凯歌就去拍《孩子王》了。他拍《孩子王》的时候，Andrew还去外景地瞄了一眼，我曾经有过一张照片是陈凯歌跟Andrew一块儿在《孩子王》的外景地搭着肩膀、搂着后脊梁一块儿照的，特亲热。这倒挺有纪念意义的，但是后来就找不着了。回来之后，我和Andrew就吵翻了，然后Andrew就走了。

    许戈辉：你和Andrew吵翻和陈凯歌有关系吗？

    洪晃：没有，一点关系都没有。

    许戈辉：那你什么时候发现自己爱上凯歌了呢？

    洪晃：我有两个困惑，一个困惑是我回到中国来，嫁了一个外国人，在一个外国公司工作，我还没有一个回到家的感觉，我觉得怎么在中国我成了一个老外？我周围所有的人，从客户到同事全都是外国人，然后我就觉得我跟中国人的隔阂特别大，我对这个感觉特别不舒服。第二个，我的物质生活已经有保障了，然后我就开始琢磨这种工作是我要干的吗？我一辈子都要给人家当咨询顾问了吗？把外商全引到中国来做合资企业，我终生就干这个了？我就靠这个挣钱了？我是特别想发财吗？相比之下，《黄土地》对我来讲更重要，陈凯歌对我来讲也更重要，就是因为在那个时候我跟他好，才头一次让我接了地气，这个的的确确是他给我的。跟他好的这个过程，让我真正地回到中国来，在中国文化中间重新找到了我自己的位置。另外，就是那个时候对艺术有那种特别的感觉，搞艺术的，为艺术献身，哇，太高尚了，太伟大了。这个金钱，金钱是多么肮脏的东西，而艺术高尚到这样。就有这样的感觉，那时候年轻，26岁，挣了点儿钱，觉得生活空虚，死活要跟艺术沾点边儿，有这种原因。

    许戈辉：那要用我们比较通俗的话说，那时候算不算你追他？

    洪晃：那时候，我不算太会追男人，因为你知道，我认为我自己长得特别不好看，我觉得我追人家挺丢脸的。一般的话，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挺会调情的人。

    许戈辉：你怎么跟他调情的？

    洪晃：女人老觉得男人有幽默感很重要，其实女的有幽默感也是挺重要的。就是说谁都愿意跟一个特别愉快、特别轻松的人在一块儿，这一点我能做到。但是有没有chemistry（化学作用），有没有这种火花，那倒是另外一回事了。很明显，刚开始的时候，还是有火花的。本身陈凯歌这个人一米八几，导演，26岁一个小女孩对一个男人所崇拜的东西他都具有，所以肯定是从崇拜到仰慕，又到喜欢他的电影，一下子陷进去，是挺自然的一件事情。

    许戈辉：那他作为一个导演，身边美女如云，你那个时候有安全感吗？

    洪晃：我就是跟陈凯歌好了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嫉妒。真是一种特别特别不好的感觉，突然间就会发现怎么会有这么多女人都喜欢他？我就晕菜了，因为我从来没有处在一个要跟别人去抢一个东西的环境里头。

    许戈辉：你从小就不缺什么，你想要什么，它就应该是你的了。

    洪晃：我要去争取一个东西，要跟人家抢一个东西，但问题是从我的教养和我的教育来讲，我不应该对人家无理，虽然你特别希望……就是那种泼妇的愿望全都在那儿，但是你受的教育又告诉你说不行，你应该非常礼貌地对待这些女人，而且他没做错什么事，她们喜欢他也没做错什么事。这就是你嫁给这么一个人，你要处理的关于你自己选择的一个问题。

    许戈辉：你有过泼妇的行为吗？

    洪晃：没有泼妇的行为，但是有泼妇的欲望，这对我来讲是一个特别大的心理发现。但是我怎么会想到泼人家一脸水呢？我怎么会干这种恶劣的事情？这不是我啊！到最后，我之所以要离开这个婚姻，就是因为我觉得它会把我最恶劣的一面带出来，这没有意义。第二也的的确确是在生活细节上，两个人真是合不到一块儿去。我坐在这儿说话，应该是有点自己抽自己嘴巴子，因为我也在接受一个电视的采访，但是我对他要成名的重要性，跟我生活的其他标准就差得太远了。